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文斯军营遭受到流感的奇袭，其他兵营及海军基地则没有。戈加斯的办公室已经发布了流感的紧急警报，全国上下的医务人员都已格外留心了。即便如此，病毒还是杀气腾腾地先行赶到这些军营，并对那些挤在行军床上取暖的年轻人发动了攻击。格兰特军营的情况既不是最糟的，也不是最轻微的。的确，除了一起极特殊的不幸个案外，那里的情况颇具代表性。

格兰特军营散布于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外的罗克河旁，那里地势平缓起伏，土壤肥沃，草木茂盛。军营首任司令曾下令在基地种植了近6000平方公里的甜玉米、“肥猪玉米”、牧草、小麦、马铃薯和燕麦。那里的新兵大部分是来自伊利诺伊州北部和威斯康星州的农家男孩，他们大都有麦色的头发，红润的脸庞，是种庄稼的能手。

尽管整个军营建造得有些仓促，但看起来还是十分井然有序。成排的木质营房显得非常整齐，还有数量更多的一排排巨大的帐篷营房，每顶帐篷里住18个人。但是，所有的道路都肮脏龌龊，夏末时到处尘土飞扬，每逢下雨路上更是泥泞不堪。医院位于军营一隅，有2000张病床，同时收治的病人最多时是852位。还有几个医务室分散在基地各处。

1918年6月，韦尔奇、科尔、罗素以及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的皮尔斯——此人常常忙于协调研究工作，很少离开华盛顿——一行人曾视察过格兰特军营，对其印象深刻。韦尔奇对军营卫生官米基（H. C. Michie）中校的评价是“能干而且精力充沛”，医院实验室则“非常精良”，病理学家“很称职”，而科尔的好友、医院负责人之一卡普斯（Joe Capps）“显然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主管”，就连负责几百匹马和多种牲口的兽医也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整个6月之行期间，肺炎一直是他们的全部话题。卡普斯已经用凯斯（Preston Kyes）制造的血清（与科尔的血清不同）开始临床实验。凯斯是芝加哥大学一个很有前途的研究者，韦尔奇曾说：“时刻关注他的发展是非常值得的。”卡普斯和科尔曾交流过。卡普斯提到自己发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出现了“另一种肺炎……其临床表现毒性更强、致死率更高……在尸检中常发现大面积的实变……以及多处肺泡出血”。

随后，卡普斯向他们演示了自己已经尝试过的一种新方法：给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戴上纱口罩。韦尔奇说这种口罩“非常好，为预防飞沫传染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鼓励卡普斯以此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文章，并建议皮尔斯指导进行口罩效果的研究。科尔对此也表示认同：“这是一件与预防肺炎有关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离开这次巡视的最后一站时，韦尔奇提出了两点建议。他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要让所有兵营的新兵先到专门建造的隔离营待上三星期；这些人必须在一起吃、住、军事操练（也就是一起被隔离），以防止与军营中现有人员发生交叉传染。其次，他希望将卡普斯的口罩推广至所有军营。

卡普斯后来确实给《美国医学会杂志》写了文章，文中说口罩的使用非常成功，于是实验不到三星期，他就中止实验而直接将其作为一种“常规措施”。他还得出了一个更为普遍的观点：“控制传染最重要的措施之一”是避免人群过度集中。“要增加营房中床与床之间的间隔，睡觉时相邻士兵的头脚方向应相反，帐篷内两床之间须用帘子隔开，餐桌上的食物得加盖罩子，这些都已被证实是非常有效的。”

为了防止少数刚到营地的人将疾病传遍整个军营，卡普斯再次强调了韦尔奇对调遣部队实行隔离的建议。格兰特军营里就有这样的“新兵旅”（用来隔离新兵和调遣士兵的营房）。这个营房的楼梯建在显眼之处，便于卫兵加强对隔离的监控。不过，军官们是不住这种营房的，只有小兵才住。

卡普斯的文章刊登在1918年8月10日出版的那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8月8日，夏加多恩（Charles Hagadorn）上校接管了格兰特军营。夏加多恩个子不高，是个喜欢沉思的军官，毕业于西点军校，51岁依然孑然一身，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军队和他的士兵们。夏加多恩毕生都在备战，坚持不懈地通过实战经验、兵法研读来学习战略战术。在一份报告中，他被评为“正规军里最杰出的一线专家之一”。他曾在古巴与西班牙人作战，在菲律宾打击游击队，一年之前还在墨西哥追击维拉（Pancho Villa）。他有时会下达一些看似冲动，甚至费解的命令，但这些命令的背后都深藏玄机。他决心教给他的部下求生和杀敌的本领，而不要轻易送死。他爱护自己的部下，喜欢和他们打成一片。

摆在夏加多恩面前的难题似乎与战争无甚关系：军营里已经人满为患。韦尔奇6月来访的时候那里只有三万人，但现在已经超出了四万人，而且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士兵们被赶入帐篷，数周后寒冬就要来临——伊利诺伊州北部去年的冬天创下了历史上最冷的纪录。

陆军条例中明确规定了营房中每个士兵应有的空间尺寸。这些规章制度并非是为了让人住得舒适，而是出于公共卫生的考虑。9月中旬，夏加多恩决定不顾有关不可过度拥挤的规定，让更多的人搬出帐篷住进营房。因为此时夜晚已经很冷，士兵们睡在营房里会好一些。

然而，此时戈加斯的办公室已经发布了流行病的警报，警告流感已经逼近到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160多公里开外了。而在格兰特军营，医生们密切关注着首例患者的出现。他们甚至对第一例患者会出现在哪里都作了预测。许多军官都是刚从德文斯营过来的。

在夏加多恩打算增加拥挤程度的问题上，军营高级医务官同他发生了冲突，虽然这次会议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这些医生都是韦尔奇和科尔极为倚重的人，曾任之职也都是高高在上，总是授令于人而非为人指使。这次会议势必火药味十足。看在上帝的份上，他们一定警告过夏加多恩，罗克福德市已经出现了零星的流感病例。

但夏加多恩相信疾病是能够控制的。除了自己的赫赫战绩之外，他还管理过运河区，亲眼目睹戈加斯控制住了那里的热带病。此外，夏加多恩对医务人员也抱有极大的信心，甚至比他们自己还要信心十足，让他们想起曾经成功躲过了在许多军营中流行的麻疹。9月4日，格兰特军营的流行病学家提交了一份报告：“本军营的流行病情况还远未到令人担忧的程度……麻疹、肺炎、猩红热、白喉、脑膜炎和天花等都只是零星地出现。这些病症也没有一样曾以流行病的形式出现。”

现在面临的不过是流感而已。尽管如此，夏加多恩还是作出了不少让步。9月20日，他下达了几条关于保持军营卫生的命令。为了防止尘土飞扬，所有的路面都要铺上沥青；出于对流感的考虑，他同意采取一种实质性的隔离：“在接到司令部进一步通知以前，除了出于最紧急的原因并经本部门批准，不签发任何军官或士兵离开军营的通行证或许可令……”

不过，当天他又下达了另一项命令（如果米基和卡普斯知道夏加多恩利用他们俩的职权证明自己正确时一定会尤为气恼）：“军队里人群密集绝对是有其军事必要性的。在这种情况下军医批准了营房的人群集中……可以超过规定容量……这项条例将被立即执行，因为房间不久前都已被占满。”

9月21日，也就是夏加多恩发布命令的第二天，中央步兵军官训练学校——一个有军官来自德文斯营的机构——有几个人病倒了。他们立即被送往基地医院实施隔离。

然而收效甚微。当天午夜，步兵学校和邻近的部队共有108人生病住院，每个病人都戴上了纱口罩捂住口鼻。

人们将这两个部门同军营其他地方隔离起来，这两个部门里的人相互间也被不完全隔离开来。每张床四周都挂上了床单，每人每天要检查两次。所有的公共集会——看电影、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集会等诸如此类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人们被明令禁止“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与其他部门的人来往……相关地区也不准任何外人来访……一旦出现数个病例，该营房将整个被隔离，营房内人员也绝不准再与其他营房人员接触”。

警卫严格地执行隔离命令。然而，被流感感染的人在自己感觉不到任何症状以前就可以感染其他人，所以这些措施都为时已晚。48小时之内，军营里所有部门都有人感染上了流感。

接下来的一天中住院人数增至194人，第二天是371人，再过一天则是492人。发现首例患病军官四天后，开始有士兵死亡。接下来的一天之内又有2人病亡，住院士兵人数达到711人。6天内医院被占床位从610张升至4102张，几乎是以前治疗时最多人数的5倍。

相比之下，用于运送病人入院的救护车太少了，只好用骡子拉救护用的手推车，直到骡子也累得筋疲力尽不肯前行为止。床单不够，红十字会不得不从芝加哥调运来6000床床单。病床也不够用，于是数千张帆布床被塞到走廊、储藏室、会议室、办公室以及阳台的各个角落里。

这还不够。先是医疗队员们搬进了帐篷，他们腾出的营房就改建成有500张床位（或帆布床）的医院。军营各处共有10座营房被改成了医院。这些仍旧不够。

所有战争和杀敌训练都停止了。现在，他们要为阻止死神的脚步而战。

健康的士兵都被委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帮着照管病号。320人被派往医院做一般支援人员，后来又增加了260人。另有250个人就做一件事：把干草塞进袋子里做成床垫。几百人负责从一长串满载医疗补给物品的有轨电车上卸货。还有几百人协助搬运病号或清洗衣物（待洗床单和自制口罩）或准备食物。与此同时，一场危险的雷暴迫在眉睫，100个木匠要赶在这之前将39个阳台用油毡封围起来，以免几百个病人暴露在恶劣天气之下。卡普斯引以为豪、韦尔奇嘉许过的纱口罩已经没法再做了，卡普斯已经用光了材料，而且也没有人手去做这件事了。

医务人员本身也已经被过度的工作压垮了——而疾病又雪上加霜。流感爆发5天以来，有5位医生、35个护士和50个卫生员病倒了。这个数字之后还会增长，这些医务人员也将付出死亡的代价。

疫情爆发7天后，尚能工作的士兵又将9栋营房改建成医院。药品开始短缺：阿司匹林、阿托品、洋地黄、冰醋酸（消毒剂）、纸袋、痰盂还有体温计都不够了——能用的体温计还会被精神恍惚的病人弄坏。

为了应对紧急情况，40多个护士赶来增援，分配到了383医院。增援还远远不够。基地的所有来访者，尤其是去医院的人——“除了极为特殊的情况”，都已经被禁止入内，而那些极为特殊的情况现在已变得稀松平常，米基写道，“受病危电报的召唤……”而来的造访者大批涌入。前一天就处理了438封电报。

数字依然在飞速攀升，为了处理很快就变成四位数的每天的电报和电话，红十字会搭了一个大帐篷，铺了地、供暖供电，还装上了独立的电话交换机，以及像观众席一样成排的椅子，那是病危士兵的亲属等候探望的地方。因为要洗每个来访者穿过的白大褂和口罩，所以需要更多的人手和洗衣装备。

医务人员根本忙不过来。望不到边的病人咳嗽着，躺在血迹斑斑的亚麻布上，苍蝇在周围飞来飞去——有规定“往痰盂里倒上福尔马林以驱赶苍蝇”，还有夹杂着呕吐物、尿液和粪便的奇怪味道，有时候让那些来访的亲属比病人还要绝望。他们给能见到的任何健康的人——包括医生、护士或者卫生员——塞红包，拜托他们照顾好自己的儿子或者爱人。事实上，他们是乞求医务人员收下红包。

米基坚决地予以回应：“禁止对任何情况不严重的人给予特殊的私人照顾，看护人员一旦发现有人提出对某个士兵予以关照的特殊要求，应立即上报指挥官。”

但这不是全部，还有更糟的事情在后头。

格兰特军营有第一个士兵死亡的那天，一支3108人的队伍正从那里乘火车出发，前往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市外的汉考克军营。

他们离开之际，格兰特军营数百公里以外的一位平民卫生官员要求隔离整个军营，甚至禁止护送死者归乡。他们的离开，让人想起当年载着感染麻疹士兵的火车，当时戈加斯和沃恩曾大力反对让这些士兵“把病毒散布到其他营地里和火车上。在那种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什么能阻止麻疹的传播”。然而，抗议无效。他们离开之前，司令已经很有预见地取消了下一批调拨方案；戈加斯的办公室也已紧急下令，停止所有被感染与未被感染军营间的调遣。

军队确实已下令，在军营或者被隔离的基地之间不准有“流感感染者的转移”，但这条军令也晚到了几天——在耽搁一天就要付出几千条生命的代价之时晚到了几天。这条命令还规定：“非感染者的官兵调遣依令立即执行。”然而，看似健康的人却可能已经成了流感携带者，而且还能在未出现任何症状时就传染他人。

乘火车离开格兰特军营的人在车厢内挤作一团，几乎没法挪动。火车横跨美国缓缓移动了近1600公里。这些人就像夹在大三明治中一般，层层叠叠压在一起，开始可能还挺兴奋的，因为调遣本身就会让人激动，之后就慢慢觉着沉闷了，度日如年。这段旅途变成待在一个约高两米、宽三米、沉默逼仄的世界里，烟味和汗味四处弥漫，每节车厢里都有数百人，比任何营房都更为拥挤，而且也更不通风。

火车前进的时候，车上的人就探出窗外呼吸新鲜空气，但也不过就像吸烟那般抽一小口。接下来，有人猛咳起来，有人则开始不断冒汗，还有人突然间鼻子流血不止。一些人因为害怕而退避三舍，而另一些人要么因突发高烧或神智不清而病倒，要么就是鼻子或耳朵开始往外冒血。整辆火车充斥着恐慌。火车停站加油补水的时候，士兵们争先恐后涌出车厢伺机逃跑，和工人、平民混作一团，之后又在军官的命令下不情愿地回到车厢内，回到那行驶着的“棺材”之中。

火车抵达目的地时，700多号人——将近车上总人数的1/4——被直接送进了基地医院，接着又有几百人被送进去；3108名士兵中有2000人因流感而入院。其中的143人死亡，之后统计结果同来自汉考克营（病毒也被运送到了那里）的士兵数据混在了一起，于是再也无法继续监测了。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死亡率已然逼近甚至可能超出了全车人数的10%。

夏加多恩所做的工作几乎已变得同管理军营毫无关系了。他对医务人员百依百顺，做他们吩咐做的所有事情，为他们准备好一切所需资源，但似乎没什么能阻挡疾病的前行，哪怕只是令其脚步放缓。

10月4日这天，格兰特军营的单日死亡人数头一次过百。有近5000人患病，每天新增加病号数百人。感染人数的图表曲线几乎是直线上扬。

不久之后，单日内就有1810人患病。在另一些军营中，甚至有更多人几乎同时病倒。的确，在密歇根州巴特尔克里克市外的卡斯特军营里，据报告称在短短一天之内就有2800人感染。

在此次流行开始之前，卡普斯就已开始检测凯斯从鸡身上制备的肺炎免疫血清了。凯斯的理论是，由于鸡对肺炎链球菌不易感，让它们感染强毒性的肺炎链球菌就可能产出非常高效的免疫血清来。卡普斯设计了一套“精确控制的”实验。因为现在没什么别的可以试了，所以血清一到他就给所有的患者注射。似乎起了点效果。234名肺炎患者接受了血清治疗，死亡率只有16.7%。而在没有接受血清治疗的人中死亡率过半。然而，血清的供应量短缺。

为了保护军队不受这种疾病（或者至少是不受其并发症）的威胁，人们索性背水一战。士兵们的口鼻中都被喷入消毒药水。上级下令，士兵们必须用杀菌的漱口水每日漱口两次。人们还用碘甘油尝试进行口腔消毒，将含有薄荷的凡士林软膏涂抹于鼻腔内，还用液体白凡士林清洗口腔。

无论人们作出何种努力，死亡率仍节节攀升。死亡率攀升之快令人们不胜其烦——厌烦了撰写文书，甚至厌烦了鉴定病人的死活。米基被迫发布警告令：“在遗体左前臂中间缠一圈橡皮膏药，写上姓名、军衔、单位以作标记。外科病房的职责就是要在遗体离开病房前检查清楚……遗体证明上的很多名字都难以辨认……这些证明应该打印……或者用印刷体书写清晰……与此事相关的人员若漫不经心将当做渎职处理。”

米基还要求所有人员“不要把本医院死者的亲朋带到基地医院太平间去……处理死者的财物已经成了一桩艰巨的任务”。

就在此时，在鼓舞全国士气的重要之战中，《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报道了来自格兰特军营的好消息。“流感被制服了！”成了报纸的头条，“由米基中校带领的一支专家小组已经奋力制止住了流行性肺炎……肺炎患者虽有死亡，但有100多人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还有175个战胜了病魔的人已经病愈出院了。”

那时，格兰特军营中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452人，而且死亡速度并没有减慢的迹象。抱着能够稍微减少甚至防止交叉感染的一线希望，米基和卡普斯重申了把患者抬到户外的要求：“必须把病房里病人集中的数量减到最小……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阳台。”

也许这让夏加多恩想起了早先他批准的准许过度拥挤的命令。也许那时他已经知道有上百个年轻人死在了开往佐治亚州的火车上，这和上述命令一样也是经他批准的——因为“军事需要”。也许这些事情让他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会突然下令隐瞒所有死于流感的士兵的名字，或许这多多少少能让他从记忆中抹去那些亡魂。

军营里死亡人数突破500的第二天，还有数千人挣扎在死亡线上。“这场大流行究竟能传播多远显然只取决于它赖以生存的媒质”，一位军医这样写道。“在流行病消失之前预测结局或者估量损失都为时过早。”

死者中孩子要多于成人，这是些18—21岁、正值青春年少、脸上还带着狡黠微笑的男孩子。夏加多恩这个单身汉把军队当做自己的家，士兵就是他的亲人，他的生活就是被这些年轻人所包围。

10月8日这天，米基在夏加多恩上校的司令部向他报告了最新的死亡人数。上校听完汇报，点了点头。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米基起身离开了。夏加多恩让他把门带上。

他的四周弥漫着死亡，在他桌上的文件中、他所听到的报告里，他甚至闻得到空气中的死亡气息，就像一个信封要将他封缄。

他拿起电话命令警卫员离开这幢楼，并将司令部内所有人员带走，去楼外站岗。

这是个古怪的命令，警卫员通知了杰森（Jisson）上尉和拉歇尔（Rashel）中尉，他们虽摸不着头脑但还是服从了。

约摸半个小时之后，从楼内传来一声枪响，划破寂静。

夏加多恩没有被计算在流行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之中，他的死去也并未令流感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