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的第一周，奠边府激战正酣，法军伤亡惨重，奠边府中心区野战医院里挤成一团，血腥扑鼻。摩洛哥籍士兵昼夜不停地在地下野战医院里挖掘新的“病室”，以安置每天增加的伤员。更有数百来自欧洲和非洲的士兵草草葬身于异域荒野，化作家人缠绵不绝的梦思和垂念。

对德卡斯特里来说，4月第一周即将结束时的情形更加不妙。奠边府主阵地上，只有四辆坦克还能执行作战任务。大口径炮弹所剩无几，大概只能支持一两夜的作战消耗。他只好不停地向科尼呼叫，请求增加空投。

越军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前一阶段对兴兰和独立高地两个高地的攻势作战，还有许多战士被俘。但在阵地态势上越军的情况要好得多，已经从东部和西北部两个方向上压缩了包围圈，使法军难以从空中补给。只是究竟如何打破法军的拼死抵抗，武元甲一时找不到好办法。

韦国清也为此事着急，一夜一夜地失眠，头痛欲裂，不得不整天带着奇特的“健脑器”。他的苦思形象感染了越军作战局副局长陈文光，他在40年后还生动地回忆说：“那个时候，由于战事紧张，韦国清将军头痛，我也头痛。”

1993年6月24日，韦国清夫人许其倩在北京看望来访的前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陈文光上将

使韦国清感到很有压力的同时，日内瓦会议一天天临近，中国和苏联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4年3月9日，中国大使张闻天拜会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报中、朝、越三方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初步意见。莫洛托夫认为中方代表三方提出的意见很好，他将提交苏联外交部作进一步的研究，还表示欢迎中、朝、越三方代表团于4月中旬到莫斯科来。

莫洛托夫说，苏联最近已开始了会议准备工作，参加人有副外长葛罗米柯、库兹涅佐夫、费德林及苏联东南亚司司长诺维科夫。

3月底，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的成员基本确定为：

团长：周恩来

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

秘书长：王炳南

团员10人：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黄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龚澎、雷英夫、王倬如（后来又增加了吴冷西）。

由于会议与印度支那问题有关，中国代表团设越南组，由9人组成。另有综合组10人，新闻宣传组19人，秘书组6人，俄文翻译5人，英文翻译4人。

按照中国、苏联和越南三方约定，为了做好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准备，4月1日，周恩来、王稼祥、师哲和正在北京的胡志明同乘一架飞机，前往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协调共同立场。

周恩来、胡志明一到莫斯科就参加了由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主持的圆桌会议，苏方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苏斯洛夫等参加。张闻天也参加了会议。

赫鲁晓夫首先发言说，即将举行的日内瓦会议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会议，中国、朝鲜、越南三国与会本身就不同寻常，是东方阵营的一个胜利。赫鲁晓夫表示，对会议要力争取得某种成果，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不是空想。

老资格外交家莫洛托夫发言，认为在日内瓦会议上可能取得某种成果，这取决于双方的努力和究竟能够做出哪些让步。他说，苏、中、朝、越四方应该确定自己明确的立场、态度和原则，同时又必须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预见性。开起会来要随机应变，妥善处理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

周恩来发言说，中国能够参加日内瓦会议，本身就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胜利。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个会议，阐明自己对世界问题的立场和看法，对未来的事态发展是有好处的。由于世界上两大阵营目前都有停止武装对抗的意愿，所以解决某些问题，比方说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也是有可能的，应该努力争取。

周恩来指出，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有微妙之处，那就是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虽然和中国有着切身的利害关系，却并非中国自身的事情，所以需要特别小心谨慎。这次日内瓦会议的召开，是苏联与西方三大国直接磋商的结果，中方对这次会议的背景还不太了解，希望苏联外交部为中国方面作些介绍。这次，周恩来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三天就返回北京。在向毛泽东汇报中苏双方对日内瓦会议的准备情况后，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近日再去莫斯科，进一步协调立场、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