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实验室研究全都转向了流感。巴斯德的学生鲁（曾在白喉抗毒素研究方面与德国同行竞争过）领导着巴斯德研究所的工作。英国阿姆洛斯·赖特的实验室里几乎每个人都在研究流感，包括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不久之后他发现了青霉素并将其首次应用于研究菲佛所称的流感杆菌上。在德国、意大利，甚至在因革命而分裂的俄国，孤注一掷的研究者们都在寻找答案。

但是，这些实验室在1918年秋天之前只能发挥很小的作用。研究方向被扭转，集中于战争、毒气或毒气防御措施、预防伤口感染、预防使战斗力下降的疾病（如“战壕热”，一种与斑疹伤寒有关的传染病，其本身并不严重，但是比其他疾病更能削弱战斗力）。实验动物变得愈发短缺，军方要利用它们进行毒气试验或类似的目的。战争像一个无底洞，不断将技术人员和年轻研究人员卷入其中。

欧洲和美国的实验室都受到影响，但欧洲遭受的损失要大得多。他们的工作不仅受人员短缺所限，而且从取暖用的煤到买培养皿的资金，样样都很匮乏。美国人至少还有这些资源。况且，即便美国的研究人员数量上仍落后于欧洲，但质量上已绝不再比欧洲的差了。洛克菲勒研究所也许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所，在那里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位科学家中，当时已有一位获得了诺贝尔奖，还有两位后来也获此殊荣。在最相关的领域（肺炎研究）中，洛克菲勒研究所毫无疑问已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而且在美国做着这些世界级工作的也并不只有洛克菲勒的科学家。

对韦尔奇、密歇根大学的沃恩、哈佛的查尔斯·艾略特、宾大的威廉·佩珀以及其他几位努力推动变革的同行来说，他们取得了成功。他们改变了美国医学，即使那场改革仅仅开始，才刚刚上升到欧洲的水平，新近的转变已赋予其蓬勃的生命力。而且，可以这样说，这个国家还未像欧洲那样民疲财尽，它并未流露出一丝倦态。

当流感的魔爪伸向全国并开始蹂躏生命之时，几乎每个恪守职责的医学科学家——以及一些自认为爱好科学的普通医生——都在寻找治疗方法。他们决意证明科学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说实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水平有限，毫无成功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不过，他们至少努力了。他们进行了无畏的尝试，这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研究的能力，还要有身体力行的勇气。他们在死者和垂死者中穿行，将棉签伸入已病入膏肓的病人口内和鼻腔中；他们浸淫在解剖间的血液中，对尸体进行深入的研究，努力从棉签擦拭物、血液和组织中培养这个杀死人数多得史无前例的病原体。

这些研究者中有一些——可能就那么几十个人——是足够聪明、足够有创造力、足够有学识、足够熟练，也掌握了足够资源的，他们所做的事情并非徒劳，他们来对抗这种疾病至少有成功的希望。

在波士顿，罗西瑙和基根继续在实验室研究这种疾病。陆军肺炎委员会的大多数人受命去了阿肯色州的派克军营（当时韦尔奇正抵达德文斯军营），在那里开始研究“一种新型支气管肺炎”。韦尔奇带去德文斯的洛克菲勒小组已返回纽约继续研究，玛莎·沃尔斯坦（Martha Wollstein，一位受人尊敬的细菌学家，同洛克菲勒研究所合作过）加入了小组。自1905年起，她就开始研究流感杆菌了。芝加哥的传染病纪念研究所的赫克通投入了这项工作。梅约医学中心的罗斯诺（E. C. Rosenow）也在做相同的事。唯一的非军方政府研究机构，即公共卫生部的卫生学实验室及其主任麦科伊（George McCoy）也参与进来了。

在美国所有进行这项研究的人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洛克菲勒的埃弗里、纽约市公共卫生部的帕克和安娜·威廉斯以及费城的刘易斯等人了。

他们各自都有一种解决问题的独特风格，一种搞科研的独特方式。对帕克和威廉斯而言，这项工作就像处理重大危机中的事务一样近乎例行公事。尽管他们对流感研究如何沿正确道路前行会有所帮助，但就个人意义上看，他们的努力不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对埃弗里而言，这项工作为他确定了一个将为之奋斗几十年的研究方向。这几十年间，先行到来的将是巨大的挫折，但随之而来的会是重大的发现——事实上，正是这项发现开启了一扇通往一个领域的大门，直到现在人们也才刚刚开始探索这个领域。对刘易斯而言——虽然他当时可能还不知道——他在流感上的工作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这将导致一个巨大的悲剧，对科学、对他的家庭以及他自己而言都是如此。

对纽约市公共卫生部实验处而言，现在还不是正面对抗这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威廉斯就在帕克领导的局里工作。他们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纽约市的政治。

1918年1月1日，坦慕尼协会收回了对这个城市的控制权。首先是官员的委任。创建公共卫生部的元老比格斯一年前已离职担任州卫生委员。比格斯并未受到影响，因为他拉拢了坦慕尼协会的一名高层领导，这名领导在坦慕尼协会前的掌权时期庇护着整个卫生部。然而，比格斯的继任者并无这种特权。海兰（John Hylan）市长在坦慕尼协会控制城市两周后撤换了他，但卫生部的大部分职位不在其任命权范围内。于是，为了制造空缺，坦慕尼协会开始诋毁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市立卫生部。不久，海兰就下令解雇部门领导，并且开除顾问委员会内最受人尊敬的医生。

甚至坦慕尼协会新委任的卫生部长也对此表示抵制而辞职不干了，卫生部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次，市长正站在市政厅外的人行道上，他的一个亲信给他引荐了科普兰，此人说科普兰是忠于坦慕尼协会的人，并建议市长任命他为新的卫生部部长。然而，科普兰是一个顺势疗法医学院的院长，甚至还不是医学博士。

尽管如此，市长还是同意任命他。这三个人随即登上台阶进了市长办公室，科普兰随即宣誓就职了。

世界上最好的市立公共卫生部现在归一个没有任何现代医学科学信念的人指挥，而且他对公共卫生没有任何抱负而对政治却野心勃勃。当然，如果坦慕尼协会想要忠诚的人来填补空缺，这个人倒可以满足他们。（科普兰曾简单地向坦慕尼协会解释他的忠诚：“人是社会动物，不能没有协作而工作。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我的组织就是坦慕尼协会。”几年之后，坦慕尼协会将他送进了美国参议院，以此来回报他的忠诚。）所以，科普兰贯彻着该领导集团的意图，继续瓦解这个部门。最好的一个部门主管先是被威胁以刑事指控，奸计不逞后又指责他“渎职、无能而不称职”，将之逼去搞行政事务。

帕克自1893年开始管理卫生部的实验部门，从未涉足政事，他自己也未受到任何波及，在这场混乱中，他继续做着卓越的研究。在埃弗里和科尔等洛克菲勒研究所人员研发出抗Ⅰ型和Ⅱ型肺炎球菌的血清后不久，帕克开发了一套将肺炎球菌“分型”的方法。这套方法非常简单，任何像样的实验室在30分钟内就能完成，随后可以立即使用正确的血清予以治疗。

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去捍卫卫生部。他帮着筹划了保卫之战，这场保卫战蔓延到了全国。来自纽约市、纽约州以及巴尔的摩、波士顿、华盛顿的批评如倾盆大雨一般砸向坦慕尼协会。韦尔奇以及几乎所有医学界的重要人物都抨击坦慕尼协会。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布卢则公开要求市长辞职。

坦慕尼协会有所收敛，科普兰开展公关活动以弥补自己及其“组织”的坏影响，并打着爱国精神的旗号压制批评。夏天结束前，公众的怒气平息了，但是原本是世界最好的公共卫生部也元气大伤。国际知名的公共卫生教育局的局长辞职了。在职20年的卫生部副部长辞职了，市长用自己的私人医生顶了空缺。

9月15日，纽约市出现第一例流感致死病例。在此之前，这种疾病从海军和陆军基地传播到马萨诸塞州的平民中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过去10年的两次脊髓灰质炎流行中，公共卫生官员就差没封锁整个城市了。但现在科普兰什么都不做。三天后，当医院中开始充斥流感病人时，他才将流感和肺炎定为要上报的疾病，同时声明：“大多数报告患上了流感的病人得的应该是其他支气管疾病，不是流感……”

又过了些日子，甚至连科普兰都不能再回避事实了。疾病已经无处不在。最后，他只得对患者实行强制隔离，并发出通知：“卫生部门已时刻准备着将那些可能对人群造成威胁的病人强行送入医院。”他还向所有担忧的人保证：“疾病仍在卫生部的控制之中，而且正在逐渐减弱。”

帕克则深谙此事。1890年，他在维也纳求学时就眼见流感夺走了他一位教授的生命。他写道：“我们哀悼他，也哀悼着自己。”如今，他和实验室的其他人几个月来一直关注着疾病的进展。他清楚地知道“埃克塞特城市”号已变成一座漂浮的停尸房，他也了解7月和8月在纽约港停靠的轮船上爆发的那些严重病例。这些病例做了一件好事：它们解除了实验室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使他和实验室能够集中精力进行研究。

8月底，帕克和威廉斯开始将全部精力投入这种疾病的研究。9月中旬，他们被召到长岛的阿普顿军营。疾病刚刚抵达那里，未造成多少死亡——尚未造成而已，但在一个满是马萨诸塞州士兵的兵舍中，已有2000名患者了。

帕克和威廉斯已经合作二十多年了，他们是绝佳的拍档。帕克有着一双棕色的眼睛，彬彬有礼而稍显矜持，甚至可以说具有贵族气质。他完全可以进入上流社会，他父亲的祖辈在1630年、母亲的祖辈在1640年迁到美国。他也有一种使命感。他的三位祖姑母都是传教士并被埋葬在斯里兰卡，与他很亲近的一位表兄成为了一名牧师，而他自己则考虑过做一名致力于医学传播的志士。

他有一个虔诚的目的，这个目的绝非由好奇心所驱使。在他看来，他在实验室探求知识的行为，是在满足上帝要求的层面上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将自己作为纽约大学细菌学教授的薪水捐给了实验室，或者给他的一些技工，他们正在城市最低生活水平线上苦苦挣扎。他也直接同病人打交道，经常在实验室街对面的市立威拉德·帕克医院的白喉病房工作。那家医院是一个崭新的、看上去还不错的地方。每个病房有35张铁床架，有盥洗室和带瓷衬的大理石浴缸，磨光的硬木地板每个早晨都要用1:1000的二氯化汞溶液刷洗，病人在入院和出院时也要用这种溶液洗澡。

他有条不紊，又有些古板，无疑是高明官僚的最佳诠释。他领导卫生部实验处数十年，并且一直在寻觅令该部门发挥作用的途径。他的驱动力是希望将实验室研究用于病人，他是个实用主义者。歌德说，人们总是寻求光明。一些科学家尽力创造不同以往的光明去照亮问题；帕克不是那样的人，他的长处是用现有的光明去作彻底的探查。

正是他和威廉斯的工作使得人们可以大量生产低价的白喉抗毒素，正是他的工作标志着美国的科学水平已同欧洲不相上下，那时的国际会议公认，他关于肺结核的认识在科赫之上。他的科学论文虽不够简洁，但非常精确，这种精确是与其深入的探测和细致的头脑相一致的。

正是这种精确性和传教士般的是非观，导致他几年前与弗莱克斯纳及洛克菲勒研究所在脑膜炎血清问题上发生公开争执。1911年，帕克创建了特殊疗法和研究实验室，至少部分原因是为了对抗洛克菲勒研究所。现在的他又老了几岁，但丝毫没有软化。他和弗莱克斯纳仍然对彼此“相当尖酸”。一位对他们两人都非常了解的科学家说，“他们间毫无友爱可言”，但一旦有需要，他们都能摒除个人恩怨而相互合作，而且毫无保留。

（这种开诚布公与其他一些实验室——包括巴斯德实验室——的氛围大相径庭。巴斯德本人有一次曾建议一名学生不要与外人分享信息，他说：“不要透露你解剖的尸体的信息。”当威廉斯造访时，某种肺炎抗血清尚未公布，实验室拒绝向她提供关于该血清的任何信息，并要她保证离开后不会透露她所见到的一切，直到它们被公开。即使在发表的文章中，巴斯德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也有所保留。正如比格斯写给帕克的信中所说：“马莫雷克（Marmorek）已经教了她怎样做——当然那是个秘密。通常他在文章中都会省略实质性的东西。”）

如果说帕克近乎古板的话，那么威廉斯则为实验室注入了野性的、异想天开的创造力。她喜欢乘坐特技飞行的飞机（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飞机而言，这简直是不计后果），并且喜欢突然急转以及失速下降。她喜欢驾车并且总是超速行驶，碰上交通堵塞时她往往就径直开到逆向车道上继续行驶，有一摞交通罚单可以为证。一次，她上了机修工课程，便决定把自己的别克车发动机拆开——但却无法让它恢复原状了。她在日记中写道：“从我记事以来，我就是那种想有所成就的人。当我还无法达成时我就梦想着，其他孩子都不会怀有如此疯狂的梦想。”

尽管——或者更可能正是因为——她野性未脱，她还是成为了美国首屈一指的女医学科学家。为了这个成就她也付出了相当高的代价。

她总是郁郁寡欢，也非常孤独。她在45岁时写道：“今天有人对我说，没有密友是很可悲的。”她和帕克共事几十年，但他们谨慎地保持着距离。她在日记中倾诉道：“任何事都有个度，包括友谊……我的友谊中没有多愁善感，也很少有温情。”宗教没能减轻她的痛苦，她想从中索取的又太多。她告诉自己，耶稣清楚他自己的痛苦是暂时的，而以此换得的就是拯救世界。“这个认知……如果我们肯定，哦！还有什么是我们不愿忍受的呢？”当然，她并没有那种认知。她只能回忆“所有我学会的美好的事情……就像它们当真发生过”。

最终，她虽然嫉妒那些过着普通生活的人，但仍喜欢“不满足比用无知换得的快乐要好”。反过来，她用“有很多可以令我激动的事情”来满足自己。进行自我剖析后，她在日记中写道，她更在乎的是“对知识的热爱”、“对欣赏的热爱”、“对成功的热爱”、“对嘲笑的恐惧”以及“去实行、去思考新事物的力量”。

这些不是帕克的动力，但令她和帕克缔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组合。在科学中，确实有一些可以令她激动的事物。

1918年，她55岁，帕克和她同岁。从曼哈顿到阿普顿军营是漫长的旅途和崎岖的道路，就算帕克迁就她让她开车，也毫无刺激可言。在军营中，了解德文斯营情况的军医们恳求他们的指导。

帕克和威廉斯是疫苗治疗的专家。他们在脊髓灰质炎大流行期间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科学工作——哪怕只是从反面来证明。当时，帕克曾试图发展一些疗法，反过来却证明了一些疗法是无效的。这次他们有所期许了，他们关于链球菌和肺炎球菌的工作（与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工作相似）是有希望的。但是，帕克和威廉斯现在仍给不出意见，在阿普顿他们只能从病人喉咙和鼻孔内取样，然后返回实验室继续进行研究。

他们也从另一个来源获取材料，这是威廉斯永远难忘的——她第一次解剖流感死者的尸体。她后来写道，那是“一具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英俊青年”的尸体，青年同她一个姓。她站在那里凝视着他清秀的容貌，思量着他的情况，甚至想到了他是否会是自己的远亲……她就这样一直揣测着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死亡来得如此迅速，除了肺部之外，病魔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本不可能看到他完美的容貌，那么完美——若不是因为死亡，她也不会去思忖这个国家将要经受怎样的劫难。他们驾车回纽约，车上载满了沾有黏膜和唾液的棉签，以及一种神秘致命疾病的组织标本，车内交替出现热烈交谈和肃穆无声的气氛——当他们计划实验时就交谈，而当他们明白会有什么在实验室中等待他们时就默然无语了。

事实上，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实验室堪同帕克的相比。站在楼外的街上，帕克自豪地仰望这栋六层建筑，仰望实验室的每一层楼，他知道是自己的成功造就了它们。他一手创办的实验室倾力于诊断试验、制备血清和抗毒素以及医学研究，它坐落于东十六街的尽头，不远处就是东河熙熙攘攘的码头。

街道上车水马龙，混杂着肥料和汽油、机油的气味。这里有纽约市所有的汗水、野心、失败、勇气和金钱，所有这些构成了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在这栋建筑内，帕克指导的几乎就是一个工厂。有200多个人为他工作，近半数是科学家或技术员。实验台彼此紧挨着，横列成几排，每张桌上的煤气灯几乎从未熄灭过，桌上的架子里堆满了玻璃器皿，沿墙的架子上也是如此。实验室里时常响起灭菌高压锅散发出蒸汽的嘶嘶声。

任何其他一个实验室，无论是研究所的、大学的、由政府主办的或药厂附属的实验室，都不会像这个实验室一样，整合了科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技术以及开展实用性研究的力量，他们将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不管某个发现是多么诱人和重要，都不偏离原先的研究。

帕克的实验室也能在极端危机中行使职责。先前它就是这样做的：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爆发、攻克白喉以及在脑膜炎大流行中发挥作用。它帮助的不只是纽约市，还有整个国家。一有需要，帕克就会派遣人手去对抗疾病的爆发。

还有一种能力使这个机构鹤立鸡群。它一旦找到解决办法，就能以和世界上任何制药厂一样快的速度实现血清和疫苗的工业化生产——而且质量更好。确实，它在抗毒素生产上曾取得的成功，使制药商和医生们曾经联手动用所有力量来限制该产品。不过，现在帕克可以很快获得后援。由于被陆军委派去制造血清，他将用于制备血清的马匹数量翻了两番。

因此，帕克从阿普顿军营回来后不久，就毫不意外地接到国家研究委员会医学部部长皮尔斯的电报。皮尔斯从法国人、英国人，甚至德国人那里搜集任何他能得到的信息，将之分发给各地的研究者们。他把流感问题分成几块，然后请几名研究者每人集中解决其中一块。他想从帕克那里知道的是：“导致所谓西班牙流感的病原体的本质……［还有］该致病微生物的纯培养物（若能获取的话）……你的实验室愿意承担这些必需的细菌学研究并且尽快向本人汇报吗？”

帕克立即回电：“愿承担工作。”

这就好像实验室也投入了战争，而帕克对胜利充满信心。当他浏览了世界各地实验室发表和未发表的关于该疾病的零散数据后，他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对大部分资料不屑一顾。他肯定自己的实验室能做得更好，并认为其他人毫无条理至少一部分要归咎于他们对该疾病不了解。于是，帕克制订了极富挑战性的计划。除了要找出病原体，除了要制备疫苗或血清或两样都得到，除了大批量生产该药物，除了告诉其他人具体的制备程序使他们也能生产，他想实现的还有很多。他想对曾经爆发的所有疾病进行最为彻底的研究，他选了一个很大的样本人群，在他们大部分不可避免地患病后，用尽可能尖端的实验室和流行病学方法对他们实施监控。工作量是巨大的，但是他相信自己的研究部门能够掌控。

但是，在几天内，几乎就在几小时内，疾病开始压垮这个部门。帕克已经开始通过分析每个系统、优化装置效率（如在15分钟内可以装3000管不同剂量疫苗的真空泵）甚至改变记述方式以弥补这场奋战中的人力损失。但现在，流感一下子侵袭了第一个人，也许是看门人或技术员或科学家，然后是4个，再后来是15个，实验室里乱成一团。就在不久前，卫生部对一次斑疹伤寒爆发进行过排查，其间有4名工作人员死于斑疹伤寒——很有可能是实验室感染。现在，帕克自己实验室的人也病了，有一些已经奄奄一息。

流感很快挫败了帕克的锐气。他收回了自己对别人工作的蔑视，也放弃了自己那野心勃勃的计划。现在，他正努力地弄清一件事情，一件重要的事情。病原体是什么？

与此同时，世界看来正饱受着蹂躏。对于帕克和威廉斯以及在其他实验室全速工作以寻求答案的人而言，他们看到这场大灾难在步步逼近，自己却被困在原地一动不能动，对击败或是避开它无能为力。就像潮水卷来时你的脚却被潮水坑中的岩石卡住一样——水漫过了膝盖，就快要涨到腰了，你深吸一口气加倍努力想把脚抽出来，但无论怎么挺直身体，水还是没到脖子了，一个巨浪打来，水就没过了你的头顶……

纽约城陷入了恐慌。

当时，科普兰对所有的病患强制执行严格的隔离。确切地说，有几十万人同时患病，他们中很多人已经无药可救了。单纽约一个城市的死亡人数最终都达到了33 000人，这个数字还只是保守的估计，因为后来统计员擅自停止了对大流行死难人数的记录，可是人们还在按照流行病速率死去——几个月后仍然有人死亡，死亡率高居全国之首。

找医生已是不可能的了，而找护士更是难上加难。谣言四起，说护士们被恐惧而绝望的病人强行羁留在家，无论如何不让她们离开。确切点说，护士们就是被绑架了。实验室看似已无法承受更多压力了，但更多的压力还是接踵而至。

除了放弃雄心壮志之外，压力还迫使帕克放弃了更多东西。他一向严谨，从不妥协，他在科学上的大部分声望是源于揭露别人工作的缺陷。帕克总是小心翼翼地前行，将自己实验的基础建立在非常确定的前提上，并且尽可能少作假设。他总是说：“在实验事实的基础上，我们证明了……”

现在，帕克没有时间去证明了。如果他要对大流行的进程施加影响的话，他就不得不去猜——而且要猜对。帕克在报告中说，他实验室的人将会“只专注研究经我们的程序证明更具优势的一些类型……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方法……不曾考虑到……此前未知的微生物，而它们可能是这些感染的病因”。

实验室只有两样是稳定且充分的，其一就是源源不断供应的样本：仍活着的病患的取样棉签、血液、唾液、尿液以及来自死者的器官。“我很难过地说，我们有充足的材料。”威廉斯简洁地评述道。

另外，他们有自己的惯例，只须恪守纪律就能让实验室摆脱无止境的混乱。这个工作没有丝毫令人兴奋之处，充满了沉闷和单调。但是，这里的每一个步骤都会接触到致命的东西，每一步也都需要热情。技术人员从医院病人那里取到痰样本，要立即（哪怕是一小时他们也不能等，否则来自病人口腔的细菌会渗透入痰从而造成污染）开始研究。第一步是“洗脱”：将每一块球状的黏液放入一瓶无菌水中，再取出，重复这个步骤5次，然后打碎黏液，再次清洗，用一个接种环（铂金制成的细环，就像用来吹肥皂泡的环）蘸取洗脱液，将它转移进试管，再取另一个环并重复这个步骤6次。每一步都需要时间，这是人们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宝贵时间，但他们别无选择。每一个步骤都是必需的，必须稀释细菌以防止同一培养基上长出太多的菌落而混杂在一起。随后，他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步骤来分离这些培养物。

每一样都事关紧要，即使最沉闷的差事也是要紧的。清洗玻璃器皿也很重要。被污染的器皿可以毁掉一个实验、浪费时间、让人们付出生命的代价。在这项工作中，需要消毒的试管、瓶子和烧瓶数量有220 488个之多。每一样都事关紧要，但却没人知道每天谁会来上班，谁又不会来上班——还有谁会被突然抬到街对面的医院去。而且若有人不能来工作的话，就连一些简单的工作（如从培养箱中取出培养物）也无法跟上节奏了。

培养细菌有几十种方法，但对特定种类的细菌来说，通常只有一种是有效的。某些细菌不能在氧气中生长，另一些只有氧气充足时才能生长；有些需要碱性的培养基，有些则需要酸性的；有些极为敏感，而有些就比较稳定。

培养病原体的每一个步骤、每一次尝试都意味着要付出努力，付出努力就意味着要耗费时间。培养菌群的每一个小时都意味着时间。他们没有时间了。

从皮尔斯那里接下任务后的第四天，帕克发电报说：“迄今为止仅有的真正重要的结果来自两个致命的病例，一个是来自布鲁克林海军码头的人，还有一个是波士顿海军医院的医生。两个病例都感染了急性败血性肺炎，并在第一次感染发作后的一周内死亡。他们的肺部都表现出了肺炎的初期症状，涂片上观察到非常大量的链球菌……两个肺内完全没有流感杆菌。”

没有发现“流感杆菌”令帕克快要发疯了。生产疫苗或者血清的最大希望就是找到一种已知的病原体，而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就是菲佛曾命名过的流感杆菌。菲佛从先前到现在一直确信就是它引发了这种疾病。如果不能为流感杆菌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帕克就该果断地将之排除，但他对菲佛又尊敬有加。工作在这种只能孤注一掷的环境下进行，他更想去确认而不是推翻菲佛的结论。他希望答案就是菲佛氏杆菌。那会给他们一个机会，一个生产出某些东西来拯救成千上万生命的机会。

流感杆菌是一种尤其难以分离的细菌。即使以细菌的标准来看，它的形体也很微小，通常单个或者成对出现而不会大量成团。它需要含有特定因子（包括血液）的培养基供它生长。适合流感杆菌生长的温度范围非常窄，它的菌落微小，透明，没什么结构。（大部分细菌会形成具有特定形状和颜色的与众不同的菌落，这些特点非常明显，有时只靠看菌落就可以分辨它们，这和根据蚁丘的外形来识别某些蚂蚁是一样的道理。）流感杆菌只在培养基的表面生长，因为它非常依赖氧气。它也很难被染色，因此难以在显微镜下观察到它。除非特地去寻找它并且借助极好的技术，否则它很容易成为漏网之鱼。

在实验室的其他人搜索其他微生物时，帕克让威廉斯集中精力寻找菲佛氏杆菌。威廉斯开始了寻找，坚持不懈地寻找。最终她完善了技术，并立即在威拉德·帕克医院80%的样本中、海员医院的每一个样本和儿童之家98%的样本中找到了它。

尽管他希望威廉斯是正确的，但帕克不会让自己的欲望玷污科学。他向前迈了一步，进行“最精细的鉴定测试……凝集反应”。

“凝集反应”就是一种抗体在试管中与细菌的抗原结合并形成凝块的现象，这种现象非常明显，肉眼可见。因为抗体和抗原的结合是特异的，故流感杆菌的抗体只会结合流感杆菌而不结合任何其他细菌，这是鉴定的精确确认。凝集测试毋庸置疑地证明：威廉斯找到了菲佛的流感杆菌。

在第一次失败报告后不到一周，帕克就给皮尔斯发电报说，流感杆菌“似乎是这个疾病的起始点”。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并不是很彻底的，所以补充道：“当然一些未知的滤过性病毒是起始点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报告有了结果。帕克的实验室开始赶工生产针对菲佛氏杆菌的抗血清和疫苗。不久，他们就培养出一升又一升的细菌。卫生部在城市以北100多公里处有一个占地约0.7平方公里的农场，里面养着用作实验的马匹，细菌被运送到这个农场，用以给马匹注射。

但要确定是流感杆菌导致了这种疾病的唯一办法是它得遵循科赫的基本法则：分离出病原体，用它在实验动物身上重现疾病，然后从这个动物身上再分离出病原体。这种杆菌确实可以杀死用以实验的大鼠，但它们的症状并不像流感。

结果（像它们暗示的一样）并不完全符合科赫法则。在这件事中必需的实验动物是人。

人体实验已经开始了。在波士顿，罗西瑙和基根正试图让一所海军监狱里的志愿者感染疾病。

这些志愿者还没有一个感染上疾病。从事这项研究的一位医生倒是感染上了。事实上他死于流感。然而，从科学意义上来说，他的死没有说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