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

这种新的流感病毒像大多数新流感病毒一样，传播迅速而广泛。正如已引用的一位现代流行病学家观察到的，流感是传染病中的一种特例。这种病毒的传播如此高效，使得它能将易感寄主消耗殆尽。这意味着在美国已有几千万人受到这种病毒感染（许多城市中，超过一半的家庭至少有一人罹患流感；圣安东尼奥的患病人口过半），而全世界的流感患者则有上亿人。

但这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被感染的大多数病人都康复了，他们在忍受过时而温和、时而剧烈的疾病发作后痊愈了。

这种病毒以流感病毒惯有的方式侵袭了这些病人。他们经历了一段不太好过的日子（身体的不适因他们担心自己会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而加剧），然后在10天内康复了。疾病在这几百万人身上所表现出的病程令医学界相信，这种疾病确实只是流感。

然而，在一小部分病例中（但也不算太少），这种表现为流感的病毒并未遵循流感惯常的模式，不像以往出现过的任何流感，它的病程与普通流感差异相当大，这令韦尔奇起初也担心它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或瘟疫。如果连韦尔奇都为此感到担忧，那病患的恐惧就更不用说了。

在西方国家，该病毒通常在10%—20%的病例中表现出极强的毒性，或者导致肺炎。在美国，这一比例就意味着两三百万个病例。而在其他地方，主要是在一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当地人很少接触到流感病毒——如在阿拉斯加因纽特人聚居地、在非洲丛林村落、在太平洋岛屿，病毒表现出极强毒性的病例远高于20%。将这个数字换算到全世界，就极可能有高达几亿的严重病例，而当时的世界人口还不到今天的1/3。

这仍旧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当时最常见的症状现在也为人们所熟知。鼻、咽部和喉咙的黏膜开始发炎。眼结膜（覆盖眼睑的柔软的膜）也有炎症。患者头痛、浑身痛、发烧——这些就够呛了——还有咳嗽。正如一位知名临床医师1918年观察到的那样，这种疾病“表现出两组症状：首先是急性温病的基本反应——头痛、全身疼痛、寒战、发烧、萎靡不振、疲惫不堪、厌食、恶心或呕吐，其次是鼻黏膜、咽黏膜、喉黏膜、气管黏膜、眼结膜以及整个上呼吸道严重的充血”。另一份报告说：“病人开始发病时表现为筋疲力尽和寒战、发烧、头痛、结膜发炎、背部和四肢疼痛、面部发红……经常不停地咳嗽，上呼吸道不畅。”第三份报告则是：“在非死亡病例中……体温在100—103℉（37.8—39.5℃）浮动。非死亡病例通常在患病一周左右后就康复了。”

接下来就是那些被病毒猛烈侵袭的病例了。

对于那些承受着疾病猛烈发作的人而言，他们经常会感到痛苦，那是苦不堪言、无处不在的痛苦。这种疾病还隔离了他们，把他们推入一个孤独的“集中营”。

在费城，克利福德·亚当斯说：“我不考虑任何事情……我已经到了对自己是死是活毫不关心的程度。只有呼吸时我才觉得自己还活着。”

华盛顿特区的萨尔多（Bill Sardo）回忆道：“人们都认为我活不下来了，就像每个患上流感的人一样……你病得一塌糊涂，尽管没有昏迷但正处于疾病的危险期，你无法正常思考，也不能正常反应，有点像神经错乱的状态。”

伊利诺伊州林肯镇的麦克斯韦尔觉得：“当我躺在楼上那个小房间时，时间对我来说是模糊的，我……对白天及黑夜已经没有了概念，我觉得疲乏而空虚。我听到姑妈打来电话，我从妈妈接电话的惊慌中知道了一切……我听到妈妈说：‘威尔，哦，不，’接着又说，‘如果你想让我……’眼泪从她脸上滚落，一切都不言而喻。”在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当护士的乔西·布朗（Josey Brown）工作时病了，感觉不舒服，“心跳急促而又猛烈，简直就要跳出”胸口一样，她还发着严重高烧，“浑身发抖，弄得冰袋吱吱作响，就连系在床尾的记录本也跟着颤动。”

库辛（霍尔斯特德的门生，已颇有成就但仍孜孜不倦）当时在法国服役。1918年10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腿出了毛病，就像个脊髓痨患者一样”——患上一种慢性萎缩性疾病的人，像艾滋病人一样，他们要靠拐杖走路——“我站不稳，早上摇摇晃晃起床时都感觉不到地板的存在……这就是流行性感冒的结果。如果它真是如此沉重地打击了德军（在其进攻期间），那我们可真要感谢它帮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他的情况看起来主要是神经性的并发症。10月31日，经过了卧床三周的头痛、复视和双腿麻痹，库辛观察到：“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毋庸置疑，它还在发展……伴有一定程度的肌肉萎缩……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我在梦中曾［与其］相遇过。”四天后，“我的手已经赶上我的脚了——如此麻木、笨拙，刮脸成了危险活，扣纽扣也很吃力。当四肢受到如此影响时，大脑也变得迟钝和不灵活了。”

库辛痊愈无望。

战线那端，德国军官宾丁（Rudolph Binding）形容自己的病类似于“某种伤寒，伴有肠中毒的可怕症状”。一连几个星期他“高烧迟迟不退。有几天我感觉轻松了，但虚弱又一次击垮了我，我只剩把自己拖到床上毯子里的力气了，一身冷汗。随后疼痛袭来，我已不在乎自己的生死了”。

安妮·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当时是《落基山新闻》（Rocky Mountain News）的记者。她的未婚夫——一名年轻的军官——病故了。他是在照料波特时染上的病，她也曾被人认为已无药可救。她的同事甚至已将讣告都排好版了，但她活了下来。在《灰色马，灰色的骑手》（Pale Horse, Pale Rider）中，她描绘了自己步近死亡的历程：“她躺在深渊上面一片狭窄而凸出的岩石上，她知道那是个无底的深渊……像遗忘和永远这种精心形成的温和的词儿是挂在虚无前面的帘子……她的脑子又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地乱动起来，接着连底折断了，像一个脱落的车轮在沟里旋转……她不出声了，毫不费力地在黑暗中越沉越深，最后她像一块石头似地躺在最遥远的生命底层，知道自己又瞎又聋，说不出话，不再感觉到自己身子的各个部分，完全摆脱对人生的一切关心，然而头脑特别清醒和有条有理；一切理性的概念、合理的疑问，一切血肉的联系和七情六欲都从她身上渐渐消失，化为乌有。只剩下一颗微小而光线强烈的生命的火星，它只知道自己，只依靠自己，不依靠其他任何物体提供力量；它不受任何感染或者引诱的影响，完全由一个独一无二的动机、执着的生存意志所组成。这颗静止不动的火星毫无援助地全力抵制着毁灭，挣扎着活下去，狂热地追求着生存，除了这唯一的决不放弃的目的以外，既没有动机，也没有计划。”

然后，当她从那个深渊爬回来时，“痛苦又来了，一阵像烈火那样强烈地折磨人的痛苦在她的血管里流动，她的鼻孔里充满腐烂的臭气，烂肉和脓水散发着令人恶心的、甜滋滋的气味；她睁开眼，只见一片苍白的亮光透过一层粗白布照在她的脸上，知道死亡的气味在她自己的身体里，接着她勉强举起一只手。”

这些患者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症状，这些症状要么从未在流感病人身上出现过，要么就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出现。最初，医生们——那些优秀的、聪明的医生，努力筛选一种疾病以便与眼前的症状线索相吻合（流感不符合这些线索），但结果通常都是误诊。

病人若因关节处疼痛难忍而扭曲打滚，医生就会将其诊断为登革热，也称为“断骨热”。

病人若是发高烧、打寒战，战栗着、哆嗦着蜷缩在毯子下，医生会将其诊断为疟疾。

纽约市威拉德帕克医院——同帕克的实验室临街相望——的医生贝格（Henry Berg）担心，病人“横膈膜上方灼痛”的病症是霍乱的征兆。另一位医生则记录：“许多人有呕吐现象；一些人的腹部一触即痛，这预示着腹内疾病的存在。”

在巴黎，一些医生也把这种疾病诊断为霍乱或者痢疾，而其他医生将头痛的强度和集中性归因于伤寒。传染到了晚期，巴黎的医生仍然固执己见，不愿将其诊断为流感。西班牙的公共卫生官员也宣称那些并发症是源于“伤寒”，它“遍及整个西班牙”。

但是，无论伤寒还是霍乱、登革热还是黄热病、瘟疫还是肺结核、白喉还是痢疾，都不能解释其他症状。没有一种已知的疾病可以解释。

在《皇家医学会会刊》（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中，一位英国医生记录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一种情况——皮下气肿”，空气在皮肤下积聚形成气泡——“从颈部开始扩散，有时遍及全身。”

那些通过破裂的肺部泄漏出来的气泡使病人在翻身时发出劈啪声。一位海军护士后来将这种声音比作爆米花，她对这种声音的印象如此清晰，以至于她在余生中一直无法忍受有人在她旁边吃爆米花。

极度的耳痛屡见不鲜。一名医生发现，中耳炎（中耳发炎的特征是疼痛、发烧和头晕眼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有时在疼痛发作几小时后就会出现鼓膜破裂”。另一位医生写道：“有41个病例发生中耳炎。耳科医生夜以继日地值班并且对所有膨胀的鼓膜进行紧急穿刺术［插入针以排出液体］……”还有人写道：“外耳排脓已非常多见。尸体解剖显示实际上每例中耳炎都做过穿刺术……这种鼓膜的破坏在我看来与肺部组织的破坏很相似。”

阵阵头痛深入颅骨，患者感觉就好像是他们的头要裂开了，像是一把大锤砸着个楔子——不是敲进脑袋里而是从脑袋里打出来。眼眶后方尤为疼痛，当病人想要转动眼睛时，那种疼痛几乎难以忍受。有些区域丧失了视觉，原先正常的视野一片黑暗。眼睛肌肉麻痹的现象也时常发生，据德国的医学文献记载，眼睛被殃及的比例非同一般，有时在流感病例中占了25%。

嗅觉也受到了影响，有时会持续几个星期。还出现较为少见的并发症，如急性——甚至是致命的——肾衰竭。雷氏综合征侵袭病人的肝脏。后来一份军方摘要做了简单陈述：“症状的程度及种类都多种多样。”

死亡和这些症状都在散布着恐慌。

这是流感，仅仅只是流感。然而对一个待在家里的外行来说，对一个照顾丈夫的妻子来说，对一个照顾孩子的父亲来说，对一个照顾姐妹的兄弟来说，这些闻所未闻的症状令人惊恐。当一名童子军为一个丧失劳动力的家庭递送食物时，他被这些症状吓坏了；当一名警察进入一间公寓想查明房客是已经死亡还是奄奄一息时，他被这些症状吓坏了；当一个男人自告奋勇将自己的车充当救护车时，他被这些症状吓坏了。这些症状使外行人胆战心惊，随症状而来的恐惧之风也吹得他们胆战心惊。

整个世界一片黑色，盖因紫绀使然。开始，病人可能表现出少许其他症状，但医生和护士一旦观察到紫绀，那么他们就会像对待晚期病人、像对待活死人一样来治疗他们。如果紫绀变得很严重，那么就必死无疑了。紫绀极为常见。一名医生报告道：“程度强的紫绀是一种令人惊骇的现象。嘴唇、耳朵、鼻子、面颊、舌头、眼结膜、手指，有时甚至是全身都呈现出一种暗黑的铅灰色。”另一名医生则说：“许多病人在入院时表现出显著的强烈紫绀，嘴唇部位尤为明显。那不是通常在轻度肺炎中所表现出来的微暗的蓝色，而是一种更深的蓝色。”第三个医生说：“在左右肺都病变的病例中紫绀非常显著，甚至呈现出一种靛蓝色……灰白尤其是个坏兆头。”

然后就是血，血从身体中涌出。血从某个人的鼻子、嘴巴甚至耳朵或者眼睛周围滴淌或是喷射出来，这景象令人不寒而栗。出血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意味着死亡，而在于甚至连医生，甚至连那些习惯将身体视作机器并努力去了解疾病过程的人，也对这样的先前与流感无关的症状感到不安。当病毒变得暴虐时，鲜血随处可见。

美军军营中，在院治疗的士兵中有5%—15%患上了鼻衄（鼻出血），就像感染了出血性病毒（如埃博拉病毒）。有时血液会从鼻子中喷射出来，力量之大，可以溅出几米。医生们无法解释这些症状。他们能做的只有记录下来。

“15%患鼻衄的……”“病例中，大约一半病人在头被放低时，一股带血的泡沫状液体就会从他们的口鼻涌出……”“出现鼻衄的病例数量很可观，有一个人的鼻孔中涌出了近500毫升的鲜血……”“这些病例早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出血……6个病人吐血；其中1人死于失血过多。”

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显著的并发症就是黏膜出血，尤其是鼻黏膜、胃黏膜和肠黏膜。耳部出血和皮肤的淤点状出血也会发生。”

一位德国研究人员记录，“出血发生在眼内的不同位置”，并且非常频繁。而一位美国病理学家则记录如下：“有50个病例结膜下出血［眼睛内膜出血］。12个病例真正在咳血，鲜红色的血液不带有任何黏液混合物……三个病例则是肠出血……”

“女患者的出血性阴道排出物先被认为是经血，但后来被解释为子宫黏膜出血。”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种病毒所带来的从来不是单一症状。纽约市卫生部门的诊断专家总结道：“病患的剧烈疼痛使其从表象和行为上看都像是登革热……鼻子和支气管出血……多痰且痰中可能带血……由于大脑或者脊柱（病变）导致的局部麻痹或者瘫痪……对行为能力的损伤或严重或轻微，或永久或暂时……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病重以及长时间卧床导致癔病、精神抑郁以及精神错乱，甚至意图自杀。”

患者精神状态受到影响是最普遍也是最显著的后遗症之一。

就美国而言，在这次传染病流行期间，在由各种原因（癌症、心脏病、中风、肺结核、事故、自杀、谋杀和其他所有原因）造成的死亡中，有47% （接近半数）归咎于流感及其并发症。流感的杀伤力令美国人均寿命期望值降低了十多岁。

即便没有传染病流行，有些死于流感和肺炎的人原本也会死亡。毕竟肺炎是致死的最主要原因，因而关键数字实际上是“额外死亡”的人数。现今的调查者认为，在1918—1919年的大流感中，美国的额外死亡人数大约是675 000人。同2006年的3亿人相比，当时的全美人口约1.05—1.10亿。所以这个数字换算到今天就是约175万人会死亡。

还有一些东西甚至比这个数字更能让人们体会1918年大流感的恐惧，它将这种恐惧带进每个家庭，带进最有活力的家庭之中。

普通流感几乎总是选择杀死社会里最弱的人，那些最幼小和最老迈的人。它伺机而动、恃强凌弱。它几乎总会让那些最健壮、最健康的人生还——比如年轻人。肺炎甚至被称为“老者之友”，因为它总是加害老人，其杀人方式却相当平静、没有痛苦，甚至还留给人们道别的时间。

但是，1918年的流感却没有这种优雅，它连年轻健壮的人也不放过。世界范围的研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年轻人（这部分人群中最健康、最强壮的人）是最有可能死亡的。遇难者正是那些拥有最多生活资本的人——精力充沛、健康强壮、活力四射、养育着年幼孩子的人。

在南非的城市中，年龄为20—40岁的死难者占到了死亡人口的60%。在芝加哥，20—40岁的死亡人数几乎是41—60岁的死亡人数的5倍。一名瑞士医生“没有见到50岁以上的重症病人”。在美国的“登记地区”（拥有可靠统计数据的州和城市），人口不论性别按5岁为一年龄段进行分组，死亡人数最多的是25—29岁那组，其次是30—34岁那组，位于第三的是20—24岁的一组。这几组中每一组的死亡人数都比60岁以上的总死亡人数要多。

流感的死亡率—年龄关系曲线图总是——确切地说，除了1918年和1919年——以一个代表幼儿死亡率的波峰开始，然后进入波谷，随即再上升，在65岁出头的地方出现第二个波峰。以死亡率为纵坐标、年龄为横坐标，死亡率曲线图会呈U字形。

然而，1918年是一个例外。当年幼儿死亡人数固然很多，老人死亡的也不少，当年最大的峰值却位于年龄的中段。1918年，死亡年龄图就像字母W。

这张图表讲述的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悲剧。在法国，甚至在最初的时候，库辛就意识到了这个悲剧并称死难者为“英年早逝的双重死亡”。

仅美国军队中，与流感相关的死亡总数就超过了在越南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每67名士兵中就有一人死于流感及其并发症，几乎所有人都是在9月中旬发病，并持续10周。

当然，流感不仅仅杀死军人。在美国，死于流感的平民数量是军人的15倍。另一项在年轻成年人中进行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很显著。那些最易受流感攻击的、在死亡高危人群中最有可能死去的人是孕妇。上溯到1557年，观察者们将流感与流产及孕妇的死亡联系起来。1918年流感大流行期间对住院治疗的孕妇进行的13次研究中，死亡率从23%到71%不等。而在幸免于难的孕妇中，也有26%的人失去了孩子。由于遇难妇女极有可能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孩子，因而有一批数目未知但是数量庞大的孩子失去了母亲。

科学上最意味深长的一个词是“令人感兴趣的”（它表示新的、令人迷惑并具有潜在意义的某些东西）。韦尔奇要求沃尔巴克——位于波士顿的被称为“布里格姆”的大医院中最有才华的首席病理学家——去研究德文斯军营的病例。沃尔巴克称其为“我有过的最令人感兴趣的病理学经验”。

这次流感的流行病学是令人感兴趣的，那些异常的症状是令人感兴趣的；尸体解剖（一些症状只有在尸体解剖后才能显现出来）也是令人感兴趣的。这种病毒造成的伤害及其流行病学呈现出一个难解之谜。解释自然会有——但姗姗来迟了数十年。

同时，这种流感（因为它毕竟只是流感）几乎使所有的内脏都受到了影响。另一位著名的病理学家记载道：大脑表现出“显著充血”——大脑充满血液，可能是由一种失控的炎症反应造成。他还补充说：“大脑的沟回变平而脑组织明显干燥。”

也有人记载，这种病毒会使心包（由组织和液体构成的液囊，对心脏起到保护作用）和心肌发炎，或者影响它们。心脏也经常会“松弛而软弱无力（与‘强壮’形成强烈对比）。在所有死于大叶性肺炎的病人尸检中，几乎都会发现左心室感染”。

肾的损伤程度不一，但至少有些损伤“几乎发生在每个病例中”。肝有时也会受到损伤。肾上腺则出现“坏死区域，有明显出血现象，时而伴有脓肿……当还没有到出血阶段时，它们通常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充血”。

病理学家还注意到，经过内部中毒过程和外部咳嗽压力的双重作用，附着胸腔的肌肉被扯裂，许多肌肉“坏死”或者“蜡样变性”。

试验甚至还表明，“非常显著的变化……出现在几乎所有病例中……很难理解为什么肌肉和睾丸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毒性损伤……”

最后，就轮到肺了。

医生们见过这种情况的肺，但并非来自肺炎病人。只有一种已知疾病——腺鼠疫的一种特别致命的形式，被称为肺鼠疫，其致死率约为90%——通过与这种疾病相同的方式将肺撕裂。还能做到这一步的就是战时的武器了。

一位军医总结道：“只有在肺鼠疫及毒气导致的急性死亡中看到的情况才可与之相提并论。”

流感大流行70年以后，基尔伯恩（Edwin Kilbourne）——一位将毕生精力投入流感研究、受到人们敬仰的科学家，确认了上述观察。他评论说，这些肺脏的情况“与其他病毒性呼吸道感染不同，它使人联想起吸入毒气后所见到的损伤”。

但是，这里的病因并非毒气，也不是肺鼠疫，仅仅只是流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