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春，死亡成了家常便饭。到那时，已有超过500万的士兵葬送在所谓的“绞肉机”里，能与那些将军的愚蠢相匹敌的就只有他们的残酷。

比如德国的将军决定血洗法国从而迫其投降，他们认为德国占据着绝对的兵力优势，若在凡尔登“以死换死”地火拼，定能取胜。而法国人却在不久后，用锐利的攻势回应了德国，相信他们的“生命冲动”会赢得凯旋。

只有屠杀胜利了。终于，一个法国军团拒绝执行一项自杀性冲锋的命令。这场兵变波及54个师，政府只能依靠大规模逮捕来控制此次事变，最后有2300人因兵变而被判刑，其中400人是死刑，实际被处死的有55人。

没有什么能够比某份战时卫生报告更好地体现这场战争的残酷了，这是一份关于有计划地消灭战壕中的老鼠以防止疾病传播的卫生报告，主要记录如下：“老鼠牵涉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它们承担了一个有用的功能——在无人地带毁尸灭迹，这是它很乐意担负的职责。为此，比起杀灭老鼠，人们更愿意仅仅控制一下老鼠数量。”

整个欧洲都厌倦了战争。只有美国的亲英派和亲法派没有，他们中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东海岸，其中很多人占据着极具权力和影响力的职位。只有这些美国的亲英派和亲法派仍然认为战争是神圣的。他们给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美国参战。

战争始于1914年。威尔逊抵挡住了来自国内的压力。1915年，一艘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客轮“卢西塔尼亚”号（Lusitania），威尔逊尽管公开表示了自己的义愤，但还是决定不参战，只要求德国作出限制潜艇战的承诺。他也抵制住了其他认为战争有理的辩解，并正大光明地采用“他使我们远离战争”这样的竞选口号角逐1916年的大选。他还警醒选民：“如果你选择我的对手，你就是选择战争。”

威尔逊在大选当晚入睡前还觉得自己这次必定落败了，但第二天一睁眼却得到了连任的消息，这是历史上最微弱的几次票选优势之一。

德国接着又赌了更大的一票。1917年1月31日，德国宣布，在声明24小时后，它将对中立国船只和商船恢复无限制潜艇战。德方相信，这将赶在美国援助前（如果美国最后会宣战的话）截断英、法的战争补给而令它们投降。此举彻底激怒了美国。

然而，威尔逊依旧没有宣战。

随后，齐默曼（Zimmerman）电报事件发生了。据截获的文件显示，德国外交部长曾经建议墨西哥加入一战同盟国，联手对付美国并且夺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等地区。

威尔逊的批评者们立即气急败坏地指责威尔逊无能。在一篇著名的评论中，后来死于流感的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博尔内（Randolph Bourne）悲叹道：“那些时刻备战的大企业阶级渐进而持续地鼓动着人们的战争情绪，随后又接连地得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支持。在［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助威下，零星的低语变成了划一的口号，最后演变成了有力的齐声合唱。背离它的人不仅被认为不够体面，还会落个声名狼藉的下场。反对德国的尖锐咆哮正慢慢成型。”

4月2日，即齐默曼电报被披露的三周之后，在内阁要求参战的一致提议下，威尔逊最终向国会递上了他的参战决定。两天后，他向一位朋友解释：“我必须怀着最真诚的目的，采用最缓慢的步调，以避免战争引导国家以单一的方式思考问题。”

因此，美国满怀大公无私的感觉加入了战争，它相信荣誉仍然是可能存在的，它仍然将自己隔绝在它所认为的腐败旧世界（Old World）之外。它不是作为一个“同盟”而战，而是作为一支“联合力量”站在英、法、意、俄集团一边。

如果有谁认为威尔逊的勉强参战意味着他并不会积极地致力于此，那就太不了解威尔逊了。像威尔逊这样刚愎自用到病态的人，实在没有几个。

事实上，威尔逊相信他的意志和精神受到另一个人，甚至是上帝的精神和希望的启示。他曾表示，“我确信我的同情心关系着”所有的美国公民，并且“确信我的心声就代表了他们的心声”，“只要世界上存在罪恶和过失，我就不会称之为‘和平’。”他继续道，“美国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对正义的热忱是源自《圣经》启示的。”

他可能是美国唯一一位如此确定地坚持这一信念的总统，绝无任何自我怀疑。与其说这是政客的特点，不如说更像是十字军战士的特点。

对威尔逊来说，这场战争就是一场圣战，而他打算发动全面的战争。也许是因为清楚自己甚于了解国家，他预言：“一旦领导人民进入战争，他们就会忘记曾经有一样东西叫做宽容。一旦打仗，你必定会变得残忍无情，并且残忍无情的精神就会植根于国家生活的本质中，感染国会、法庭、巡逻的警察以及街上的普通人。”

美国受其主要执行者意志的影响如此之深，这是空前绝后的，在南北战争人身保护权悬而未决的时候没有出现过，在朝鲜战争和麦卡锡时期没有出现过，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也没有出现过。威尔逊将把国家变成一件武器，变成一个爆炸装置。

始料未及的是，美国还成了传染病的打火匣。

威尔逊宣称：“我们要为战争塑造和训练的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国家。”

他采用了毫不手软的铁腕政策去训练国家。他确实有正当的理由可以证明，采用强硬路线是合理的。

由于一些同战争毫无关系的原因，美国曾是个频频经历变动的混乱体，它的本质和特性也时时在改变。1870年，美国只有4000万人口，其中有72%的人居住在小镇和农场。到美国参战的时候，人口已经增长到了约1.05亿。仅在1900—1915年间，就有1500万移民带着新语言和新宗教涌入美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东欧和南欧，其中一些是有色人种。战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是首次人口普查）发现，居民数量城市超过了农村。

美国最大的种族群体是德裔美国人，一份大型的德文刊物表示了对德国的同情。德裔美国人会对抗德国吗？爱尔兰共和军在1916年的复活节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的统治，爱尔兰裔美国人会为英国助阵吗？中西部是孤立主义者，在美国没有遭受攻击的情况下，它们会派兵越洋作战吗？民粹主义者本就反对战争，威尔逊的国务卿、三次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1915年因威尔逊对于德国击沉“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的回应太过强硬而退出了内阁。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在工厂、落基山脉的煤炭社区、西北部都很强势。而他们，是否会为了保卫资本主义而应征入伍？

威尔逊的强硬路线就是要胁迫这些原本不情愿的人支持战争，并且镇压或者铲除那些反对战争的人。甚至在参战前，威尔逊就警告国会：“我羞于承认的是，有一些美国公民……他们的不忠荼毒着国家生活的根本……这种失去理性、背信弃义以及无视政府的东西必须被根除。”

他正准备这么做。

威尔逊的狂热几乎影响着国家的一切事物，包括时尚。为了节省布料——一种战争物资（任何东西都是战争物资），设计师收窄了翻领，缩小或索性省掉了衣兜。他的狂暴尤其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每一项法令。在南北战争期间，林肯（Abraham Lincoln）推迟颁布人身保护权的正式文件，使数百人被囚禁。但是，那些被监禁的人可能是真正危险的武装叛乱分子。林肯的身后留下了格外尖锐的批评，经久不息。威尔逊相信他自己没有做得更过分，他对堂兄说：“多亏了林肯，我不会再犯他的错误。”

政府强迫民众顺从，用各种方式控制言论，比如恐吓的方式，这在美国是前所未闻而且也是后无来者的。发布参战宣言之后不久，威尔逊在国会的合作下推行了《反间谍法》（The Espionage Act），但它只是在新闻审查制度合法化上纠缠不清，尽管威尔逊称其为“一个势在必行的法令”。

这个法案使得邮电部长伯利森（Albert Sidney Burleson）有权拒绝递送任何他认为是不爱国或者是受到政府批评的期刊。并且，国内的大部分政治演说在电台播出之前都要通过邮件接受审查。伯利森是一个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南方人，他表面上是一个人民党党员，但是他更接近于蒂尔曼（Pitchfork Ben Tillman）而不是布赖恩那一翼。伯利森不久就命令，停止递送任何有迹象显示对战争欠缺热情的国内出版物和外语出版物。

而司法部长格雷戈里（Thomas Gregory）索要的权力则更大。格雷戈里是一名改革论者，在威尔逊提名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为最高法院法官一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布兰代斯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进法院工作的首位犹太人。现在，留意到美国是一个“由民意统治的国家”，格雷戈里打算帮着威尔逊统治民意，进而通过民意统治国家。他要求国会图书馆馆长向他报告某些特定书籍的借阅者名单，并且解释说，政府需要监控“个人因偶然或者冲动所致的不忠言论”。后来，格雷戈里又积极推动制定一项涉及面更广的法令，这样可以惩罚那些“出于好的动机或者……（如果）是未被查明的卖国动机”的言论。

曾有过这样的一项法律。那是在1798年，在法国不宣而战的战争压力下，北部联邦主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及其党派通过了《镇压叛变法》（The Sedition Act），该法将“以印刷、发表或发行……任何虚假的、诽谤性的和恶意的文字作品”方式攻击政府的行为都定为违法。但这项法令激起了争议，导致亚当斯连任失败，并且引发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弹劾，因为大法官蔡斯（Samuel Chase）不但帮助大陪审团审判一些评论家，而且对这些评论家从严惩处。

威尔逊政府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没有造成太大的反对。新的《镇压叛变法》规定，“发表、印刷、撰写或发行任何反叛、亵渎、贬低或侮辱美国政府言论的行为”，可判处20年监禁。人们会因为咒骂或批评政府而入狱，即使他们所说的是事实。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起草了最高法院意见，认为该法案——战后其仍坚持对被告判处较长的刑期——是合乎宪法的，并提出，《第一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并不保护那些“措辞……产生了明确、直观危险性”的言论。

为了执行这项法令，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首脑同意设立一个志愿组织，作为司法部门的附属机构，命名为美国保护联盟（APL），并批准其成员佩戴徽章以表明他们的“特工”身份。短短数月，APL就拥有了9万名成员。一年之内，20万名APL成员在1000个组织中发挥着作用。

在芝加哥，联盟成员的一个“机动小组”和警察一起，跟踪、骚扰并袭击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一些成员。在亚利桑那州，联盟成员和义务警员将1200余名IWW成员及其“合作者”囚禁在货车车厢中，弃于新墨西哥州边界沙漠中的一段铁轨侧线上。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克福德，军队求助于联盟，从而获取了21名黑人士兵的供词，这些士兵被指控袭击白人妇女。在全国，联盟的“美国警戒巡逻”专门针对“具有煽动性的街头演讲”，有时他们会要求警察以扰乱治安为由逮捕演讲者，有时，他们的行动则更加……赤裸裸。在全国各地，联盟成员都在暗中监视他们的邻居，调查“懒鬼”和“食物囤积者”，迫切了解人们为什么不买——或者不买更多的——自由公债。

国家明令禁止教授德语，同时，爱荷华州的一个政客也警告说：“教德语的人中十之八九都是叛国者。”在街上或在电话中用德语进行交谈是可疑行为。德式酸菜改名为“自由卷心菜”。《克利夫兰老实人报》（Cleveland Plain Dealer）评论道：“国家迫切想根除叛国行为，不管这种行为是比较隐蔽还是明目张胆。”《普罗维登斯日报》（Providence Journal）每天都登出警示标语：“除非结交多年并且彼此深入了解，否则每一个在美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都将被视为间谍。”伊利诺伊州律师协会宣布，那些为拒服兵役者作辩护的律师是“不爱国的”和“违反职业道德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是一位有影响的共和党领导人，他解雇了那些对政府心存不满的教员，认为：“原可容忍的如今再也忍无可忍。曾经的执迷不悟成了现在的煽动叛乱。过去的愚蠢荒唐成了现今的通敌卖国。”

政府发布数以千计的海报和广告，鼓动人们向司法部门举报“散播悲观情绪、泄露或探听军事机密、疾呼和平以及贬低我们为赢得战争所作努力”的任何人。威尔逊自己也开始谈论美国“上上下下”由“特务和被利用的人”进行着的“险恶的阴谋”。

甚至连威尔逊的敌人以及照理应该是国际主义分子的共产主义者，都不信任外国人。美国开始出现两个共产主义政党，其中一个的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另一个的成员90%是移民。

西蒙·弗莱克斯纳的一位密友汉德法官后来评论：“那个社会已经步入了瓦解的阶段，每个人都将自己的邻居视为假想敌。人们对既定信条（政治和宗教）的不遵从成为不满的标志，没有细节和支持者的举报替代了证据，正统观念扼杀了提出异议的自由。”

但是，美国社会才没那么容易瓦解。事实上，它正围绕着一个核心在结晶，它比以往更专注于一个目标，或者可能是再次专注于一个目标。

威尔逊采用监禁等强硬路线威胁反对者。联邦政府也控制着绝大部分的国民生活。战争工业局分配原料给工厂，确定利润，控制战争物资的生产和价格，并且和国家战争劳工局一起制定工资标准。铁路管理局几乎将美国的铁路工业完全国有化了。燃料管理局控制着燃料的分配（为了节约燃料，它创立了夏时制）。在赫伯特·胡佛的领导下，食品管理局对农产品的生产、定价和分配进行监控。政府成了一言堂，用囚禁来恐吓反对者，并以嘶喊压过其他声音，将自己视为美国精神。

战前，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少校写过一份长篇建议书，提议如果国家开战的话，应当建立一个彻底的新闻审查制度。与威尔逊的好友豪斯（Edward House）上校关系密切的记者布拉德（Arthur Bullard）则持相反观点。国会否定了新闻审查制度，意味着他们接受了布拉德的观点。

布拉德曾在欧洲为《展望》（Outlook）、《世纪》（Century）、《哈珀周刊》（Harper's Weekly）等刊物撰写战报。他指出，英国政府对新闻进行审查误导了英国人民，削弱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及对战争的支持。布拉德仅仅依靠罗列事实进行争论，这对真相本质没有产生特别影响，仅对效力有些影响而已：“真理和谎言是武断的用语……没有什么经验能向我们证明谁更好……有很多死气沉沉的真相和生机勃勃的谎言……一个想法的力量在于其触发灵感的价值，而与其真假无甚关系。”

此后，也许是应众议院的要求，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1917年4月12日——美国宣战后一周——向威尔逊递交了一份创设宣传局的备忘录。进步时代的一大后果——也是许多领域专家层出不穷的后果——就是人们坚信社会精英知晓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普曼后来称社会对普通民众来说“太大、太复杂”，不容易理解，因为大部分公民“在智力上与儿童和野蛮人相当……自主只是一个人个性的众多因素之一”。李普曼极力主张自治应服从于“命令”、“权力”和“国家繁荣”。

收到备忘录的第二天，威尔逊就颁布了第2594号总统令，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并任命克里尔（George Creel）为负责人。

克里尔英俊潇洒、热情奔放（战后数年，已经步入中年的他有一次竟然爬上了舞厅的枝形吊灯并在上面摇晃），他打算创造“一个相互友爱、万分投入并且英勇无畏的白热化群体”。

为此，克里尔动用了数万份新闻发行物和照例未经修订就登载于报的特别报道，这些相同的出版物形成了一套自检制度，编辑们不会发布任何他们认为会有损士气的消息。克里尔还组建了一支叫做“四分钟男人”的队伍——人数最终逾10万——他们在会议、电影、歌舞表演及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开始前作简短的演说。博尔内悲哀地评述道：“所有这些知识分子的内聚性——群体本能，外人看来是那么歇斯底里、那么充满奴性，却以高度理性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克里尔一开始只打算报道那些经过认真筛选的事实和己方获胜的战役，避免将恐惧作为手段，但不久态度就急转。克里尔的新姿态在其手下一个撰稿人的声明中得以具体表现：“铭印在我们旗帜上，甚至高于上帝的，是我们座右铭中最为崇高的一句——‘我们服从’。”他们服从于一个目标。一幅为自由公债销售做广告的海报以警告式的语言书写道：“我就是舆论。所有的人都怕我！……如果你有钱却不买的话，我就把你这里一扫而光！”另一则CPI的海报问：“你见过德皇信徒吗？……你可能在旅馆大厅、吸烟室、俱乐部、办公室甚至家里发现他的身影……他是最恶毒的谣言散播者。他不断重复所有的流言、批评，并会谎称我国某处陷入了战争。他能以假乱真……人们就那样……出于空虚或是好奇抑或反叛，开始帮助德国宣传员散播不满的种子……”

克里尔要求“100%的美国主义”并且计划“每一颗‘印刷子弹’都命中目标”。同时，他告诉“四分钟男人”，恐惧是“要在平民中培养的一个重要元素。仅站在最高道德水准上进行谈话很难团结到人。也许，为理想而战必须与自卫的本能相结缔”。

“自由之歌”是每周都举行的一项社团活动，源于费城并遍及全国。不管是儿童合唱队、理发店四重唱还是教堂唱诗班，都演唱爱国歌曲，而观众也与之相和。每次集会都以“四分钟男人”的演说开场。

靡靡之音被禁止。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时期的学生、洛克菲勒基金董事会成员（后来任主席）雷蒙德·福斯迪克领导着一个训练营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严禁类似《我想知道现在谁在吻她》这样的歌曲，以及“恶意模仿”诸如“范·温克尔（Rip Van Winkle）先生不在的时候，谁为温克尔夫人付房租？”之类的“令人疑窦丛生和绵里藏针的笑话，这会给士兵的思想投下不满、担忧和焦虑的阴影，令他们开始思念故乡……这些歌曲和笑话是德国鬼子用来动摇军心的文字宣传，他们对我们的士兵编造家乡正在受难的子虚乌有的故事”。

威尔逊没有给予敌人任何怜悯。为了启动自由公债运动，他要求，“武装！最强的武装！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的武装！正义和胜利的武装将重新制定世界规则，并将使任何自私的统治灰飞烟灭。”

这种军队最终——即使是间接的——增强了流感的侵袭并且破坏了社会结构。如果威尔逊尽量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领导国家，那么这种危害就会减轻，但也只是稍微减轻些而已。

这种较为温和的方式指的是美国红十字会。

如果说美国保护联盟是动员公民（几乎都是男性）去监视和攻击那些批评战争的人，那么美国红十字会就是动员公民（几乎全是女性）采用更有效的方式。国际红十字会创立于1863年，在第一份《日内瓦议定书》（Geneva Convention）中，它阐明自己关注的焦点是战争以及战俘的合理待遇问题。1881年，克拉拉·巴顿（Clara Barton）创立了美国红十字会。第二年，美国接受了国际红十字会的章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有参战国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但每个国家的协会都是独立的。

美国红十字会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它的名义会长就是（现在也是）美国总统。国会正式授权它在非常时期为国家服务，美国红十字会在战争期间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美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的主席是威尔逊的前任——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威尔逊任命的是整个“战争理事会”，它是红十字会真正的管理者。

美国一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红十字会就宣布它会“竭尽全力用各种方式……援助我们的盟国……在这次巨大的世界危机中，本组织将恰如其分地协调人们的爱心和努力，以达到最高的目标”。

没有比它更爱国的组织了。它全权负责提供护士，数万名护士被送上了前线。它在法国组织了50个基地医院。它配备了一些有轨电车作为专门的实验室，以防止疾病爆发——不过，它们仅供军方使用，不包括平民，并且将它们派驻下去“以便病人可在24小时内被移送到（全国）任何地方”。（洛克菲勒研究所也将一些有轨电车配备成先进的实验室，并将它们安置在全国各地。）它几次组织照顾了因军需品工厂爆炸而受伤或无家可归的平民。

但是，它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与医学和灾难无关，而是将国家团结在一起，因为威尔逊用它来联系国内的各个团体。当然，红十字会也不会浪费能扩大其在美国生活中影响的机会。

它的声望在几次天灾之后树立了起来：1889年约翰斯敦发洪水，当时一座水坝决堤，洪水如重锤般击碎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这座城市，2500人在洪水中遇难；1906年旧金山地震；1912年俄亥俄和密西西比河发特大洪水。另外，在美西战争以及随后的镇压菲律宾起义中，它为国家贡献了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时美国红十字会只有107个地方分会，战争结束时分会达到3864个。

它的踪迹遍布大城小镇。它使人们明白，参加红十字会的活动就是参与了为文明而进行的伟大运动，尤其是美国的文明。它运用微妙的社会压力促使但并不强迫人们加入。它甄选出一个城市里最杰出、最有影响力、最具亲和力的人来领导地方分会。它诚恳地告知对方他对于战争的重要性，以及他是多么地不可或缺。不出意外，他总会点头同意。它还邀请第一女主人、城市中“上流社会”的领导或者小镇上所谓“上流社会”的领导主持妇女辅助机构，如在费城就是马丁（J. Willis Martin）夫人，她创办了国内第一个花园俱乐部，她和丈夫家世都十分显赫。在哈斯克尔县是迈纳夫人，她的父亲是堪萨斯州西南部最大的地主。

1918年，在全美国10 500万总人口中，有3000万是红十字会的积极支持者。800万美国人（几乎是全国总人口的8%）成为地方分会的工作人员（红十字会的志愿者人数在一战时比二战时要多，尽管到二战时全国人口增长了30%）。这支庞大的志愿者力量几乎全由妇女组成，而她们可能还在工厂工作。每个分会都会收到一个生产配额，然后按照配额生产。她们编织了上百万件毛衣、上百万条毯子、上百万双袜子，同时还制造家具。她们完成了所有要求的工作，而且完成得相当出色。当联邦食品管理局说，需要桃、洋李、海枣、李子、杏、橄榄和樱桃的果核生产防毒面具中的活性炭时，报纸报道：“在各个城市里，糖果店和饭店开始以成本价供应坚果和水果，以此回收果壳和果核，这是一项爱国举措……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只要他有亲友正在军队服役，他就应该将为防毒面具提供足够的炭原料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遍布全国的红十字会分会因此收集到了成千上万吨的果核，数量如此之大，令他们最终不得不告诉民众可以停止了。

威廉·麦克斯韦尔（William Maxwell）是一名在伊利诺伊州林肯镇长大的小说家及《纽约客》（New Yorker）的编辑，他回忆道：“母亲被招募去为士兵们上绷带。她穿白色的衣服，并将一种类似餐巾的东西戴在头上，那东西的正面还有一个红色的十字。在学校，我们把洋李的核攒下来，据说要将其变成防毒面具，因此镇上都知道了战争的事……所有的事都展现着参战的积极景象。”

战争吸引着整个国家的目光。征兵标准最初限定的是年龄为21—30岁的男性，不久就扩大到了18—45岁的男性。即使基数扩大了，政府仍宣布处于那个年龄段的所有男人都会在一年内被征召入伍——所有的男人，政府这样说道。

军队至少还需要10万名军官。学生军事训练团是生力军的主要来源，它接受“自愿参加的男人……立即使他们变成现役军人”。

1918年5月，战争部长牛顿·贝克（Newton Baker）给所有“达到学院级别”的机构——从马萨诸塞州剑桥城的哈佛大学到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北太平洋牙科学院——的负责人写信。他不是要求合作，更不是请求允许。他简单地陈述道：“军队将向每个学院级别的机构派遣提供军事训导的军官和士兵，这项活动招收100名或者更多的男生……我们鼓励所有年龄超过18岁的学生来应征……指挥官……［将］加强军事训练。”

1918年8月，一名部属将贝克的话附在备忘录中转给大学管理者，陈述战争很可能需要“在未来10个月内，动员所有21岁以下、身体条件合适的在校学生……这些学生要自愿成为美国军队的士兵，穿制服，服从军事纪律并可以得到士兵津贴……履行完整的兵役”。一旦军队组建起来，所有人都会被送上前线。20岁的士兵参战前将接受为期仅三个月的训练，更年轻的训练时间也不过就多几个月。“考虑到大部分学生士兵留在学校里的时间相对很短，并且还有艰巨的军事任务等待着他们，学术教育必须按照是否具备直接的军事价值的方针进行调整。”

因此，学术课程被停掉了，取而代之的是军事训练。军官们拥有全国每一所大学的实际掌控权。高中被“敦促着加强教育，以便17岁和18岁的男生可以尽快进入大学”。

从威尔逊选择战争的那一刻起，国家就完全投入了战争。最初，在欧洲的美国远征军数量并不多，比小规模战争的部队多不了多少。但美国军队正在逐渐壮大，将整个国家铸造成一件武器的目标眼看就要水到渠成。

铸造的过程就是将几百万年轻人塞进兵营极端紧张的空间里，那些兵营的数量比计划的少得多。这个过程也将几百万工人带进工厂和没有足够居住空间的城市里，男人和女人在那里不仅要共用一个房间，还要共用一张床铺，甚至要轮流使用床铺，当一班工人回到家（如果他们的房间可以称之为家的话），他们爬上的床是另一班去上工的工人刚刚腾出来的。他们呼吸着一样的空气，用同一批杯子喝水，用同一批刀叉吃饭。

这个过程也意味着，通过胁迫和自愿达成的协作，除了明显的漠视事实，政府控制了信息的流通。

国家的全然投入就这样为巨大的“绞肉机”提供能量，让生命轻而易举地被碾落成尘。而技术和自然共有的那种冷冰冰的无动于衷，以及这个国家不甘只成为武器供应者的野心，令这些生命消逝得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