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仍旧保持中立时，时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的韦尔奇及其同事们正密切关注着他们的欧洲对手，后者正在力图完善杀人武器。

技术在战争中总是紧要问题，而这是第一场真正的科学之战，第一场为工程师及其能力量身定做的战争——不仅要建造大炮，还要建造潜艇和飞机坦克；第一场为化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实验室量身定做的战争——发明或者抵御致命毒气。如同自然界一样，技术总是展示其冰冷的一面，但又为其影响加温。一些人甚至把战争本身看作一个庞大的实验室，在其中试验和改进的除了硬科学外，还有群体行为的相关理论、生产方法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及被视为新科学的公共关系理论。

美国科学院本身就是在内战期间为指导政府对科学进行管理而诞生的，但它并不导引或协调有关战争技术的科学研究。美国没有哪个研究所这么做。1915年，天文学家海耳（George Hale）怂恿韦尔奇和科学院的其他人领头创建这样一个研究所，他说服了他们。韦尔奇1916年4月写信给威尔逊总统说：“科学院视自愿协助并确保其成员无条件应征入伍为己任，以备战争所需。”

当韦尔奇初抵霍普金斯大学时，威尔逊是那里的研究生。后者立即邀请了韦尔奇、海耳和其他人到白宫，他们提议设立一个国家研究理事会来指导所有与战争相关的科学工作，但首先需要总统正式提交建会申请。威尔逊立即就同意了，尽管他坚持该提议要保密。

威尔逊想保密是因为任何备战行为都会引发争议，而且他准备动用所有的政治资本来建立国防理事会，为国家参战后政府接管经济资源的生产与分配所需的变革制订计划。理事会成员由包括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在内的6名内阁部长及7名政府外人士组成。［具讽刺意味的是，鉴于威尔逊强烈的基督教思想，7人中有3个是犹太人：美国劳工联盟领袖龚珀斯（Samuel Gompers），金融家巴鲁克（Bernard Baruch）以及西尔斯百货公司总裁罗森沃尔德（Julius Rosenwald）。几乎与此同时，威尔逊还任命布兰代斯为联邦大法官。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犹太人第一次在政府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但有威尔逊的默认就足够了。韦尔奇、海耳和其他人成立了他们的新组织，吸纳了若干领域中有威望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能召集其同行从事一些特定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结合，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医学就是如此，已经成了战争的一种武器。

此前，美国医学科学界已经形成了一种组织框架。当然，这种框架并未以任何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但确实是存在的。

坐镇顶端的韦尔奇是总指挥，他的匆匆一瞥就能改变有些人的一生，他的微微颔首就能令大笔经费流向某个研究所。只有他在美国科学界拥有如此力量，自他之后再也无人拥有这样的权力。

下一梯队是一小批韦尔奇的同一代人。他们曾同韦尔奇并肩作战，改变美国的医学，也有着为人称道的良好声誉。同样是许多研究所的创始人但屈居韦尔奇之后的是沃恩，他在密歇根创办了一个实体，成为唯一的霍普金斯大学之外呼吁医学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声音。在外科方面，查尔斯·梅约（Charles Mayo）和威廉·梅约兄弟早已奠定了他们的巨匠地位，也是促进变革极为重要的同盟力量。在实验室方面，西奥博尔德·史密斯表现得相当活跃。在公共卫生领域，比格斯接管了州卫生局，已经使纽约市卫生局成为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卫生局。而在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市，蔡平（Charles Chapin）已经将最严格的科学运用于公共卫生问题，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正变革着公共卫生实践。此外，在美国军方，陆军军医署长戈加斯（William Gorgas）也已享誉世界，秉承并光大了斯滕伯格的传统。

国家研究理事会和国防理事会都有医学委员会，由韦尔奇本人、戈加斯、沃恩和梅约兄弟掌控。他们5人都曾担任过美国医学会主席。但引人注意的是，布卢（Rupert Blue）不在其列，当时他是外科主治医师以及美国公共卫生部负责人。韦尔奇及其同事对布卢的能力及判断力持怀疑态度，因而不仅阻挠他参加这些委员会，而且不允许他提名自己的代表。他们从公共卫生部另找了一个他们信任的科学家。公共卫生部负责人的参与如此之少可不是个好兆头。

计划甫一开始，这些人就关注着战争中最大的杀手——不是战斗，而是传染病。纵观历史上的战争，死于疾病的士兵常多于战斗伤亡人数，而传染病通常还会从军队传播到平民之中。

的确是这样，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美国内战中，有一人因战而亡就有两人患病而死（美国内战双方计数，185 000人死于战斗或受伤，373 000人死于疾病）。即使在科学家接受了病菌学说以及现代公共卫生措施之后，死于疾病的士兵仍旧多于阵亡士兵。在英国和南非白人殖民者之间发起的布尔战争（1899—1902）中，每有一名士兵阵亡，就有10名士兵死于疾病（英国人还把将近1/4的布尔人投入集中营，导致26 370名妇女和孩子死于集中营）。在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中，每有一个美国士兵因战斗伤亡，就有6个病故——差不多都是死于伤寒。

美西战争中的士兵简直就是无端送死。军队已经在几个月内从28 000人扩充到275 000人了，国会拨出的5000万军费没有一个子儿给军医部；结果，驻扎在齐克莫加的有60 000名士兵的营地中甚至没有一台显微镜。军医署长斯滕伯格也未被授予任何权力，他气愤地就可能导致卫生危机的营地设计及供水设施提出抗议，但军事工程师和作战官员一口回绝了他。他们的固执导致了大约5000名美国青年的死亡。

其他疾病也同样危险。在正常情况下，甚至一些轻度的疾病（如百日咳、水痘以及流行性腮腺炎）入侵“原始”人群——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些疾病的群体——也常令大量的人死亡，而青壮年特别容易受到攻击。例如，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期间，巴黎围困时的麻疹病人死亡率为40%；1911年，麻疹在美军中流行性爆发，感染此疾病的人死亡率为5%。

这些事实引起了韦尔奇、沃恩、戈加斯和其他人深深的忧虑。他们致力于为军队提供最好的医学科学。韦尔奇时年67岁，个子矮小，肥胖，成天气喘吁吁，身着军装。他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军中事务，在华盛顿时只使用戈加斯个人办公室中的一张桌子。沃恩65岁，体重达125公斤，着军装，担任军队传染病部门负责人。弗莱克斯纳54岁，也着军装。戈加斯授予他们所有人少校军衔，这是当时所允许的最高级别了（规定改变后，后来他们所有人都升为上校）。

他们不仅要考虑如何照顾伤员，考虑寻找洋地黄的来源——这味药以前都从德国进口（童子军在俄勒冈州收集到毛地黄，检测发现它能用于生产合适的药物），考虑外科器械（这些也都靠进口，所以他们建了一家工厂进行生产），找出最有效的方法完成大量的洗衣消毒工作（他们要求蔡平作调查）。

他们还要考虑流行性疾病。

对军队医疗行为负主要责任的一个人是军医署长戈加斯。军队赋予他的权力就那么一丁点——并不比斯滕伯格多多少。然而，戈加斯的能耐就在于，尽管面对的上级尽是些不闻窗外事的老好人以及彻头彻尾的反对者，他从他们那里仍然获益颇丰。

戈加斯是一个生来乐观、开朗而虔诚的人，他的父亲曾任南部邦联的长官（后来成为阿拉巴马大学校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加斯当初从医出于另一目的：军旅生涯。在进不了西点军校之后，这似乎是他参军的唯一途径了，因而他不顾父亲的执意反对而从医。戈加斯在医学方面如鱼得水，喜欢人们以“医生”而不是军阶称呼他，甚至当他荣升“部长”后也是如此。他热爱学习，每天都腾出一定的时间进行阅读，让思绪在小说、科学和古典著作之间游走。

戈加斯的眼神包含着一种独特的温柔，使他看起来很绅士，他似乎对每一个人都彬彬有礼。然而，他的表现和态度都只是一种假象，掩盖了他的激情、果断、关注力以及偶尔的凶狠。当处于危机或者干扰之中时，他表现出来的沉着使他成为风平浪静的中心，这种平静安抚了其他人并给予他们信心。但是，私下里，在遇到愚蠢的事情后，若不完全是他的上级犯下的错误，他会狠拉抽屉，猛敲墨水瓶，疾冲出办公室并嚷嚷着，威胁说要走人。

如同斯滕伯格一样，他大部分的早期生涯是在西部前线阵地度过的，尽管他也听过韦尔奇在贝尔维医学院上的课。与斯滕伯格不同的是，他自己不做任何重要的实验室研究，但他相当顽强，也受过很不错的训练。

他的工作能力和果断性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件事发生在美西战争后的哈瓦那。他并不属于研究黄热病的里德小组，后者的工作事实上也未能使他确信蚊子传染这种病。不过，他还是被指派到哈瓦那灭蚊。他圆满地完成了工作——尽管还有人怀疑这项工作的有效性，使得1902年黄热病死亡率下降到零。是零啊！而疟疾死亡率下降了75%（这个结果使他相信蚊子假说是正确的）。当他后来负责扫清来自巴拿马运河沿线建筑点上的黄热病时，迎接他的是一个更重大的胜利。在这项工作中，他的上级否认“蚊子假说”，给他的资源几近于无，并且妄图削弱他的权威、破坏他的努力以及诋毁他的人品，目的就是为了将他替换下来。他坚持下来了——并取得了成功，部分依赖于他对疾病所表现问题的了解和洞察，部分依赖于他对付那些职业官僚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公共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国际专家，他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戈加斯1914年当上军医署长，上任伊始即与国会议员及参议员周旋，索要钱和权力，以备美国参战之需。他不想重蹈斯滕伯格在美西战争中的覆辙。1917年，他认为自己已经功德圆满，于是递交了辞呈，准备转投洛克菲勒资助的国际卫生项目。当美国参战后，他撤回了辞呈。

此时的戈加斯63岁，白头发，一副八字胡，很瘦——从小他就体弱多病，所以尽管他的食欲好得堪与韦尔奇抗衡，他还是很瘦。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自己置身于一群最出色的人之中，同时又尝试着将自己和他们的影响注入军队计划中。在准备新建几十座营房时，战争部高级长官并未向他咨询选点问题，但军队工程师在实际设计训练营时很在意医疗部的意见，他们迫切地想要避免1898年的错误，那次错误让几千名士兵送了命。

仅在另一个领域，陆军医疗部收到了战争部首脑要求他们出席一个什么听证会的通知。这是一场抗击性病的恶战，一场由进步人士组成的政治联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坚信完善世俗社会是有所裨益的——以及基督教的道德家作为强劲后盾的苦战。（同样是这一对奇怪的政治组合不久后还联合起来实施禁酒。）戈加斯办公室认识到了“性道德家所走向的极端。他们不切实际、固执己见、夸大其辞，甚至是不可理喻——如果不是出于有目的的欺诈的话”。但是，戈加斯办公室也知道，军队中1/3的因病缺勤都由性病引起。军方无法容忍这样的缺勤。

医疗队告诉士兵们用手淫替代召妓。他们张贴出“染上花柳病，形同叛国”这样的标语。士兵们每个月要进行两次性病检查，任何感染者都被要求指认和谁以及在何处发生性行为，士兵们若因性病告假将扣减军饷，甚至很可能要接受军事审判。在最高政治领袖的支持下，军队明令禁止嫖娼，基地方圆近10公里内严禁出售含酒精饮料——军队有70个基地分布全国各地，共有一万多名陆海军士兵。27个州的卫生局通过了规定，容许人们拘留性病患者，“直至他们对社会再无危害”。80个红灯区关门了。甚至连新奥尔良传奇般的斯托里维尔（Storyville）也不得不停止营业，那是一个妓女合法化的地方。也是在那儿，伯顿（Buddy Bolden）、莫顿（Jelly Roll Morton）、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等人发明了爵士乐。新奥尔良市长贝尔曼（Martin Behrman）可不是什么改革家，他所管理的政治机器是如此严格，简直就是个“紧箍咒”。

但即使戈加斯有权力当机立断处理性病，即使工程师们在设计供水设备时听从他的卫生专家的意见，在其他事情上，军队对其建议仍然置若罔闻。至于那些在他看来只与科学有关而完全与政治权重无关的方面，他甚至连参加军方听证会的资格都没有。甚至当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针对坏疽的抗毒素时，戈加斯都无法说服军方出资赞助在前线进行试验。韦尔奇安排洛克菲勒研究所支付该研究组前赴欧洲的费用，并安排了在英国医院中的英国军人试验抗毒素。（尽管尚不完美，但它确有效果。）

那时，在许多方面，戈加斯、韦尔奇、沃恩和他们的同事是作为一个独立于军队外的团队运作的。但他们不能独立处理传染病的相关事务，也不能独立或一个人操纵容纳几十万（事实上是上百万）年轻人的营房。

战争伊始，美国有140 000名医生，其中仅有776名为陆军或海军服务。

军队需要成千上万名医生，而且立即就要。对科学家的需求也是如此。大多数人想尽办法想成为志愿者，希望参与这场正义之战。

韦尔奇和沃恩参军了，尽管他们超重近50公斤，而且超过了正规军队规定的退休年龄。无独有偶，弗莱克斯纳在54岁时也参了军，他在宾州的门徒刘易斯、在哈佛的罗西瑙、在华盛顿大学的奥佩也都纷纷参军。全国各地的实验科学家都在报名参军。

为了避免科学家因充当志愿者或应征入伍而流失，弗莱克斯纳向韦尔奇建议，把整个洛克菲勒研究所整合到军队中去。韦尔奇把这个建议告诉了戈加斯，戈加斯的助手回电道：“部队会如您所愿进行安排。”就这样，洛克菲勒研究所成了军队附属一号实验室，而且没有附属二号实验室。身着军装的人们在实验室和医院走廊里列队行进。一位副官监督着技术员和看门人保持军纪，并训练他们在约克大街上列队游行。午餐成了“大锅饭”。架设于车上的一个包括住所、病房、实验室、洗衣房和厨房的流动医院，驶入64号到66号大街的研究所前院，处理士兵们难以处理的伤口。军士们要求向被授予军衔的科学家——除了两个加拿大籍的二等兵——敬礼。

仅是表面上的变化是不可能容许生活如常进行的。在洛克菲勒，工作的本质被重新构造。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变成了与战争相关的事务或成了授课。1912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卡雷尔是断肢再植与器官移植以及组织培养的先驱——他使鸡的部分心脏存活了32年，他向新入伍的数以百计的医生教授外科手术。其他人则教授细菌学。有一个生化学家研究毒气。另有一个化学家则探索从淀粉中获得更多丙酮的方法，后者可用来制造炸药及加固覆盖机翼表面的材料。劳斯重新调整方向而研究血液的保存，当时完成的工作后来——10年后——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研究出了一种至今仍在使用的保存血液的方法，利用该方法，人们于1917年在前线建立了第一个血库。

战争也削弱了临床医生们的后备力量。戈加斯、韦尔奇和沃恩为此拟了个计划。1916年12月，他们通过国防理事会要求州医疗联合会秘密地对医生进行分等。约一半的临床医生被评估为不适合服役。因而，当美国真正参战后，军队首先考查了每一位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医学院毕业的男生，如沃恩所言，寻求“班上最好的学生”。这可以提供约一万名医生。许多最好的医学院也把他们的教员送往法国，在那里，学校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行使职责，提供医生并且非正式地将他们的名字列入所有的军事医院中。

但这些工作远远未能满足需求。到停战协议签署之前，有38 000名医生准备在军队服役，他们中至少有一半小于45岁因而满足服役条件。

军队——尤其是陆军——尚未善罢甘休。1917年4月军队中有58个牙医，至1918年11月是5654个。而且军队还需要护士。

护士太少了。护理工作与医学一样在19世纪后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变得科学了，但护理学所涉及因素的变化离纯科学还差得很远，这与妇女的地位、能力和角色有关。

护理是少数几个赋予妇女机会和地位并由她们控制的领域之一。当韦尔奇和他的同事在变革美国医学时，简·德拉诺（Jane Delano）和拉维尼娅·多克（Lavinia Dock）——两人是贝尔维医学院护理专业的学生，当时韦尔奇让那里的学生接触到了全新的事物本质——以及其他人在护理学中起着同样作用。但她们要对抗的，不是自己行业中墨守成规的保守派，而是医生们。（有时医生们受到聪明且受过教育的护士的威胁，不得不发起一场游击战；在一些医院，医生将药瓶上的标签用数字代替，这样护士就无法置疑处方了。）

1912年，戈加斯在当上军医署长之前就先见地预言，如果战争爆发，军队将需要大量的护士，超出实际可提供的数量。然而，他认为并非所有护士都需要接受完整的训练。他想要创建一支“实用护士”部队，她们不需要“毕业护士”那样的教育和训练。

其他人也在推动这个计划，但都是男人。干护理工作的女人拒绝参与此事。德拉诺教过护理学，曾经是军队护理队的负责人。她高傲、聪明、难以相处、咄咄逼人又十分威严，当时她刚离开军队去筹建红十字会护理项目，红十字会负有向军队提供护士的全责，包括评估、征募和分配护士。

德拉诺拒绝了戈加斯的计划。她对同事说，这“严重威胁了”专业护士的地位，并警告道：“使用那些由医生组织、教授并在他们指导下工作的无关人等，对我们的护理工作是徒劳无益的。”她直截了当地告诉红十字会：“如果该计划执行的话，我马上断绝和红十字会的联系……［而且］每个州和当地委员会的成员都会同我一起离开。”

红十字会和军方向她投降了。没有开办一个护士助理培训班。美国参战时有98 162名“毕业护士”。在1910年前，妇女所受的训练也许超过了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医生所受的训练。战争不断地吸纳护士，就像吸纳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5月，大约有16 000名护士在为军队服务。而戈加斯认为光陆军就需要50 000名。

戈加斯再次恳求红十字会“去执行现有计划”，而德加诺也已知晓了战地医院所面临绝境的机密信息，于是她转而支持戈加斯，并试图令她的同事们相信，他们的确需要“实用”护士。

她的专业同事断然拒绝。她们拒绝参与这样的大型助手培训计划的组织工作，仅同意建立一个军队护士学校。到1918年10月为止，这个新的护理学校还没有培养出一个受过全面训练的护士。

护理界战胜了红十字会和美国军队——一支参战的军队。胜利者是女性这一点使它更加不同凡响。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胜利也反映了克里尔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对事实真相的胜利，因为克里尔的宣传机器曾经掩盖真相，不愿让公众知道有多么需要护士。

同一时期，军队对医生和护士的需求还在增长。400万美国人已经参战，更多的人纷至沓来，戈加斯计划要有30万张病床。受过训练的医护人员完全不堪重负。军方抽调越来越多的护士和医生去营房、上海外舰船、远赴法国，直到几乎所有最好的年轻医生都被网罗起来。平民的医护条件迅速恶化。为平民看病的大部分医生要么太年轻，要么就是超过45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受的是老式的医学训练。护士的短缺就更严重了。事实上，整个状况非常糟，尤其是在民间。

所有这些都如同将引火物加到打火匣中，而更多的引火物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