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9月的某一天，在北京交道口南的一个小院里，搬来了一位满脸绉纹，精神气十足，开口晋中方言颇浓，一副农民装束的老汉。他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

陈永贵搬到此院之前，先后在位于复兴路上的京西宾馆和位于三里河路上的钓鱼台国宾馆住过。那是因为他在1973年9月党的“十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而应有的待遇。但是，这位与土坷垃打了多半辈子交道的大寨领头人，虽在省、县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但多数时间依然扎根在他那奋斗不止具有那个时代象征的虎头山。突然间，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住进戒备森严的国家最高级住所，又有秘书、警卫、服务员、司机、大师傅等一大帮子人伺候，在这一尘不染的世界让其与土地拉开了距离，他确实感到别扭和憋闷，无所适从。很长时间难以适应走到哪后边跟着警卫，啥事都有服务员代劳的清闲生活。特别是那些整天看不完又不会看，批不完又不会批的文件更使他烦心。但这是国家的最高层，也是这个级别工作需要的规定，他看不惯也无可奈何，但他那双大手劳动惯了，一闲就浑身不自在。于是，一起床，自己叠被子，自己扫地，自己洗杯子，倒烟缸，擦茶几，关走廊的灯，就连服务员到他的房间看电视（因当时只有首长的房间配有彩电），他还满脸含笑地给他们泡茶。这些都使工作人员都对这位慈祥的“陈大叔”有了一种纯朴的深情厚谊。

他还让秘书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自己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到处跑，三分之一回大寨的“三三制”。并提出要搬家。毛泽东不仅赞同陈永贵的“三三制”，还在他的报告上批上了“钓鱼台无鱼可钓”。于是他与工人出身的副总理吴桂贤搬出了钓鱼台，吴桂贤就住在与他相邻的西边院。

陈永贵在交道口住的四合院，座北朝南，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60余米，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一排南屋分别住着警卫班、警卫参谋、秘书、大师傅等工作人员。前院的东屋是车库，当时为他配了两辆车，一辆是大红旗，一辆是丰田。后院的北屋是陈永贵的办公室和卧室，东西厢房分别是会客厅和放着一台彩电的电视室。

因此地属我团的警卫区域，所以，团里根据上级指示，让某连为陈永贵副总理派了一个12人的警卫班，昼夜守护，夜间每班有两位哨兵在院内巡逻，这是上级为他这个级别规定的哨位。但他依然不要国管局给他配的厨师、服务员、管理员等工作人员，能减则减，能省则省，仍让从昔阳来的张银昌当警卫参谋（随身警卫）并兼管理员、服务员；让年轻时的老伙计、仍在老家挣工分的大计科来给自己做饭，后因年纪大换上了在大寨接待站做饭也是挣工分的郭石头。仅有一名司机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派来的，是河北吴桥县的汤师傅。

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这里后，感到没有了多层岗哨的束卫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搬到新家的当天吃过午饭后，便只身一人出门哼着家乡戏走了。警卫班的同志赶紧找到他的警卫参谋，大家慌忙跑出去跟上了他。他左瞧右看，最后溜进了地安门的一家理发店，坐在椅子上让理发师傅给剃个光头。剃头师傅看他像不断在电视上露面的副总理陈永贵，心理有些蹊跷。他的警卫赶紧上前说你就给他剃吧。师傅明白了，这就是陈永贵。外面的人也知道了副总理在这儿剃头，都围着好奇地看他这个平民式的大官来老百姓剃头铺剃头。警卫们十分焦急，他却跟没事人似的，剃完头让警卫李银昌给了师傅5角钱，与大家笑了笑走了。

类似这样如普通百姓在街上走走逛逛的事还很多，不过警卫们加强了防范措施，尽量不让街上行人认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进了政治局，陈永贵也不转户口，仍在大寨挣工分；当了副总理，国务院和山西省每月给他的补贴加一块儿也仅有130多元钱。他成了经济收入最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可能是艰苦朴素的本性难移和经济拮据的原因，他不管出国访问还是到外地视察，无论参加何种会议还是在住地办公，都穿着冬黑夏白的锁扣门的对襟老式衣裳，脚上常年穿着尖口布鞋。

种了一辈子粮食的陈永贵，当了副总理，依然爱用大碗吃他昔阳风味的拉面、压面大饼、小米稀粥等普通百姓吃的饭。抽烟买的都是二三毛钱一包的普通烟。

住处的院子较大，他又不让老婆孩子来这儿住，自己只身一人在这么大院子感到是对土地的浪费，空着怪可惜的，他便垒了个池子种菜，种的苦瓜、西红柿、豆角，经他这个种地行家的待弄，个个果实累累，除自己吃，还送给警卫班的同志们吃。

他十分体贴警卫班的战士们，每次回大寨，回来带些土特产都不忘给警卫班送点；逢年过节如果自己不在北京，他也会打电话让看门的工作人员替他给警卫班买点苹果，代表他看望战士们。当然，常年生活在一块，警卫班也有让他不满意的时候。有一次，一位新战士拿着小橙子去他的电视室看电视，无意中坐在他的前面看，挡住了他的视线。这位战士不懂事的不礼貌举动，惹得他很是不高兴，一句话没说拂袖而去。当团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将四连的警卫班撤出，换上了高机连的一个警卫班，班长叫盖前贵，邯郸永年籍。陈永贵听到警卫班换防的内情后，一方面钦佩警卫部队从严治军，另一方面觉得因自己一时的不高兴引起此事而感到内疚。该班接任不足两年，又因该连队换防到农场而离开。因离开时陈永贵正好在外地，恰巧昔阳县的当家人李喜慎与郭凤莲在此，就代表陈永贵与警卫班的同志们合影留念，欢送他们。在天安门前的几次迎送外宾活动中，我见过陈永贵憨厚拙朴而慈祥的笑脸。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1976年11月24日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陈永贵。在为花岗岩基石执锹培土的领导人中，陈永贵蹬锹、扔土最有力、最娴熟，一看就是个干活出身的人。

2002年6月，我来到大寨参观，看着虎头山半腰陈永贵的巨大石雕塑像和登上层层台阶直通虎头山上的陈永贵墓地，望着郁郁葱葱的虎头山和绿油油的层层梯田，听着大寨目前发展有饮料、酒类、服装、运输、农牧开发等八大企业年收入超过一亿元的介绍，遥观络绎不绝的自费观光旅游者，深感陈永贵这位用苦干和悲壮创建的大寨圣地、大寨精神在风雨中走到今天，依然有他的魅力，有他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