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以下简称中博），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与人民大会堂遥相呼应。其气势非凡，凸显了天安门广场的和谐与阳刚。中博建于1959年，是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十大建筑”之一。2003年2月28日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

20世纪70年代，我连以一个排的兵力警卫了中博十年之久。我基本没在中博执勤，只是如同电影演员客串一样临时站了几班岗。但因是我连警卫目标，又常在中博内看电影、学习、开大会，所以对其非常熟悉，而且感情深厚。

中博分为两部分，北半部是中国革命博物馆（革博），南半部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历博）。正门（西门）由南北两排共24根直插宇顶的硕大方型廊柱组成，彰显着凝重的历史从这里走来。从其门拾阶而上，是一阔大的开井。穿过天井，再拾阶而上，便进入地板锃亮的前厅。前厅左通革博，右连历博，后面是富丽堂皇、高贵典雅的中央大厅（正厅），正厅左右各有一个口字型天井，为正厅提供了明亮的光线。正厅主要用于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临时性展览。

革博内有一大批弥足珍贵的革命文物，加之有丰厚的影像资料和翔实的文字记载，是我国最有权威性的革命历史教育基地。历博中一件件出土的古人生活和劳动用品展示着人类由猿到人的六七十万年进化史；一件件价值连城的历史文物记载着自黄帝、炎帝和蚩尤三大文人始祖到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发展史，徜徉其间，如同亲临其境，仿佛胜读十年史书。

为了保护好馆内这些珍贵的文物，我们在西、北、东三个大门都设立了岗哨。尤其是在堪称中国第一宽门的西门，门两边都站有哨兵。除这些昼夜固定哨外，还有带班哨长不间断巡逻，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于出入馆的内部工作人员，新战士都是在老战士带领下，先以认人与认证相结合查验人员出入，待与工作人员熟悉后，便与老战士一样，以认人为主，验证为附，既方便了工作人员出入，也不会出现放错人入馆的问题。冬去春来，四季轮回，无论烈日辣晒，还是寒风吹雪，一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战士们在伟大使命的驱使下，艰苦履职，确保了中博文物完好无损。

在那个政治敏感的特殊年代，中博作为记载中华民族悠悠历史和中国革命艰难历程的最高展馆，一些展览的最终完成也常常是一波三折。包括范曾在内的书法家、绘画家刚刚按照已经审定的文稿完成展板制做，又一次一次或因孔子的历史定位，或因历史上谁是儒家、法家，或因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年代分界抑或是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还是毛泽东、林彪井冈山会师等问题（毛泽东、朱德井冈山会师，在“林彪事件”前，变成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反来复去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大规模的修改，这些都使得中博的两大史（中国史、革命史）展迟迟不能公开展出。有时按上级要求费了力布好了展板，又唯恐出政治问题，都先搞一阵子内部参观。我们连往往是受博物馆之邀，先睹为快。每次参观后，博物馆有关同志都要征询我们的意见和建议，但我们这些舞枪的军人，虽身在博物馆，近朱者赤，但也只能提些皮毛建议，说不到点子上。谨慎地对外开展也是断断续续，时开时停，能入内参观的人数有限。特别是革博的展览更是遥遥无期。中博门前门庭若市时间少，门可罗雀时间多，使中博有了一种神秘感。但这怪不得中博的上上下下，是那个时代使然。

在那个年代，对外宾参展却破例，特别是那些来访的外国政要，只要外事部门安排参展，博物馆都认真接待，配备高素质解说人员给以讲解。当然，参展内容一般都是历博内的中国史展。这些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浏览中国发展史时，对张衡地动仪等珍稀文物颇感兴趣。我方则把讲解重点放在中国“四大发明”、古丝绸之路、开挖大运河、修建万里长城这些蜚声中外的重大史迹上，让他们了解中国这一泱泱大国的古文明发展史和久远的对外交往史。

1975至1978年，中博逐渐冲破左的束缚，使中国史和革命史两大展览终于对外公展。与此同时，中央大厅和革博也举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景泰蓝工艺品展”、“伊朗油画展”、“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展”等展览。这些高品位展览都曾轰动京城，一票难求。中博西门外整日车水马龙，人头蹿动，展厅内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呈现着中博的勃勃生机。特别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展”和“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展”两次大型展览，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朱德委员长率领将帅们参观长征展览，既是对长征途中数万死难烈士的怀念，也是对老一辈革命家的心灵抚慰。当人们近距离看到周总理最后穿的那套配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章的灰色中山装和带补丁的睡衣、衬衣时，一个个忍不住潸然泪下。鞠躬尽瘁的好总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