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情虽已成为历史，但它经久不衰地深深地刻印在脑海中。

人到中年，一有空暇，便爱回味自己走过的路、经过的事，而自己最爱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回顾在北京卫戍区某部与战友朝夕相处、互帮互学、团结友爱的七年多军旅生涯。

那个年代，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们在解放军这所大学校里，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并在互帮互学中结下了永生难忘的战友情结。

学政治。当时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除有雷打不动的一人念大家听集体学习外，还有持之以恒的写心得体会个人学。读书笔记除在班排执勤点上观摩外，好的还要在连部（位于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红楼，建毛主席纪念堂时拆除）展出，并定期介绍读书经验。我的第一任班长是山东人，叫孙胜，文化不高，但十分憨厚。他不仅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日常生活，而且还不知跑到什么地方，为我做了一只涂着红漆闪闪发亮的精美毛泽东选集盒。这使我这个新战士深为感动，至今这个毛选盒我还保留着，成为连结战友情谊的永远珍藏品。为搞好学习，我还到王府井书店购买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书籍，使自己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对待某些重大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了初步理解，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也有了一定了解，特别是对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的伯恩斯坦、考茨基修正主义等洋反面教员的本质也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老同志帮助下，随着理论水平逐步提高，我参加了连队的理论学习辅导班。我记得可能是解放军画报社的两位同志还请我和辅导组的另两位战友到革命博物馆一楼隔着玻璃以天安门为背景拍摄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演讲的照片，反复拍了多次才完成，最后也不知刊用了没有。当时，我们都是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的。在担负理论辅导的同时，我还应邀担任了北京市东英小学、法华寺小学、景山中学等六所中小学校外辅导员，并担任了位于人民大会堂西侧团家属院学生们假期辅导员，给同学们讲些革命传统课并共同参加一些校外活动。

学军事。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执勤站岗。所以学习军事都是为警卫工作服务。学习的内容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如何站好礼宾哨、固定哨、游动哨、高空瞭望哨、便衣哨和迎送外国元首哨及其他保卫中央首长的临时警卫哨。要站好这些不同类型的哨位，首先都要练好军姿。所以练队列，走正步，练站如松的执勤仪表就成了主要课目。练正步练得两条腿又疼又硬难以上床。烈日当头的盛夏，立正姿势一站两个小时纹丝不动，汗水浸透衣服，顺裤子流在鞋里。寒冬中“两挺一收”的木偶式站法把并拢的五指冻麻痛。经过官教兵、兵教兵的反复练习，我们这些新战士才基本适应各哨位。但有时还出些意外。1971年盛夏的一天，一位与我都是该年刚入伍的河南籍战士，在某礼宾哨值勤时，住在该宾馆的一位外国领导人正在人民大会堂与我国领导人会谈。由于该哨穿的都是比较高级的毛料军服和高腰黑皮鞋，身扎腰带，手握自动步枪以立正姿势在烈日下曝晒了两个小时，快到换岗时，他有些坚持不住了，正在这时，大会堂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会谈已完，外宾很快回宾馆。按惯例一般不在外国领导人进出宾馆时换哨，因换哨时上下哨共六人，怕影响车辆出入，故这班哨必须坚持到外宾车辆进宾馆后再换哨。当外宾车队回宾馆后，这位战士实在坚持不住了，笔直地晕倒在哨位上。战友们立即将其抬到电扇下吹风，并用凉毛巾擦拭，才清醒过来。第二种就是练射击和刺杀。卫戍区警卫部队比较特殊，一般都吃住在所警卫的机关内，没有自己的营房和训练场。我们连搞军事训练一般都集中在历史博物馆的院内或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便道上。射击是我的长项，每年的几次西郊靶场打靶，我的手、步枪射击都是优秀。在实弹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中，连队干部都亲临一线，具体指导，慎怕出事。有一次打靶，一位四川籍新战士手枪板机没扣到位，别人随着口令子弹射出，他的枪没响，慌乱中，他举着手枪面对在身后指挥射击的连长请示如何办。连长大惊，严令其调转枪口，待其定神后，又细心地教其射击要令，使这位新战士完成了射击任务。官兵关系可见一斑。刺杀训练也是件非常苦的事。有时练得两个虎口都出血。记得卫戍区刺杀标兵是参加全军比赛获第二名的我师一名1971年入伍的战士，名字忘记了，他能连续刺杀1100多枪，而且动作规范。第三种是练擒敌拳。这是警卫战士必学的一种武艺。从新兵入伍一直到退伍翻来覆去一直要学。由于各个动作要求猛、准、狠，所以每次训练，尽管老战士不怕摔打，先作示范动作，但新兵每学会一个动作还得受不少皮肉之苦。记得1973年初，我刚任班长不久，我们团便在北京政法学院集中轮训班练长擒敌拳（当时该学院学生大都上山下乡，仅有少部分留守师生）。在铺着炉渣的路上摔打，渣尖硌得全身钻心疼，跌得胳膊红肿，吃饭手都拿不住筷子。特务连一名干部当我们教员，训练时要求十分严格，训练结束便给我们打水，帮受轻伤的同志擦药，讲故事逗大家玩，忙前跑后，使生硬的训练充满乐趣。娴熟的擒敌技巧使不少战士在执勤中大显身手，制服了不少犯罪分子。

学新闻。记得刚下连队时，我连新战士中连我共有六名高中生，当时部队对新闻报道很重视，集中我们六人学习写稿件。同志们都不怕吃苦，熬到深夜都在苦思冥想地写稿子。但由于初学乍练，还没有扎实的基本功，所以写的稿子送到报社都如石沉大海。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一篇篇稿子在被各报社编辑“枪毙”的同时，也得到了编辑们不厌其烦的热情指导。至今回忆起来，仍对《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编辑们的热情指导帮助记忆犹新。

经过磨炼，部队领导看我像块写稿的料，便让我参加营、团、师各级举办的新闻报道培训班。在听取部队专业新闻干事讲专业课的同时，培训班还邀请著名作家浩然和各大报社名编辑记者给授课，使我逐步掌握了一些写稿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自1973年后，我先后在《北京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发稿。当时受表彰最多的单位除我团外还有师属仪仗营（即到机场接受外国元首检阅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除部队重视新闻工作外，新闻单位也对通讯员给以关心和支持，不断寄发一些内部资料和不同时期的报道重点提示，有的还让参加一些展览、体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大概是1977年，《人民文学》给我寄来一份请柬，让我参加在天桥剧场举办的纪念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发表二十周年文艺晚会。晚会除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外，还请当时刚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李淑一同志在女主持人的搀扶下，用浓重的长沙话呤诵了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和她的《菩萨蛮》词。著名诗人臧克家也即兴赋诗一首，大概意思是以北极熊为借喻物讽刺当时的苏联，他用原汁山东话朗诵，博得大家热情的掌声。

学生活。我们在部队的日常生活中，经过老战士的传帮带，主要学会了五项内容。其一是会打背包，整内务，缝补衣服、被褥。人人都有一个针线包，在老兵手把手的指教下，一个个毛小伙都学会了做针线活。同志们谁有病了，大家就帮他洗衣服；谁拆洗被子，大家就帮他缝。处处体现了大家庭的温暖。特别是1971年卫戍区在全军首先试穿的确良新面料军服后，大家更是勤洗勤补，不让衣服有任何污垢和破损，保持了首都军人的良好形象。其二是会做饭。主要是包饺子，我就是入伍三个月后便在老兵帮助下学会了擀皮、包饺子这道活的。后来班里的邯郸籍战友王泽和张春旺包饺子既快又好，一遇吃饺子我们快速包好后，便去找在炊事班任班长的邯郸老乡张家国提前安排煮锅，所以全班吃饺子总是吃在前边。其三是会插稻秧。当时团部的稻田在良乡，连部的稻田在北京市北郊，菜地在广渠门双井附近。我虽干这种活不多，但作为北方人学会这种南方活也蛮有意思的。其四是会谈心。谈心是当时部队十分有效的思想工作方法。新战士爱想家，爱背思想包袱，老战士便找其谈心，推心置腹，春风化雨，一直使其解开思想疙瘩为止，使互相关心的战友情体现得淋漓尽致。我入伍到第五个年头才第一次探家而未被想家所困扰，便得益于这种兄弟情的温暖方法。有一位山西籍战士，常爱闹情绪，动不动就“背铺板”。除给他做病号饭外，不少干部战士和他谈心，交心，终使其受到感化，愉快投入到正常工作之中。其五是有困难就上。我连地处天安门广场周围，日常生活有两大特点：一是中央领导和外国首脑在此活动频繁，临时任务多，执勤任务重。一到此时，大家便争先上哨，这种风尚一年一年往下传。1976年元月周总理逝世，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搞吊唁活动。我连抽调部分官兵执行警卫任务，当时一个哨位仅有两个人，我便安排班里其他同志上正常哨，我到文化宫上最累的临时哨。虽然一天上哨十多个小时，事后累得也大病了一场，但心里很高兴。二是参加欣赏性、娱乐性和大型政治性活动多。每遇到诸如看各种球赛、看文艺演出和非警卫性质参加的党和国家大型活动，同志们都主动将这些好事让给别人，自己在家里上岗。当新兵时，我到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到首都体育馆看打乒乓球，到北京饭店看节目，到景山附近的体育场看穆铁柱等打篮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礼堂看杂技等，有不少是老战士让给我去的。有一次到外交部去看电影，老战士都争着在家替新战士站岗，让新同志去。我记得那是一部还没有译成汉语的越南故事片，片中描述的是两个青年男女主人公在战火纷飞的抗美救国战争中边战斗边相互爱慕的故事。电影是边演边由一位小伙子翻译，他身兼男女的绵情对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次小小的看电影事件使我对老战士那种好事让给别人的做法深为感动。这成为我后来多年部队生活仿效的一个基准点，从而加深了卫戍区那段战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