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世界上没有一切都顺利的时候。1952年雨季对邓逸凡来说毕竟是有些不愉快的。入越将近两年了，他没有回国探亲和休养，原因大概在于他和妻子之间在感情上的隔阂越来越深了。这年夏天，他接连收到来信，妻子明白地告诉他，分手的时刻已经到来，一切已经无可挽回。

邓逸凡复信同意离婚，表示自己还将留在越南一段时间，在北京当办的事情，由她在北京办就是了。在雨季的越南丛林里，邓逸凡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离婚对邓逸凡难免有影响。他本来说话就不算多，在这个夏天似乎更沉默了。作者在几十年后与他谈起此事，他只是淡淡一笑说：“没什么。”不过，在自身感情生活遇到挫折之际，他非常关心部下们的生活和婚姻，只要了解到哪个顾问还没有结婚，他总是慷慨地准以假期，让年轻的顾问回国相亲。

再残酷的战争也阻挡不住人类的爱情。当时，师级顾问大都有了眷属，团一级军官都很年轻，凡尚未结婚的，邓逸凡都批准回国寻结良缘。这一切自然带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回想起来每个人都感慨万分。

1989年夏天，当年的顾问团成员聂如惠深情地回忆了她的婚姻：

我是贵州盘县人，1930年生，抗战胜利后到云南昆明上高中，在学生运动高潮中，先参加“民青”，又于1949年初加入地下党，当年秋离开昆明进入滇北参加了“边纵”独立团。建国以后我来到昆明，在云南军区办的速成中学当教员。

1952年夏，周耀华从越南到昆明休假，我想一定是领导上有意安排，总之是在我们学校教务主任的家里，我们第一次见面了。周耀华是河北藁城人，比我大7岁，那年29岁。初次见面，我们彼此印象不错。

从那天以后，周耀华天天派他的警卫员给我送一封信，每天读他的信成了我的一桩大事。年轻的警卫员来得勤，信还非得送到我手里不可，不能转交。学校的协理员不知道怎么一下子不乐意了，为这事我和他吵了一次。协理员的“无情阻挠”使我和周耀华之间的感情迅速升温，距离第一次见面还不到一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以后，军区同意我随周耀华去越南军事顾问团，我就此成为团部的工作人员，留在顾问团团部当书记员，担负抄写和文件管理。到了越南以后，周耀华赶着参加西北战役，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在越北，我工作到1953年的秋天，在又一个旱季到来之前和丈夫一起回到昆明。

顾问李增福的婚姻经历比周耀华略晚些，几十年过去，他作此回忆的时候思如泉涌，几度停下话语，沉浸在悠悠往事之中：

边界战役以后不久，我和周耀华被抽调到设在中央根据地的越南陆军干部学校，给越军团、营军官们讲课，一干就是八个月。我们的驻地在太原，离越南的中央机关很近。我算得上性格开朗的人，很活跃，顾问团首长都愿意和我说上几句话。也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和平战役以后，不少顾问回国轮换了，我一直没有动，就在太原那个小山沟里成天忙着。

到了1953年初的一天，邓逸凡找我说：“小李，人家都回家看过了，你也回家看看老人吧。”

我告诉他，我回去，恐怕连家也找不到了。1946年我离开苏北去东北，母亲赶到驻地来和我见了一面，此后全没了音讯，我打听了几次也没有打听着，只怕回去了要伤心呀！

邓逸凡说：“现在国内和平了，你总有个亲戚在家乡吧，回去一打听总能有个下落，要不然，找地方政府，他们也会帮助你。还是回去看看吧。还有，要解决什么事情，也趁回去的时候一起办一办。”

听首长那么一说，我心头一动，就回了江苏沭阳县。我先找到了姨父，果然打听着了母亲的下落。原来母亲已经搬了家。

我急急忙忙赶回家，从一个破草房里先出来的是弟弟，他一见我全副戎装的样子，竟吓得缩了回去。接着是母亲出来了，一看见我，她哗哗地流泪，哭了起来。

走进小草屋，原来两个弟弟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家里很破败，和我走的时候差不多。母亲到邻居家借来一块豆腐，我们在一起吃了晚饭。

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想，家乡怎么这样穷呀，可是在过去，就是这穷地方养活了我们新四军。第二天，我叫上警卫员，到城里买了一套家具搬回家。那时我存了一千多元钱，这在当时可是不得了的事。我还拿出一笔钱，为家里修了房子。这一下震动了我的家乡，母亲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在家住了一个月，我回到广州听候顾问团的命令，准备随时回去。在广州军区招待所住下不久，军区组织部长把我叫了去。我和他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叫我去做什么。他倒真痛快，开门见山地对我说：“你26岁了，还没有对象，这次回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吧。”

我大吃一惊，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就回答：“我还年轻，这些年光想着打仗了，没有认真考虑婚姻问题。再说，我也不认识人呀。”

部长哈哈大笑：“不认识人没关系呀，我们给解决了。我找几份档案，你先看看吧。”

我回到招待所不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好几份女青年的档案，有照片有文字。当然，她们也都是军人。我挨个看了一遍，都挺好，就是我没有主意。我还琢磨，这事接下来怎么办呀？第二天部长又叫我去了，问我选中了哪一个。

我张着嘴说不出什么，想了一想，说：“都挺好，可是我谁也没有见过面呀。”

部长低头从几份档案里挑出了一份，递过来，问：“她怎么样？”

我还是不知说什么好。部长说：“既然这样，那就见见面再说吧。”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年轻姑娘进来了。部长介绍说：“这位就是在越南打仗的李增福同志，你们谈谈吧。”

部长这么一说，我们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顿时一人憋了一个大红脸，面对面坐下来，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摆了。这比指挥一个营、一个团打仗难多了。

“谈谈呀。”部长直催我们，可是我们说什么呢？部长抽身走出屋子，让我们两人在一起谈几句。可是我们这两人呀，互相看了看，马上各自低下了头，过一会儿又抬头看看，到末了还是没说出话来。

一转眼，部长回来了，问：“谈得怎么样？”我别扭地说：“还没说什么呢。”

“那就说呀。”部长又催了几次。可是有他坐在跟前，我们就更说不出什么了。还是部长老练，笑一笑说：“不吭声就是没有意见啊。”他把手一挥，就像我们打仗时司令员作决定那样：“那就定了。”

定了，我的婚姻就这样定了。1953年5月，我们才见过面不过十多天光景，反正不到二十天，就在广州结婚了。新婚妻子是军区报务员，山东莱阳人。幸运的是，我们结婚以后感情还真不错。但在事后想想部长大手一挥的样子，我们都有些后怕呢。这样的婚姻我们的后代大概是不会理解了，因为它只能是属于过去那个时代的。

两个月后，我回到了越南。事后一想也就明白了，中南军区怎么知道我没有结婚呢，当然是顾问团委托军区办的事。我们那个年月，有许多婚姻就是这样结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