文庄在政治顾问团工作期间，作为越南语翻译跟范文同参加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图为文庄前往日内瓦途经莫斯科留影

文庄，原名舒守训，云南鹤庆人，生于1922年。早年他在昆明上学，后来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上大学期间，文庄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7月入党。1947年夏临毕业时，文庄已是云南大学学生会主席，昆明学联三名负责人之一。由于身份有所暴露，地下党组织要他撤退到越南去，视情况许可在中越边境地区组织武装力量。

1947年深秋，文庄和新婚妻子叶星（原名杨月星）离开昆明，跋涉三个月进入越南老街省。在等待新任务期间，已掌握英语和法语的文庄开始学习越南语。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三个多月下来，他的越南语大有进步，使他对于熟练掌握这门新外语充满信心。

不久，文庄、叶星来到越南富寿省，见到了越南华侨委员会主任李班并在他领导下工作。1948年春天，庄田率领的滇桂黔“边纵”开入越南河阳（即河江）整训，边纵致电印支共中央，要文庄等人前去河阳到边纵工作。

李班闻讯后告诉文庄，因为工作需要，印支共中央希望来到了根据地的中国同志留在华侨工作委员会工作。不久，法军向越北大举扫荡，文庄和叶星随印支共中央撤到太原北部的中央根据地，和许实等人一起办石印的《越华亲善》报。当时侯寒江是华侨委的南方工作委员。他们向印支共中央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身份，在印支共组织中“借过组织生活”。

1948年秋，由李班安排，文庄第一次见到了胡志明，他后来回忆说：

1948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我得到通知去见胡志明主席。交通员带我从印支共中央华侨委员会机关出发，沿着林中小径穿行约两三公里，来到一个树荫掩映下总共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岱族小村寨。我们在一幢山边小竹楼旁停下。印支共中央负责华侨工作的黄国越在木梯口迎我。脱鞋上楼进入屋内，只见一位留着东方长髯的长者席地而坐。当然，这就是我到越南后向往会见的那位传奇般的越南人民的领袖胡志明主席。

“伯伯好！”我快步上前，按越南干部的习惯向他问好。

“老弟好！”他依然盘腿坐着，伸手同我握手，态度和蔼而自然，完全不像我心目中初次晋见的外国领导人。

“你会说越语了吗？”胡志明问。

“学会一些了。”

“那好，欢迎你来越南工作。在越南工作就得懂越语。”

胡志明知道我是从云南来的，即问我认不认识云南地下党的马子卿和陈方。我说不认识。他说，1940年前后，他多次到过云南，就是同他们联系的，得到过他们许多帮助。他又问我云南近况。我就自己所知和越语表达能力所及，简单地谈了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以来云南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反对美国干涉等情况。有几处，我的越语说不清楚，他当即为我纠正。我讲到1947年昆明反美大游行，要求美军撤走。他说：“我在云南是抗日战争时期，那里就有美军，但当时还是同盟军。”

接着，我简略汇报了华侨工作，着重说明当前越南解放区的华侨工作主要是动员华侨群众积极参加抗法战争，同时尽可能解决一些同华侨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他说，在动员华侨抗战上，“现在基本没有问题了”。

我问他对华侨工作有何指示？

胡志明说：“要继续加强华、越人民之间的团结，共同抗击法国侵略。你来越南不久，要多注意了解情况，还要努力学习越语。你学得快，但发音还不够准确，还要多多努力。”

文庄的回忆颇为动情：

初见这位仰慕已久的越南党和人民领导人，我心情十分紧张，思想集中在考虑如何应对和如何用越语表达。然而一开始交谈，他那亲切、自然，完全不拿我当外人看待的态度，使我感到像是在同一位自己的老师谈话，拘束感很快消失。我逐渐注意到，胡志明虽然年逾半百，形容清瘦，但面色褐里透红，两眼炯炯有神。他身着深褐色的越式短上衣和宽筒裤，披一件灰绿色美军夹克，赤着双足，俨然一位当地老人。

1950年冬，文庄调到罗贵波身边工作，组织关系转入中国政治顾问团。经过几年的努力，文庄熟练地掌握了越南语，成为中国顾问团最得力的越语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