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无法确证流感病毒是由来自堪萨斯州哈斯克尔县的某个人带到福斯顿军营去的，但有强有力的间接证据。1918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哈斯克尔县的尼尔森、欧内斯特·艾略特、博顿以及其他一些也许未在当地报纸留名的人被征召入伍，从“重流感”正在扩散的哈斯克尔行进到福斯顿军营。他们可能是在2月28日到3月2日之间抵达的，而部队医院首次开始接纳患流感士兵的日期是3月4日。这个时段恰好同流感的潜伏期相吻合。三周内，福斯顿有1100人因病重需要住院治疗。

在哈斯克尔和福斯顿之间的来往人等不过是涓涓细流，而在福斯顿与其他军事基地以及法国之间的兵力调动却是川流不息。福斯顿出现第一个病例后两周，也就是3月18日，佐治亚州的福瑞斯特军营和格林利夫军营也显露出了流感侵袭的迹象，两个军营中都有一成士兵请病假。接着，如同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其他军营也相继爆发了流感。那年春天，36个最大的军营中有24个经历了流感的浩劫。全国55个大城市中的30个——它们大多与军事基地毗连——也因流感导致的“超额死亡”人数到达顶峰而遭受了黑色4月。可惜待人们明了这些事时，已为时晚矣。

一开始，这次流感貌似无须担忧，根本无法同会并发肺炎的麻疹爆发相提并论，只有哈斯克尔的流感情况比较严重。唯一令人不安的是，这场疾病仍在蔓延。

正如伯内特后来所说的：“以美国和欧洲的军方病情为蓝本来讲述流感的故事，无疑是最方便的。”

疫情在全国爆发后，杰出的流行病学家们着手调查美国军方和平民的健康记录，想要找出早于福斯顿疫情爆发的异常流感活动的任何征兆，但他们一无所获（关于哈斯克尔的疫情警报错报了日期，被记录为福斯顿爆发之后）。法国曾在冬天有过几次局部性流感爆发，但并未蔓延，还只是地方性疾病而非流行病。

欧洲首次非比寻常的流感突发于4月初，出现在布雷斯特，那正是美军的登陆地点。布雷斯特的法国海军司令部突然瘫痪。疫情从布雷斯特迅速向周边地区扩散开来。

不过，尽管有许多人患病，但症状就像美国人的一样，通常都不太严重。军队在经历了短期的虚弱无力后，不久就恢复了元气。例如，在肖蒙附近爆发的流行病波及美国军队和平民。在172名守卫司令部的海军士兵中，大部分都感染上了疾病，其中54人住院治疗——但全都康复了。

法国军队在4月10日出现第一个病例。流感在4月底袭击了巴黎，几乎在同一时间，疫情波及意大利。英国军队的第一个病例发生在4月中旬，随即疾病爆发。5月，仅英国第一陆军就有36 473人入院，症状稍轻的病人有数万名。一份英国报告记载，在第二陆军中“5月底疫情开始恶化……感染者数量骤增……一支炮兵旅在48小时内就有1/3人员染病，而在原本兵员为145人的弹药队中，目前只有15人能够继续执行日常任务”。英国第三陆军遭遇了相同的困境。6月，军队从欧洲大陆回国时，又将疾病带到了英国。

这一次并发症发生的数量仍然很少，而且几乎所有士兵都康复了。唯一利害攸关的就是疾病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德军似乎正是这种情形。4月下旬，正在作战的德国军队中突发流感。当时，德军指挥官冯·鲁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正准备发动他的最后一次大进攻——德国赢得战争的最后一搏。

德军进攻已经初步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前线的霍尔斯特德的门生库辛在日记中记载了德军的战绩：“他们取得了彻底的突破……”“整体情况远不能令人安心……晚上11点，从前线撤下来的士兵仍然源源不断。”“黑格（Haig）对军队所下的最令人忧虑的命令以这样的话结尾：‘面对必须背水一战的境地，要相信我们的事业是秉持正义的，我们每个人都要奋战到底。家园的安危以及人类的自由都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此时此刻的行动。’”

然而库辛接着又提到：“预期的德军大进攻的第三波攻势在一天天推迟。”“没人知道德军何时会发起下一次进攻。可能不会再拖延很久了。我推测，我们在弗兰德斯遭遇的流感也许更严重地打击了德国佬，这可能是其推迟进攻的原因。”

鲁登道夫本人也将德军丧失主动以及进攻最终失败归咎于流感：“每天早晨不得不听取各参谋长上报流感感染人数，听他们抱怨各自部队的疲软——这可真是一桩令人难以忍受的活儿。”

也许是流感削弱了鲁登道夫的攻击力，夺去了他善战的军队，也许鲁登道夫仅仅将它作为一个借口。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遭受了疾病的侵袭，而鲁登道夫就是那种能诿过于人就绝不承担责任的人。

与此同时，这个病毒在西班牙获得了名字。

事实上，5月之前的西班牙病例并不多，但战争期间西班牙是一个中立国，这就意味着政府不会审查新闻，不像法国、德国和英国的报纸——这些报纸不会发布任何负面的、有损士气的新闻，西班牙的报纸充斥着疾病的报道，尤其是在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phonseⅩⅢ）也患上严重的流感之后。

很快，这种疾病就以“西班牙流行性感冒”或“西班牙流感”为世人所知，这极有可能是因为，只有西班牙报纸发布这个起源于其他国家的疾病的传播情况。

流感侵袭了葡萄牙，随后是希腊。六七月间，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死亡率猛增。德国最初只在6月出现一些零星病例，不久后流行病羽翼渐丰，横扫整个德国。丹麦和挪威在7月发生疫情。到8月份，荷兰和瑞典也在劫难逃。

5月29日，一艘运输船抵达孟买，不久，船上就出现了孟买最早的病例。先是7名在码头工作的军警被送进了警方医院，接着是在政府造船所工作的一些人死于疾病。孟买港的雇员在第二天患病，两天之后，在“紧靠海港，在政府造船所和港务局的巴拉特工业区之间”某处工作的一些人出现了流感症状。疾病沿铁路线扩散，令加尔各答、马德拉斯以及仰光步孟买后尘。而另一艘运输船则又把疾病带到了卡拉奇。

流感在接近5月底时到达上海。一名观察员说：“它如海啸一般席卷全国。”据传闻，半个重庆都病倒了。随后，流感又在9月份相继突袭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悉尼的流感病人数量占到了城市人口的30%。

然而，流感虽然爆发性扩散，但与哈斯克尔严重的致死症状大不相同。法国的一次疾病爆发期间，有613名美国士兵被送入医院，仅1人死亡。法国军队的40 000名入院者中，死亡人数不到100。而英国舰队中有10 313名水手患病，海军兵力虽暂时被削弱，但最终只有4名水手死亡。士兵们称其为“三日热”。在阿尔及利亚、埃及、突尼斯、中国和印度，它都是以“轻微症状”出现的。

事实上，其轻微程度使一些医生怀疑这种疾病到底还是不是流感。一份英国军方报告记载其症状“类似流感”，但“持续时间短且无并发症”又使人怀疑它不是流感。一些意大利医生的立场更为坚定，他们在不同的医学期刊论文中指出，这种“日前在意大利广泛流行的发热性疾病并非流感”。三名英国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观点。他们推断，这种流行病实质上不是流感，因为其症状尽管与流感相似，但却十分轻微，“持续期很短并且迄今为止没有出现复发或者并发症”。

那一期《柳叶刀》的出版日期是1918年7月13日。

在美国，当疾病于三四月份在兵营间转移并不时扩散到邻近城市时，戈加斯、韦尔奇、沃恩、科尔并未对此多加留意，埃弗里也未着手开展任何实验室研究。麻疹仍徘徊不散，已导致了很多人死亡。

但当流感从天而降侵袭欧洲时，他们开始注意它。尽管医学期刊上的文章都是关于它通常表现出的良性特征，但他们也听说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特例，这些特例暗示了这种疾病也许不会总是表现得那么温和，在猛烈发作时还异常严重——比麻疹更严重。

一份军方报告记录：“爆发性的肺炎，肺部充血”（快速感染和肺部充溢血液），“在患病24—48小时内致命。”肺炎所导致的这种快速死亡并不常见。对死于该病的一名芝加哥市民进行尸体解剖后发现，其肺部具有上述症状。过于异常的症状促使进行解剖的病理学家将一些组织样本送给赫克通（Ludwig Hektoen）博士，赫克通博士是一位极受尊崇的科学家，他与韦尔奇、弗莱克斯纳及戈加斯私交甚好，而且是麦考密克传染病纪念研究所的负责人。那位病理学家请赫克通“将之视为一种新型疾病进行研究”。

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流感统计出现了令人恐慌的反常现象。路易斯维尔的死亡率不低，更令人惊讶的是，死者中40%的人年龄在20—35岁之间——一个统计异常出现了。

5月下旬，法国的一个有1018人的小型新兵站里，688人病重入院，最后有49人死亡。5%的总人口——特别是健康年轻人——在短短数周内死去，令人恐惧！

6月中旬，韦尔奇、科尔、戈加斯和其他一些人试图尽可能多地收集欧洲流感发展的信息。虽然从官方渠道科尔毫无斩获，但他从津瑟（Hans Zinsser）——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工作，当时参军驻法，后又回到洛克菲勒——等人那里了解到足够多的情况，开始对流感重视起来。7月，科尔要求国家研究理事会协调战争相关医学研究的科学家皮尔斯（Richard Pearce）率先给出“关于欧洲流行性感冒的精确信息”，科尔还补充道：“我在华盛顿公共卫生部部长办公室询问了几次”——指布卢而不是戈加斯——“但似乎没人知道有关此事的确切信息。”数日后，当科尔建议皮尔斯为相关研究投入更多资源时，对这些信息表现出更进一步的关心。

作为回应，皮尔斯与一些实验科学家，如费城的刘易斯，以及一些临床医师、病理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联系，询问他们是否能够开展新研究。他则扮演研究发现信息交流中心的角色。

6月1日到8月1日之间，200万驻法的英国士兵中，有1 200 825人被病魔击倒，即便在最为紧要的殊死战斗中，他们也无法再充当有生力量。随后，疾病绝尘而去。8月10日，英军指挥官宣称疫情已不再蔓延了。8月20日，英国的一份医学期刊评论流感疫情“已全然消失了”。

驻法美国远征军医疗部的《每周快报》（Weekly Bulletin）不准备像英国一样宣告流感的蔓延已经彻底终结，它在7月底声明：“传染病的流行差不多到了尽头……尽管它导致了相当大的损失。但始终表现温和。”

但它接着说：“许多病例被误诊为脑膜炎……肺炎在7月成了一种比在4月更为常见的遗患。”

流感没有像在西欧和东方部分地区一样横扫美国全境，但它在美国也没有完全绝迹。

军方的肺炎研究委员会成员分散在各地进行研究，他们都发现了肺炎的迹象。在包括福斯顿军营在内的赖利堡基地，布莱克上尉试图培养从健康和患病士兵的喉部取到的菌种。这是一项杂乱无章的工作，远不及他之前的工作令人兴奋，而且他厌恶堪萨斯。他向妻子抱怨道：“没有收到爱人的信已经两天了，没有凉爽的白天、没有凉爽的夜晚、没有喝的、没有电影、没有舞会、没有俱乐部、没有漂亮女人、没有淋浴、没有牌打、没有人、没有娱乐、没有欢乐，只有酷热、烈日、灼人的风以及流汗、灰尘、干渴、令人窒息的长夜、夜以继日的工作和孤独寂寞，完全是一座地狱——这就是堪萨斯的赖利堡基地。”几个星期后他说，天气太热，把细菌的培养基放在烘箱内以免过高的温度杀死细菌。“想想看，居然用烘箱降温！”他写道。

他还写道：“成天在病房忙东忙西——监护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病例……但目前他们大部分还是流感。”

流感就要变得令人感兴趣了。

病毒并不曾消失。它只是潜入了地下，就像残留在树根处燃烧的林火，慢慢积聚、变化、适应、磨砺自身，观察着，等待着，伺机死灰复燃，燃起熊熊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