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的遭遇是全国的缩影。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斯塔尔驾车从家中到市中心，在长达20公里的路上却连第二辆车都没见到。世界的另一端正重复着相同的经历——死亡、恐惧、拒施援手，以及一样的寂静。新西兰惠灵顿的霍洛斯（Alfred Hollows）说：“我被派往亚伯史密斯街的一家急救医院，那是个礼堂……工作人员都是女性志愿者。”医院里有60个床位。“我们那儿的死亡率真的是骇人听闻——差不多每天12个吧——不久，那些女志愿者就不辞而别，再不露面……某个工作日的下午两点，我站在惠灵顿市中心，连个鬼影都看不到——没有电车来往、没有商店营业，路上只有一辆有篷货车，车一侧系着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巨大的红十字，用以充作救护车或灵车。那可真是一座死亡之城啊！”

在纽约的长老会医院，每天早上阿奇利（Dana Atchley）医生查房时都会惊骇地发现，就在前一夜，重症部所有的病人都死去了。这一幕天天上演，仿佛永无休止。

任何一个有点理性的人都不会相信联邦政府给予的指导。地方政府差不多也都是半斤八两。他们留下了一个真空，恐惧将其占据。

政府每次试图保持“士气”的大力举措都加剧了人们心头的恐惧。因为从战争甫始，士气——以最狭隘、最肤浅的方式定义的——就是公众舆论中的首要话题。正如加利福尼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1917年所说的：“战争一降临，遭难的首先是真理。”

那时，“激战”一词就意味着一支部队中至少有50%的人员伤亡。那时，1916年出版的一位前线护士的自传在美国参战后被出版商撤出市场，因为该书披露了战争令人憎恶的真相。那时，这边报纸坚持说“美国有充足的汽油、石油可供汽车使用”，那边政府却命令加油站在夜间和周日“自愿地”停业，并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无汽油周日”禁车运动——警察会把那些不“自愿”服从的驾车者强行拉到路边。那时就是这样一个年代。

报纸对这场疾病的报道也或真或假、或直言或曲解、或坦陈或欺瞒，报道其他事也是如出一辙——没有一个国家官员站出来公开承认流感的危险。

然而，医学界已经产生了深深的忧虑。韦尔奇当然也是，尽管不久后他认识到这是流感，最初他还是很担心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疾病。德国和瑞士许多严谨的病理学家则在考虑发生瘟疫的可能性。贝勒弗医院实验室的负责人则揣测，“世界面临的”会不会并不是一种极端致命的流感病毒，而是一次轻度瘟疫，他说：“这两种疾病的临床特征在很多方面都非常相像，还有除肺脏外某些器官的病状也令它们更为相近。”这段话发表于《美国医学会杂志》上。

医生们在悄悄讨论病理学家发表在医学杂志上的言论，而外行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或妻子的肤色愈发暗黑。在这片土地上弥漫着的东西令人心生寒意，那是令人从心底感到恐惧的寒意。

与此同时，帕克正埋首于实验室的培养皿、解剖的小鼠以及病菌培养物中。引用笛福（Daniel Defoe）在《瘟疫年纪事》（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中的话：“照我说，整体而言，事物的面貌改变巨大；悲恸和哀伤浮现于每一张脸；虽然还有些地方未被击垮，但所有人看起来都非常忧虑；因为我们看到它显然正在步步逼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和家人正陷于极度的危险之中。”

这场流感本身就够可怕了，而新闻界令事态更糟。正是对流感知之甚少令人们心生恐惧。官方和报刊所说的与人们看到的、接触到的、闻到的以及承受的风马牛不相及。人们无法相信他们读到的东西，不确定伴随着不信任，接踵而来的是害怕，这样下去，恐惧就尾随而至。

当流感攻击马萨诸塞州时，附近的《普罗维登斯日报》报道说：“波士顿港所有医院的病床都被流感病人占满了……德文斯营有3500例病人。”然而，报纸却断言：“这些报告其实更该让人安心而非令人担忧，医生们要求那些士兵或水手卧床休息，就如同要他们奉命站岗一样。他或许并不认为自己生了病，而且他也可能是对的，但军医的命令不容置疑。在这个时候，军医如同一个独裁者，不允许他负责的年轻军人冒任何风险。”

正当病毒在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大量滋生时，美联社报告称：“为了平息夸大的流言所造成的全国恐慌，司令官莫法特（W. A. Moffat）上校今天发出通告，虽然基地45 000水兵中约有4500人患上流感，但总体情况已经大为改观，死亡率仅1.5%，低于东部。”

这则报告原打算安抚人心，可惜还是收效甚微，就算它刻意隐瞒了有些训练基地——毗邻的大湖航空军营及附近的谢里丹堡陆军兵营——正在实行强行隔离的事。把这些军营算在一起，相当于全国最大的军事集结地。军方理所当然要对附近居民和国家保证“流行病正在慢慢消退”了。

数百种报纸再三强调布卢的保证，日复一日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反复出现：“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

美国造船厂的卫生官员多恩（Philip Doane）上校对美联社说：“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没什么两样。”

这些言论同样被刊登在了数百种报纸上，但人们从中能够嗅出死亡的气息，后来他们就开始亲历死亡了。

派克军营就坐落在小石城外，四天内军营中有8000例患者入院，军营司令官不再公布死者姓名。“你今晚该来医院看看，”派克军营肺炎委员会四名成员之一的布莱克在信中写道，“每条走廊上都摆着长长的两排床，每间病房中几乎都有摆至中间的一排加床，床上都是流感患者。许多军营旁的兵舍也变成了紧急医务室，军营关闭了……那里只有死亡和毁灭。”

派克军营到小石城寻找护士、医生、亚麻布和棺材，当时的《阿肯色公报》（Arkansas Gazette）还以大字标题宣称：“西班牙流感就是普通的流行性感冒——一样出现常见的发热和寒战。”

在爱荷华州迪莫伊外的道奇军营，流感同样威胁着数百名年轻的士兵。城内有一个被称为大迪莫伊委员会的团体，由紧急事件发生时主持大局的商人和专业人士组成，其中一位曾警告——说是警告，他却以起诉相要挟——出版商的市政府的律师说：“我奉劝诸位，若要发表任何有关流感的文章，话题也不能越出简单的防范措施范围——那才是有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内容。”另一位委员会成员——一名医生——说：“如果人们心态端正，他们就绝不会被感染。我相信许多人染上此病都是因为害怕……恐惧是首当其冲要克服的困难，这是战胜流感的第一步。”

纽约布朗克斯韦尔区的《综合通讯报》（Review Press and Reporter）对流感只字未提，只当全无此事，直到10月4日才报道“灾难”在那儿造成了首例牺牲者。灾难仿佛从天而降，就算报纸知情不报，大家也都心知肚明。即使当流感已经在布朗克斯韦尔扎了根，报纸还在反对“危言耸听”，并警告：“恐惧比疾病还要致命，最先遭殃的就是软弱者和胆小鬼。”

恐惧就是敌人——是的，恐惧！然而，官员们越是想利用半真半假和彻头彻尾的谎言来控制它，它就越快速地扩散开来。

洛杉矶公共卫生主管说：“如果遵守普通的防范措施，就没有理由惊慌。”48小时后，他关闭了包括学校、教堂和剧院在内的所有公共集会场所。

伊利诺伊州公共卫生负责人私底下——在与伊利诺伊公共卫生官员和芝加哥政客的秘密会议中——建议他们为了救人关闭所有的商业场所。芝加哥公共卫生委员会委员罗伯逊（John Dill Robertson）断然拒绝，认为这样做毫无理由，并会极大地影响士气。他在流行病官方报告中自夸道：“我没有做任何扰乱民心的事。”之后，他还向其他公共卫生人员解释：“让人们远离恐惧是我们的责任，忧虑会比流行病杀死更多的人。”

库克郡医院所有流感患者——不仅是那些发展成肺炎的人——死亡率达到了39.8%。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期刊之一《文摘》（Literary Digest）忠告：“恐惧是我们的头号敌人。”

几乎全国各家报纸都以大号字体、在标着“预防流感的建议”的专版上写道：“不要害怕！”

《阿尔布克基早报》（Albuquerque Morning Journal）发布了“规避流感”的指导，最突出的建议还是司空见惯的“不要害怕”。几乎每天都会重申一遍“别让自己被流感吓死”，“别惊慌”。

凤凰城的《亚利桑那共和党》（Arizona Republican）则隔岸观火。9月22日，该报报道：“波士顿卫生部的伍德沃（W. C. Woodward）博士今晚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伍德沃博士说今天病人数量的增长并不令人担忧。”迪克斯军营的“军营医疗当局宣称他们已经控制住了流行病”。《亚利桑那共和党》报登载新奥尔良市出现首批流感死者之后两天，新奥尔良自己的日报《消息》（Item）才提到该市已有流感患者死亡。

但当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自己也出现了第一例流感患者之后，《亚利桑那共和党》报却陷入了沉默，彻底的沉默，对国内任何地区的流感状况开始缄口不提，直到这些新闻变得无法让人继续保持沉默为止。而《亚利桑那共和党》报的竞争对手《公报》（Gazette）则争着报道让人放心的消息。报纸引用了当地医生兰德尔（Herman Randall）的话：“10个人处在同样的空气中，接触着同一种细菌。有些人会遭难甚至死亡，另一些人则安然无恙……医生证明，在疾病流行中最为胆小忧虑的人往往最先成为屈从于死神的人。”而在凤凰城，甚至当战争结束之后，于危急之时接管了这座城市的市民委员会继续保持沉默，禁止“该市的商人直接或间接地在其广告中提及流行病”。

与此同时，维克斯伤风膏的广告铺天盖地，对自家产品的疗效作出保证，称这场流行病“不过是感冒在老戏新唱”，变着法子安慰民众。

一些报纸试图通过对流感保持缄默来控制人们的恐惧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戈德勃罗市，一位生还者回忆道：“报纸甚至不愿意发布［死难者的］名单……谁死了的消息都是大家口口相传。”

一位研究内布拉斯加州水牛郡的历史学家这样表达他的迷惑：“该郡的报纸对流感的影响表现出了古怪的沉默，最明显的要算《卡尼中心日报》（Kearney Hub）登载的内容了。也许当时的情形实在骇人，于是编辑才降低问题的严重性，以减少民众的恐慌。”直至12月14日，该报还在告知人们不要“惊慌失措”，水牛城的官员们就“不会像许多市民那样惊慌失措”。

怎么能让人不惊慌失措呢？甚至在乡邻开始死亡之前，在每个社区新开始堆满尸体之前，每一则消息——除了报上说的——陈述的都是事实真相。即使当布卢念叨着他的咒语——如果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的时候，他还要求地方当局“如果他们的社区受到流行病的威胁，就应关闭所有公共集会地点，这对阻止疾病的传播有很大帮助”。即使多恩上校说这场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没什么两样，报纸还引用了他的话：“每个吐痰的人都是在帮助德国。”

即使布卢、多恩、州长、市长以及几乎所有的报纸坚称这是流感，仅仅是流感而已，公共卫生部还是花了很大力气发布建议——几乎百无一用的建议。它准备好现成的模板，发给一万家报社，它们中的大部分刊登了那些建议。它还准备了——红十字会斥资印刷和分发的——海报和小册子，包括复印了600万份同样的传单。教师在学校里发放，店铺、邮局和工厂堆满了这些传单，童子军把它们塞进数万家门内，牧师每次礼拜都要提到它们，邮差把它们投到乡村免费邮递地区的邮箱中，城市工人把它们糊在墙上。

然而，公共卫生部避免集会的通知下达得太晚了，所以没起什么作用。而有任何实际帮助的建议还是同以前并无二致：感觉不舒服就应立即躺到床上去，卧床数天直至所有症状消失。布卢传单上的其他建议都太笼统而毫无意义，全国的报纸还是不厌其烦地刊登：“切记保持三洁：口腔清洁，皮肤清洁，衣服清洁……保持肠道畅通……食物是战胜疾病的武器……精挑细选并细嚼慢咽会有所帮助……”

《美国医学会杂志》深谙个中利害，它驳斥了对公众的安抚并警言：“在这场流行病中，流感对生命构成严重威胁，必须给每个病人实施最完全的隔离才能保证人们的安全。”它还抨击“目前官方和其他来源对公众的建议和指导”——布卢的建议、地方公共卫生官员对一切都不予以重视——是没用并且危险的。

“别被吓倒！”报纸如是说。

与此同时，人们常在报纸上（通常是半版的广告中）读到——西部的人在没遭到流感侵袭以前就看到了——红十字会发表的呼吁：“这个国家的安危亟需所有空闲的爱国护士、护士助手或任何有看护经验的人能够听从政府调遣……请医生尽快让照顾患慢性病及其他非重症病人的护士腾出手来做这份工作。催促毕业护士、本科生、护士助手以及志愿者立即……到当地红十字会分会或华盛顿红十字会总部集合。”

“别被吓倒！”报纸如是说。

不要害怕。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准备信赖上帝的。

2001年，一场利用炭疽热发起的恐怖主义袭击令5人身亡，震惊全美。2002年，西尼罗河病毒爆发，6个月内全美有284个人死于该病毒，相关新闻占据报纸头条达数周之久，恐惧让人们惶惶不可终日。2003年，SARS令全球800多人丧生，亚洲经济被冻结，香港、新加坡等地数百万人惊恐不已，上街都要戴上口罩。

1918年，恐惧犹如船前的艏波，比病毒先行一步。恐惧驱赶着人们，政府和新闻界都控制不了。它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是因为每篇真实的报道都被谎言削弱了。官员和报纸越想安抚民心，他们就说得越多，比如若采取适当的防范措施就没有恐慌的理由、这场流感和老式的流行性感冒没什么两样，而人们则越相信他们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没有人能够信任，只能在死亡之海中随波逐流。

于是，人们注视着病毒慢慢靠近，开始害怕，觉得自己虚弱无力，好像它是一朵无情地逼向自己的毒云。它就在1000公里之外，然后是500公里、50公里、25公里了……

9月下旬，他们看到了公布的报告，内页中的极短一段写着：安纳波利斯800名海军学校学生感染……纽约州规定，如果咳嗽或打喷嚏时不遮住脸将判入狱一年并罚款500美元……科罗拉多大学有30名学生感染——当然，美联社还是安慰人们，“据说这些患者中没有一位病情严重”。

可是不久，情况的确变严重了：费城一日之内死亡400人……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州有20人死亡……芝加哥已有400人丧命……艾尔帕索一天之内举行了7场士兵葬礼。情况还在愈演愈烈，所有社会和娱乐活动都暂停了……亚利桑那州温斯洛流感病毒猛然爆发。

在“炮火”夹攻之下，战线从两头推近。

伊利诺伊州林肯镇是斯普林菲尔德市5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镇，麦克斯韦尔觉察到：“我对流感的第一感觉是它是发生在军营里的疾病。好像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与我们有关。然而逐渐地，它无情地向我们逼近。情况堪忧的流言都已传到了远在中西部的这个小镇……它就像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越来越近。”

在犹他州距普罗沃160公里的梅多，雷伊（Lee Reay）回忆说：“我们非常担心我们的城镇，因为流感正沿着高速公路南下，我们就是下一个目标。”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流感在佩森肆虐，然后是圣它圭、尼法、勒万、米尔斯，他们眼看着它逐渐逼近。人们在路旁竖起了巨型招牌，命令人们继续前行，切勿在梅多逗留，但邮差总还得在此停步吧。

无论身处这个国家的何地，流感都会逼近——下一座城镇、下一个地段、下一块街区、下一间屋子。图森的《亚利桑那每日星报》（Arizona Daily Star）警醒读者们不要染上“西班牙歇斯底里症”！“别害怕！”这是亚利桑那卫生局发布的避免流感的官方最终建议。

别被吓倒！各地报纸都在这么说。别被吓倒！这句话回响在丹佛、西雅图、底特律；回响在分处于佛蒙特州、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三个伯灵顿市；回响在分处于罗德岛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的三个格林维尔市。每次报纸一说“别被吓倒！”人们就都吓坏了。

病毒从东海岸沿水路和铁路向西部及南部移动，以汹涌之势淹没了一座座城市，又穿过这些城镇如巨浪一般滚滚向前，变成狂暴的河流冲毁一个个村庄。它像泛滥的河水涌进居民区，又如潺潺细流渗入每一个独立的家庭。突然，一个浪头吞没了一切，水或深或浅，但仍将万物淹没，形成一片汪洋，将大陆深深淹没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加缪（Albert Camus）曾写道：“适用于世上一切疾病的道理也适用于鼠疫。它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思想得以提升。”

沃德（Ralph Marshall Ward）博士就是人性升华者之一，当时他已经舍弃医学而去经营农场了，而他的弃医从农本也不是为了赚钱。

沃德天资聪颖，对药理学尤为感兴趣，是堪萨斯城的名医，在牲畜交易大厦的底层有一家诊所和一间药房。堪萨斯城是一个主要的铁路终点站，他的诊所附近就是火车的修车场。他大部分的业务是给铁路工人治疗工伤。他施行过大量的截肢手术，似乎总是在处理血肉模糊的、被锐器撕裂的伤员。给这么多遭受巨大痛苦的人做手术也令他感同身受。

他已经当够了医生，而且，在给堪萨斯城北的牛仔治疗放牧所受之伤时，他对牲畜行业已有了足够的了解，于是就在战前不久，他决定买个1000多公里外的小农场，就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得克萨斯州圣贝尼托附近。在往南去的漫长旅程中，他和妻子约定，对他曾行医一事决不对外吐露半个字。然而，1918年10月，流感也影响到了他。一些农场工人生了病，沃德开始为他们治疗，消息就这样悄然传开了。

几天后，他的妻子被嘈杂而陌生的声音吵醒。她走出门去，暮霭沉沉中有人影慢慢浮现，有好几百人，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慢慢走近，她看出他们是一些墨西哥人，几个人骑着骡子，大部分步行着，女人牵着孩子，男人带着女人，蓬头垢面，疲惫不堪，这群人身心俱伤。她大声叫喊她的丈夫，沃德出来了，站到门廊上。“我的天哪！”他叹道。

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带，但他们知道他是医生，于是就来了。沃德夫妇后来告诉他们的孙女，当时就和《飘》（Gone With the Wind）里医院的场景一样，成排的伤者和垂死的人痛苦地躺在地上。这些人空手而来，一无所有，他们就快死了。沃德一家把巨大的水罐拿到外面烧水，用他们所有的储备来为他们提供食物，给他们治病。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空寂的恶劣环境中，他们没有红十字会可以求助，也没有国防委员会。他们尽其所能，当一切结束后他们回到了堪萨斯城，沃德开始重操医生旧业。

还有其他像沃德夫妇这样的男男女女——医生、护士、科学家——恪尽职守，甚至染上流感而殉职，因此而死的人数之多，使得《美国医学会杂志》每周都要数页并发，不登别的，全都是以极小字体印出的简单讣告。几百名医生牺牲了，是几百人啊！还有其他人也在鼎力相助。

但正如加缪所知的，邪恶和危机不会让所有人的人性都得以升华。危机只能让他们暴露自己，其中一些人就暴露出人性的阴暗面。

费城爆发的疾病狂潮开始席卷全国各地，被同种恐惧席卷的街道一片死寂。大部分男人和女人牺牲了，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只是为了他们挚爱的人：孩子、妻子、丈夫。有些人，那些只爱惜自己的人，却是抛下他们，落荒而逃。

甚至还有一些人在那儿煽动恐慌，他们相信将过错推给敌人——德国——能够对战事有所帮助，又或者他们真认为责任就在德国。多恩怪罪“乘潜艇而来的……德国特务”把流感带到了美国。“欧洲的流行病是从德国人那里先开始的，他们没理由对美国特别客气。”

美国其他地方也有人在附和。密西西比州的斯塔克维尔是密西西比丘陵地区一个拥有3000人的小镇，它坐落于锯木厂、棉花田（并不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富饶繁密的种植园，而是一片贫瘠的土地）和密西西比农机学院（今为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附近。负责密西西比州东北部的美国公共卫生部官员帕森斯（M. G. Parsons）博士将斯塔克维尔作为指挥部。他不无自豪地告诉布卢说，他已经成功地让当地报纸将他编造的故事公之于众了，他说那个故事能够“帮人们形成一种合适的心态”——这种心态就是恐惧。帕森斯想制造恐惧感，他相信这能“使公众接受并执行我们的建议”。

帕森斯让地方报纸报道说：“德国佬要残杀无辜的平民……他们通过病原体散布疾病和死亡，并已经这么做了……更准确地说，传染病就是他们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战场后方使用的武器。”布卢对此不置可否。另一个故事说：“病毒就要来了，一场流行性感冒正在传播或者被人传播（我们想知道究竟是哪种情况）”……

类似的控诉加起来足以煽动起公众的情绪，迫使公共卫生部实验室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发动细菌战的可能媒介，如拜耳公司的阿司匹林。帕森斯的管辖范围与阿拉巴马州接壤，而那里正有一个从费城来的旅行推销员，名叫H·M·托马斯（H. M. Thomas），他因被怀疑是传播流感——等同于死亡——的德国间谍而遭逮捕。后来托马斯虽被释放，但10月17日，就在费城有759人死于流感的第二天，他的尸体在一家旅馆的房间中被发现，手腕和喉咙都被割断。警方判定是自杀。

每个地方都和费城一样，面临着两大问题：照顾病人和维持秩序。

马里兰州的坎伯兰市是一个位于煤区中心的交通枢纽和工业城市——从那儿抛一块石子几乎就能飞过波托马克河掉到西弗吉尼亚。为了防止疾病散布，学校、教堂都已被关闭，公共集会的地点也都贴了封条，商店也被要求早点结束营业。尽管如此，流感还是在10月5日爆发了。那天中午，当地红十字会主席与红十字会战争基金的财务总管及当地国防委员会领导会面，他们得出结论：“局势似乎已经失去控制……某某人因没有医生护士照料而死掉的消息在迅速传播，这真是一场切实的恐慌。”

他们决定把华盛顿街的两栋大楼改成急救医院。这些男人会面后不到一个小时，医院就由几名妇女接管了。这些妇女每人都有一项任务：收集亚麻布、洗漱用品、厨房器具或面粉。她们迅速工作，第二天一早，医院已经挤满了患者。

坎伯兰全城有41%的人患病，而急救医院仅有3名护士。组织者恳求能有更多护士相助：“我们告诉卫生部，如果想继续干下去，我们必须要有更多的护士……［有护士］才有希望……然而这样的帮助从未成真，到现在……有93人加入，18人死亡。护理人员是个大问题，我们根本找不到人手。”

再回过来看看斯塔克维尔的情况，帕森斯和学院院长及医生见了面，学院院长是学生军团的司令官——所有学生都已被收编入伍，他在给布卢的电报中说：“我们就危险和最佳行动方式等问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讨论，他们向我保证，他们会竭尽全力。”他需要并得到了15 000份小册子、海报和传单，比斯塔克维尔、哥伦布和西点的总人数还要多，但他以及他的那帮人并没做成什么事，1800名学生中将有超过半数的人患上流感。10月9日，帕森斯“发现了难以置信的情况，这对每个当权者都是当头一棒”。那时有800名学生患病，并且已有2%死去，后来还有许多人步其后尘。帕森斯发现“流感传遍了整个地区、整个城镇、整个村落的每一户人家。人们都相当恐惧，他们也有理由恐惧……”在西点，一个拥有5000人口的小镇，1500人几乎同时发病。帕森斯承认：“恐慌开始了。”

在艾尔帕索，一位美国公共卫生部官员对布卢说：“很荣幸由我通知您，10月9日至今，艾尔帕索市民共有275人死于流感，这还不包括受雇于政府以及死在布利斯堡基地医院的人，也不包括士兵……整个城市已陷入一片恐慌。”

在科罗拉多州，圣胡安山脉旁的城镇中没有恐慌。他们变得格外谨慎，他们也有时间准备。莱克城的警戒使整个镇子完全不受流感的侵袭，他们不允许任何外人进入。而拥有2000人的希尔韦顿镇在尚未出现流感患者之前就下令关闭商业区，但病毒还是势如破竹攻了进来。仅一周之内，希尔韦顿镇就死了125人。乌雷镇建立了一个持枪隔离区，雇来警卫禁止希尔韦顿和特留莱德的矿工外出，但流感还是进入了乌雷镇。

流感还没有到达甘尼森，那里地域不小又没有隔离，是个铁路镇，又是该州中西部的供给中心，还是西科罗拉多州立师范学院所在地。10月上旬——早在任何地区出现流感之前——甘尼森和邻近的几个镇发布了公共集会的封闭令及禁令。之后，甘尼森镇决定与世隔绝——甘尼森警方封锁了所有道路，列车长警告所有乘客，如果他们走下列车在甘尼森月台上舒展身体，就会被逮捕并拘留5天。两名内布拉斯加人只是想穿过封锁驾车到下一个小镇，就被投入了监狱。就在此时，附近的萨珍特镇一日之内死亡6人——那里总共才130号人。

回到9月27日，那时还是大流感早期——却好像经过了好几年一般漫长，威斯康星州的《杰斐逊县联合报》（Jefferson County Union）就已经揭露了疾病的真相，军队士气维护机构的司令官裁定这篇报道“令士气低落”并将它转给执行官，请他们“采取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行动”，包括对其提出刑事诉讼。而现在，几周之后——经历了死亡的几周之后，战争结束了，《甘尼森新闻》（Gunnison News-Chronicle）并不像全国其他报纸那样视若儿戏，而是发出警告：“不能轻视这场疾病，它可不是开玩笑，而是一次可怕的灾难。”

甘尼森镇逃脱了死神的魔掌，没有一人死于流感。

在美国，战争的阴霾多少已经过去了，而流感仍在。

“即使发生过战争，”费城的苏珊娜·特纳回忆，“它不过是同我们擦肩而过，你知道……而另一方面……这恶性的疾病却正站在门外。”

人们害怕并且痛恨这一恶疾，这个突兀地站在他们之间的东西。他们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去铲除它。北卡罗来纳州戈德勃罗市的佟克（Dan Tonkel）回忆：“我们甚至害怕呼吸，剧院都关门了，所以你见不到任何聚集的人群……每一步都战战兢兢，甚至连门都不敢出，不能和伙伴、同学、邻居一起玩，不得不待在家中，处处小心。人们吓得不敢离开家半步，不敢和别人谈话，就像在说，别把气呼到我脸上，别看着我把气呼到我脸上……你根本不知道一天天下来谁会是死亡名单上的下一个……真恐怖，人们死得太快了。”

佟克的父亲开了一家商店，8个女店员已死了4个。“农民停止耕作，商人不再卖货，这个国家停止运转、屏息不动，每个人都在屏住呼吸。”他的叔叔本尼（Benny）当时19岁，被征召入伍前一直与他同住，但本尼去布拉格堡基地报到时却被遣送回来了，因为军营不再征召任何新兵。佟克记得那时父母都不想让他进屋。“本尼，我们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他们说。“哎，我能说什么呢？我已经回来了啊！”他叔叔回答。他们还是让他进屋了。“我们怕得要死，真的，怕得要死。”

华盛顿的萨尔多说：“它使人们疏远……把你所有的社会生活都搅没了，没有社会生活、没有校园生活、没有教会生活，什么都没有了……它完全破坏了所有家庭和整个社会的生活。人们不敢亲吻别人，不敢与人共餐，不敢同人接触，因为那些都可能让人染上流感。它破坏了那些维系，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害怕的感觉萦绕着你，因为你会眼见身边的很多人死去，被死亡团团包围……每一天的拂晓时分你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到日落西山。可能从早上开始到晚上睡觉这段时间内，所有家庭成员都死了——一家人无一幸免，而且这还不是偶然事件，邻近街区常有这事发生，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体验。说它是瘟疫也无可厚非，它就是那样的……你被隔离了，你所陷入的状态就是恐惧，它来势迅猛……从早上一睁开眼到晚上睡觉，你就一直生活在一种持续的恐怖氛围之中。”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约翰·德拉诺（John Delano）也有着同样的被隔离的不安体验：“那段日子里，如果有人病了，长辈们——大叔大妈们——也照例会送点吃的过去慰问，但这次却非常别扭……没人会走进屋里，没人会把食物带进屋去，也没人会入室拜访。”

亚利桑那州普雷斯科特市规定握手是违法的。在肯塔基州佩里郡的山里，那里的人要么依靠挖煤为生，要么在那块表层仅有十几厘米厚土壤的地面上种地糊口。那里的人辛勤劳作，家庭关系非常紧密，男人和女人都很耿直，会为了尊严和荣誉去杀人。红十字会分会主席求助时说：“在山上有数百名患者，我们却接触不到他们。”接触不到是因为该郡几乎没有公路；旱季里本还有河床可以代路，但当河床有水时就无法通行了。而且，“人们不是因为食物短缺而被饿死，而是因为健康的人出于害怕而不敢靠近病人；在遭难的家里，死人躺在那儿没人管”。有人愿出100美元请医生出来看一个小时的病，医生也不愿来。连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布劳纳（Morgan Brawner）亦是如此，他周六才到此地，周日就离开了，他自己都被吓坏了。他有理由害怕——一些地方居民的死亡率已达30%。

一位历史学家多年之后走访了马萨诸塞州诺伍德当年的幸存者。一名在1918年还是个报童的男子记得，经理“让我把钱放到桌上，喷了遍消毒水才拿起来”。另一名幸存者说：“没有什么客人来访，我们就自己待着。”还有一个人说：“他把我父亲需要的所有东西带来，你知道，然后都放到门前台阶上，没人敢走进别人的家。”有人说：“一切都静止了……不许我们走出家门，我们不得不离别人远远的。”有人说：“一个警察，一个大块头的家伙……走到房子跟前，准备钉上一块白色的大告示牌，牌上用红字写着流感，他们把它钉到了门上。”这块告示牌令这家人更被大家疏远了。还有幸存者说：“我走在街上，以手掩目不敢多看，门上挂着绸布的人家实在太多了。”另一个人说：“非常可怕，不仅害怕自己也可能病倒，还有看着周围的人死去时那种令人恐怖的感觉。”

密歇根州卢斯县的一名妇女在护理她的丈夫和三个儿子时“自己也病倒了”，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报告说：“没有一个邻居进来帮忙。我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早上给这名妇女的姐姐打了电话。她姐姐来了，敲了敲窗子，但直到我俩之间有个安全的距离后才同我交谈……我为这名妇女做不了什么……除了给她请牧师。”

科罗拉多州的莫纽门特和伊格纳西奥颁布的禁令远不止禁止所有的公共集会，还禁止顾客进出商店。商店仍然营业，但顾客必须在门口喊订单，然后在外边等商品。

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则给很多人家贴上了写有“疾病”的标志。

造船业的工人接触的都是爱国主义，这是其他行业工人所不能比的，他们的工作状态和前线士兵的战斗一样攸关战争成败。同时，也没有哪里的工人比他们受到更好的照应了。所有造船厂内的普通水杯都被即刻销毁，取而代之的是数以万计的纸杯。医院和治疗设备也都已预先安排妥当，还配备了流感疫苗，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还请得到医护人员的行业了。于是一位公共卫生部官员声称：“没有理由相信在疾病的恐慌中会有许多工人旷工，因为我们教育他们不必担惊受怕。这些人接受了灌输，认为工作场所比任何其他地方都安全。”

此外，如果不来工作的话自然就没有薪水。然而，新英格兰许多造船厂的旷工数仍很惊人。沙塔克公司有45.9%的工人不上班，吉尔克里斯特造船厂有54.3%，自由港造船厂是57%，格尔顿炼铁厂则为58.3%。

亚利桑那州凤凰城远在4000多公里之外，流感刚开始时，那里的报纸和其他地方一样，有关报道很少，都是让人放宽心的话，坚称恐惧比疾病本身更危险。然而病毒在那里久久驻留，徘徊不散，使凤凰城比其他地方受害时间更长，到最后连新闻界都按捺不住担忧起来。11月8日，《亚利桑那共和党》报发出警告：“凤凰城市民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流行病］已经发展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成了摆在人们面前的首要问题……本市几乎每个家庭都遭到了这场瘟疫的打击……无畏的男人和女人［必须］为人类挺身而出。”

距战争结束还有三天，已经显露出不少和平的假象了，而报纸在战争仍在继续之时将流感称为“首要问题”，这是极不寻常的。最终，该市成立了一个“市民委员会”来处理与流行病相关的事务。

在亚利桑那州，市民委员会是非常受重视的。一年前，1500名“市民保护同盟”的武装人员将1221名罢工的矿工赶入运牲口的货车车厢，然后丢在横跨新墨西哥州沙漠的铁路侧轨上，没有留下任何食物或水。凤凰城另一个“市民委员会”曾盯牢那些“公债逃避者”，把他们的模拟像挂在交通干道上。一个由于宗教原因拒绝购买公债的人的画像被吊了起来，旁边还有布告写着：“塞勒（H. G. Saylor），懦弱的懒鬼……他能，却不愿买自由公债！”塞勒还是幸运的。该委员会还抓住了一个名叫列阿斯（Charles Reas）的木匠，把他双手反绑，脸涂成黄色，在脖子上架了套索，然后把他拖到凤凰城市区的街上，身上挂的牌子上写着“除了这个人，我们是100%”。

流感市民委员会同样采取主动，它就像一个特殊的警察部门，召集所有“爱国公民”来加强反流感法令，包括要求所有人在公共场合戴口罩，逮捕任何随地吐痰和咳嗽时不掩口的人，命令（那些还在营业的）商家给每位顾客留出约35立方米的立体空间，切断所有进城的交通，只允许那些“在市内有现行职务”的人进入。不久，《亚利桑那共和党》报这样描述道：“一个戴着口罩的城市，一个和假面狂欢节一样怪诞滑稽的城市。”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和别的地方相比，流感其实只是轻轻碰了凤凰城一下。恐慌到底还是来了。狗讲述了可怕的故事，但它们并不是用吠声讲的。有流言说狗身上携带了流感病毒，于是警察开始捕杀街上所有的狗，人们开始杀掉自家的狗，他们曾宠爱过的狗。要是他们自己下不了手，他们就把狗交给警察去杀。《公报》报道说：“照这样的非自然死亡率，凤凰城不久就会一只狗都不剩。”让我们再回到费城，沃尔兹（Mary Volz）住在一座教堂附近，她一直“喜欢听教堂的钟声敲响，那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钟声”！但现在每隔几分钟，人们就会抬一副棺材进去，然后离开，“接下来还会有另一副棺材”。每次钟都会敲响。“倾听钟声本是我的乐趣，可现在这‘当！当！当！’把我吓坏了，生病卧床时听到那‘当！当！当！’的声音，这钟是在为我敲响吗？”

战争的阴霾过去了，流感仍在。战争结束了，流感还在继续。恐惧就像条冰冷的毛毯笼罩着全国。“有人说世界将焚身于烈焰”，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1920年的诗作中写道，“而冰之力量/亦能成此大劫。”

一份美国红十字会内部报告总结道：“对流感的担心和恐慌，像中世纪黑死病的恐怖一样，普遍发生在全国许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