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报如雪片般朝红十字会和公共卫生部飞来，要求、请求、甚至是乞求帮助。来自弗吉尼亚州朴次茅斯市的电文说：“急需两名有色人种医生。”肯塔基州凯里市说：“联邦煤矿需要紧急流感救援……火速回复。”华盛顿州的斯波坎市则说：“亟需四名护士来管理地方红十字分会提供的其他护士。”

这些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红十字会的回电如下：“没有空闲的有色人种医生”；“各地都需要护士，几乎不可能将护士派出去”；“请在当地征召兼备才能和实际经验的志愿者”。

无法满足这些要求倒不是因为未做尝试，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也曾挨家挨户地寻找任何一个有护理经验的人。当打听到有资深护士时，红十字会就会想尽办法找着她。有一天，乔西·布朗正在圣路易斯市某个剧院里看电影，突然灯亮了起来，屏幕变成空白，一个男人出现在台上，宣布：“请乔西·布朗到售票处去。”在那儿，有人交给她一份电报，命她前往五大湖海军训练基地。

《美国医学会杂志》不断重复——有时甚至同一期就要重申两次——发表：“紧急号召医生到流行病非常严重的地方去帮忙……此次服役和在陆军或海军的军医团中一样，毫无疑问也是公民的一种爱国特权……因为此次召集非常紧急，建议任何一位认为自己能出份力的医生致电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

永远都是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医生们也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所有——来挽救人的生命。这些方法倒是缓解了一些症状。为了解决疼痛问题，医生们尝试了从阿司匹林到吗啡的所有药品；他们用可待因，据说还有海洛因来控制咳嗽，或多或少有些效果；他们以阿托品、洋地黄、番木鳖碱和肾上腺素作刺激剂，并给病人输氧。

有一些治疗手段已经不属于缓解症状这个范畴了，但是它们有着坚实可靠的科学依据——即便之前那些科学与流感毫不沾边。雷登方法基于刘易斯脊髓灰质炎实验而在波士顿创立，这种方法及其衍生方法在世界各地被一遍又一遍地试验着。

还有一些手段没多少科学根据，但听上去合情合理。它们的确也是合乎情理的，尽管这个“合乎情理”的“情理”是那么令人绝望——是医生事出无奈的“慌不择路”，是那些疯狂念头、几千年的实践及近来科学方法的混杂。一流医学杂志虽然会将那些最古怪、最荒谬的所谓“疗法”拒之门外，但他们会发表那些至少貌似有意义的文章，因为没有时间进行同行评审，也没有时间仔细分析。

《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了一位医生的文章，声称：“如能适当使用［我的］疗法，预防感染就能达到100%。”他的方法合乎逻辑。他希望通过刺激黏液流动来阻止病原体附着于黏膜，从而帮助机体形成第一道防线。于是他把多种刺激性化学药品粉末混合在一起，吹进上呼吸道内以产生大量的黏液流。这个理论是合理的，也许当黏液在体内流动时确实会有些效果。

一名费城医生则有另一种想法，不仅合理且更易于操作，他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写道：“当系统为碱金属离子充盈时，细菌就难以生长了。”因此他试着把整个机体变成碱性。“我通过口腔、肠道和皮肤往体内注入柠檬酸钾和小苏打（碳酸氢钠），总能得到不错的结果……病人肯定愿意率先［原文如此］尝试这种通过乙酰水杨酸［阿司匹林］进行缓解的诱人方式……我在这次大流感中取得的成功完全不是意外或特殊情况……我强烈要求这种方法立即投入使用。而实验室或临床的进一步研究随后也要跟上。”

即使医生们已经对免疫反应的特异性非常了解，他们还是给病人注射了伤寒疫苗，认为——或仅仅希望——它多少能够对免疫系统起到促进作用。一些人宣称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另一些人基于此理论把所有已知疫苗用到病人身上。奎宁对疟疾有治疗作用，许多医生万般无奈也给流感患者使用了该药。

还有些医生不关心结果，只坚信自己的疗法能治病。蒙大拿州的一名医生向《纽约医学杂志》（New York Medical Journal）报告，他的实验疗法“效果良好”。他在6个病患身上尝试了此种方法，两人死亡，但他仍坚称：“在恢复健康的四人身上，疗效迅速且可靠。”

匹兹堡大学两名研究人员的所谓逻辑也好不到哪去，他们认为自己改良了雷登承袭弗莱克斯纳和刘易斯开发的技术。他们以该法对47名病人实施治疗，20人死亡。他们去除了7个死亡人数，说他们接受治疗已为时过晚。即便如此，47人里面仍有13人死亡，就这样的结果，他们还宣称自己取得了成功。

一位医生给25位肺疾严重的病人静脉注射过氧化氢，认为这样能使氧气进入血液，13人好转，12人死亡。同样，这位医生宣称他获得了成功：“对缺氧血症总能有显著疗效，许多例血毒症患者也顺利渡过生死难关。”

他的很多同行还尝试了其他类似的古怪方法，并同样宣称成功，他们中很多人都对自己的方法坚信不移。

顺势疗法的拥趸认为这场大流行证明了他们相对于“对抗疗法”医生的优势。《美国顺势疗法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Homeopathy）中说，由常规医生治疗的流感患者死亡率为28.2%——这完全是谬论，倘若如此，单美国本身就应该有几百万人死亡，还说，由顺势疗法医生用胡蔓藤类草药治疗的26 000名患者，死亡率仅1.05%。许多顺势疗法医生号称，医治的数千名患者，不会有人死亡。但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说了算，要减少在他们手上死亡的人数也是轻而易举——比如，将样本中不遵医嘱而服用了阿司匹林（顺势疗法医生认为这是毒药）的病人去掉。

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与此无异。在希腊，一位医生用芥子膏让流感患者的皮肤起水泡，将水泡中排出的液体混上吗啡、番木鳖碱和咖啡因，再给患者注射。“效果立见，36—48小时，甚至12小时之内，体温下降，症状有所改善。”但他的234名病人中，死亡率为6%。

意大利有个医生给病人静脉注射氯化汞。另一人认为腋窝皮肤下的淋巴结是散布全身的白细胞的前沿哨所，于是给病人的腋窝擦木馏油（一种消毒剂）。还有个医生认定，无论年龄大小，只要每12小时用温牛奶加一滴木馏油进行灌肠就能预防肺炎。

在英国，战争办公室在《柳叶刀》上刊登了对治疗的建议，比美国的任何指导都更具针对性，并且很有希望减轻一些症状：20粒溴化物有助于睡眠，鸦片剂可以减轻咳嗽，氧气能缓解紫绀。建议中还提醒说：用静脉放血术没多少好处；酒精是有益的，却几乎无法通过食物获取；头痛要用安替比林和水杨酸——制备阿司匹林的原料，刺激心脏就要使用番木鳖碱和洋地黄。

而在法国，直到10月中旬，战争部才向科学院求助。为了预防疾病，一些医生和科学家建议戴口罩，而另一些人则坚称砒霜亦可预防。在治疗上，巴斯德研究所开发了一种惯常的提取自马的抗肺炎血清，以及一种提取自康复病人血液的抗血清（对照表明，科尔和埃弗里研制的血清更为有效）。人们亟需任何能退热的东西。刺激剂被建议用于心脏。用来清除体内垃圾的“诱导法”也登场了。亚甲基蓝是一种给细菌着色的染料，能使细菌在显微镜下更清晰，尽管其本身是有毒的，人们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尝试用其来杀菌。还有些医生给病人肌肉注射金属溶液，使身体逐渐吸收，或者索性就静脉注射（一位静脉注射这类溶液的医生承认这种治疗方法“有点残忍”）。拔火罐也在推荐列表上——在玻璃罩内点火排气从而产生真空，然后把它贴在身体上，理论上能将毒素吸出。还有一位名医提倡，一旦病人出现肺水肿和紫绀症状时，就应“快速放掉”超过一品脱的血，同时施以乙酰水杨酸。他可不是唯一一个给病人开出放血治疗处方的医生。一位建议回到“英勇医学”时代的医生解释道，医生做得越多，病人身体被激发而作出的反应也越大。他说，疾病犹如战争，战士必须主动出击。

全世界有数亿人得不到医生的治疗和护士的照顾——单美国很可能就有几千万，只能尝试各种民间土方，或者是只要能用的甚至是假想出来的欺骗性药物。有人脖子上挂着樟脑丸和大蒜，还有些人用消毒液漱口，让冷空气横扫房间，或在关闭的窗上加贴封条，使屋子变得更热。

报纸上充斥着广告，有时用了和新闻报道一样小的字，鱼目混珠于其间。有时字又大至通版，触目惊心。但所有的广告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信心十足地宣称有办法遏制流感，认为有办法渡过灾难。有些广告简单到就像鞋店的标语：“脚底保干燥，流感闻风跑。”还有些则比较复杂：“在易于感染的时候，克利诺斯防毒面具可以帮您抵御西班牙流感。”

有时人们也玩吓唬人的把戏。“如何防止西班牙流感的传染呢……美国公共卫生部部长劝您保持口腔清洁……［使用］几滴SOZODONT液。”“给家里消毒并帮助卫生部战胜西班牙流感……来苏尔消毒剂。”“为了流感……服用约翰神父的药，你将高枕无忧。”“流感香膏预防西班牙流感。”“对公众的特别通知：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医生和业外人士的电话调查及美国各地的来函都很关注本尼托尔的使用效果……它是对付西班牙流感的强大的保护屏障和治疗手段……”“西班牙流感——是为何物、当如何处理：……常看医生/没必要惊慌……不需要惊慌——流感本身的死亡率非常低……使用维克斯伤风膏。”

到10月中旬，顶级科学家研制的疫苗已被广泛使用。10月17日，纽约市卫生专员科普兰宣布：“纽约市实验室主管帕克博士开发的流感疫苗经过充分的测试证明，它的预防效果是有保证的。”科普兰向公众保证：“几乎所有用过疫苗的人都对这种病产生了免疫力。”

10月19日，费城市立实验室的细菌学家C·Y·怀特（C. Y. White）博士制备了一万份基于刘易斯工作的疫苗，还有几万份不久后也将下线。它是“多抗体的”，由数种细菌的死亡菌株构成，这些细菌包括流感杆菌、两种肺炎球菌和其他几种链球菌。

当日，新一期的《美国医学会杂志》出版，里面满是流感信息，包括对在波士顿使用疫苗情况的初步评价。惠普尔也是由韦尔奇栽培的学生，其后又荣膺诺贝尔奖，他总结道：“大部分我们所能搜集到的统计资料都表明，我们正在调查的流感疫苗没有任何疗效。”惠普尔口中的“疗效”，指的是那些受测试的疫苗不能治愈疾病。但他接着说：“目前得到的统计资料表明，这种疫苗可能具有一定的预防效果。”

他并没有认可科普兰的观点，但至少给了人们一线希望。

公共卫生部没有为生产和发放疫苗给民众而努力过，他们接到了太多请求，已经精疲力竭了。

华盛顿的军医学院（现为美国军事病理研究所）为制备疫苗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需要疫苗。军队附属的华盛顿沃尔特里德医院内，并发症肺炎的死亡率已达到52%。10月25日，疫苗准备就绪。公共卫生部办公室通知所有营地医生：“对付某种引发肺炎的更重要病原体的免疫接种治疗的价值可以认为已有定论……目前军队可给所有军官、士兵、军方雇用的平民提供包括Ⅰ、Ⅱ、Ⅲ型肺炎球菌在内的微脂体疫苗。”

接下来的几周内，军队发放了200万支这种疫苗，这标志着大量生产疫苗的成功。早先一位英国著名科学家曾断言，仓促之间英国政府连四万支都不可能生产出来。但这些疫苗依然只能保护人们免受由Ⅰ、Ⅱ型肺炎球菌引发肺炎的侵袭，而且它的出现为时已晚；在那之前，流感几乎已席卷了所有的军营。从纽约到加利福尼亚的民间医生向军队索求疫苗的时候，得到的答复是，军队的确制造了一种“预防肺炎的疫苗，但已没有多余的可向外界发放了”。军队害怕疾病在队伍中复发，他们也确有理由害怕。

军医学院也针对流感杆菌制备了一种疫苗，但对这种疫苗，戈加斯办公室的说法更为保守：“鉴于这种流感杆菌在当前流行病的病原学上的重要性，军方准备了一种疫苗挂针，只提供给军官、士兵以及军方雇用的平民。这种流感杆菌疫苗的疗效……目前仍处于试验阶段。”

军方的声明并未公之于众。而《美国医学会杂志》一篇措辞谨慎的社论亦只在小范围内传播：“很不幸的是，我们目前没有治疗流感的特效免疫血清或方法，也没有预防其发生的特效疫苗。事实就是这样，尽管所有的舆论、新闻或其他的地方宣传员所讲的都恰恰相反……因此，医生们必须保持冷静，切勿轻易作出不合事实的承诺。这则警告尤其适用于那些处理公众关系的卫生官员。”发布的所有命令几乎都含有相似的警告：“医疗部门不许作出难以实现却可能激起公众希望的承诺，也不能去做那些可能会令公众对医学科学和医疗事业产生失望和不信任的事情。”

《美国医学会杂志》代表了美国医学会，而美国医学会的领导者们为了制定医学科学标准和医学职业化工作了数十载，直到最近才好不容易成功。他们不想让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就这样被破坏，不想让医学又回到那个不久前还在被人哂笑的境地。

而此时，医生们继续尝试着最铤而走险的方法，疫苗依然在大量生产——单伊利诺伊一个州就有18种不同的疫苗。没人知道它们是否有效，人们只能抱着希望。

俄亥俄州谢尔曼军营中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在疾病流行期间，其内发生的种种事件，成了这场疾病的代表，提醒人们它的存在。那里的医生严格遵照奥斯勒在他最新版教科书中推荐的流感标准疗法——服用阿司匹林、卧床休息、勤漱口以及使用“多佛粉”，后者是一种吐根和鸦片的混合物，吐根可以引起呕吐，鸦片则可以镇痛止咳。对于虽为并发但症状仍属常见的普通肺炎，他们遵从“一般建议：规定饮食、通风、休息、温和的催泻……所有病人都接受了洋地黄治疗”——尽可能使用最大剂量的洋地黄来刺激心脏，“并依赖可溶性咖啡因盐类达到快速刺激，皮下注射大剂量番木鳖碱对目前的虚弱有独到疗效”。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报告，对常见得不能再常见的“急性炎性肺水肿”（今天被称作ARDS）毫无办法，“这为治疗手段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曾被用来治疗伴生于心脏肿大的肺水肿的原则——尽管这样运用是否妥当还有待商榷——被应用于此。洋地黄、双倍剂量的咖啡因盐类、吗啡和静脉切开术”——还有放血——“都没有显著疗效……氧气的疗效也只是暂时的。这种手段实现了排脓，但不能影响到最终结果。由于这种情况与毒气中毒的结果相似，所以有人建议皮下注射垂体制剂，但使用后仍无任何帮助。”

医生们试遍了一切所能想到的办法，直到最后抱憾而止，并摒弃了一些“出于［他们的］大无畏精神”而尝试过的更加野蛮而无用的治疗手段。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在垂死士兵身上看到了太多的英雄主义。最终他们更愿让士兵们能平静地死去。对这种情况，他们只能总结道：“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能起作用。”

那个时期，没有一种药品、一种疫苗能够真正预防流感。数百万人佩戴着口罩，但起不到作用，不能预防流感，唯一的办法是避免与病毒接触。如今，尽管疫苗能够提供显著——但绝不是完全——的保护作用，也有几种抗病毒药能减轻病症的严重性，但还是没有任何办法能治愈流感。

与外界隔离的地方，像科罗拉多的甘尼森及一些岛上的军事基地逃过了一劫，但大多数城市颁布的封闭令并未能阻止人们与流感接触，它们算不上是极端措施。封了沙龙、剧院和教堂有什么意义？人们还是要挤进人头攒动的电车里，还是要继续上班，还是要去杂货店。即便在那些恐惧令商业交易中止的地方，在店主和顾客都拒绝相对而立而只在店外街道下订单的地方，人之间的接触还是太多，不足以令传染链中断。病毒的传染效率太高、太猛，简直无可挑剔。最后它终于得偿所愿，遍布了整个世界。

病毒就像猎人一般，猎杀着人类。它轻而易举地在城市中锁定了目标，但它并不满足于此。它尾随人们直到城镇、村庄，深入每个家庭，搜寻着地球上各个角落的人。病毒在森林里猎捕人类，在荒野中寻觅他们的踪迹，甚至连冰天雪地的地方也不放过。而在那些位于世界角落的边远之处，在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在几乎没有文明的蛮荒之所，人们仍无法逃脱病毒的折磨，甚至更易遭受攻击。

在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市的白人们只保护自己。岗哨把守着所有的路口，每个进城的人都要先被隔离5天。而因纽特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一位红十字会的高级官员警告，倘若不能“立即给予这个种族医疗援助”，它就有可能“从此灭绝”。

但红十字会和地方政府都拨不出资金。阿拉斯加州州长来到华盛顿，请求国会拨款20万美元——与拨给公共卫生部用于全国的100万美元有得一拼。一位参议员问为何不能拨用地方财政库中的60万美元，该州长回答说：“阿拉斯加的人民认为阿拉斯加白人交的税应该用来改善当地环境。他们非常需要用这笔钱来修缮道路……他们想让阿拉斯加印第安人的待遇与美国其他地区受到政府保护的印第安人相比，变得更加平等。”

他得到了10万美元的资助，并且海军方面将“布鲁特斯”号（Brutus）军舰提供给他做一次救援远征。到了朱诺，救援队分成几组登上小艇前往各个村庄。

他们所目睹的一切非常骇人，难以言表。在诺姆，300名因纽特人中已有176人死亡，而情况之悲惨还远非如此。一名医生探访了10个小村落，发现“已有三个村庄惨遭灭顶之灾，其他几个村子平均85%的村民都死了……幸存者大多是儿童……亡者中25%的人可能是没等到救援而被冻死的”。

在此次救援远征后，红十字会又资助了一次远征。这次的救援队在阿留申群岛分成6组，每组有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然后各组成员登上船只分头前进。

第一组在一个名叫米克尼克的小渔村登陆，但他们到得太晚了。只有6个成年人还活着。38个成年人和12个孩子已经死了。一所小房子成了15个幸存下来的孩子的孤儿院。这个组的成员跨过纳克奈克河到达另一个村子，那里有一个海鲜罐头厂。在流感到来之前，村里有24个成年因纽特人，而现在已经死了22个。就在救援组成员到达的第二天，又一个人死了。只有16个孩子活了下来，他们成了孤儿。彼得森包装公司在努沙加克湾设立了总部和一个仓库。护士们挨家挨户地找上门，发现“流感在这里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几乎没有成年人幸存。贺里（Healy）和瑞雷（Reiley）两位医生做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活着的只有几个卧病在床的本地居民……医生们竭尽全力救助病人，但因时机延误，最后还是有5个病人死去了”。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另一个救援小组汇报道：“无数村庄已经空无一人，不存在任何生命的迹象，只有几群饿得半死的狗，已快变成野狗了。”那里的因纽特人住在被称为“巴拉巴拉”（barabara）的建筑里，它的结构是圆形的，2/3埋在地下，这样做是为了抵御时常如飓风般狂暴而尖啸的大风，普通建筑物会被这种狂风撕成碎片。一个救援人员这样描述巴拉巴拉：“外面草草地抹着厚厚一层草灰泥……其入口是个高约两米的通道，大多数情况下，这条通道是巴拉巴拉采光和通风的唯一途径。在这些房间的墙上戳着架子，上面铺着干草和毛皮以供人们睡觉。”

所有家庭成员——十多个甚至更多的人就群居在这样一个房间里。“一走进这些屋子，麦吉尔卡迪（McGillcuddy）医生和他的组员就看到层层叠叠的尸体堆在地板和架子上，有男有女，有的是孩子，其中大多数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无法收殓了。”

流感病毒很可能没有直接夺去他们的生命，但它来势汹汹，一下子击倒一片，甚至没人还有力气去照看其他人，没人给患者拿水递食；那些本来有可能幸存的人身处尸体堆——那些他们所爱的人的尸体旁边，也许已经宁愿随着家人一起死去，也不想独自一人偷生。

然后，成群的狗到来了。

“我们无法估测死者的人数，因为饿红了眼的狗钻墙挖洞，想方设法进入屋内，啃噬死者的尸体，只剩下几根骨头和几缕残衣，默默地告诉后人发生过的一切。”

救援队所能做的，就是用绳子捆住那些遗体，将其拉至门外，然后火葬。

大陆另一端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拉布拉多，人们怀揣强烈的求生意识，但并不比附着于礁石的海藻坚韧到哪里去——那些海藻在巨浪的冲击下，不堪一击。牧师戈登（Henry Gordon）在10月下旬离开卡特莱特村，10月30日他再度回到那个村里。仅仅几天的时间，他就发现“到处连个人影都不见，只有一片令人不安的死寂”。在返程中，他遇到了一个在哈德森海湾公司工作的人，他告诉牧师：“就在那艘邮船离开后的两天，疾病……如同龙卷风一般席卷了这里。”戈登挨家挨户上门，只看到“每个家庭的所有人都病恹恹地躺在厨房地板上，甚至连吃东西或照看炉火之类的事都做不了”。

这里的100个人中有26个死去了。而在沿海岸更远的地方，形势更加恶劣。

希布伦的220人中有150人死去了。当时天气酷寒，死者僵卧在床，汗水凝结成冰，将他们和床单冻在了一起。从卡特莱特来的戈登和另一些人没有为死者挖墓，而是直接将尸体抛进大海。他写道：“大家对当局的残忍充满了强烈的憎恨，他们的邮船将疾病带给了我们，然后就撒手不管，任由我们自生自灭，人们心中除了憎恨几乎再也容不下其他情感……”

接下来是霍加克。这里原有266人居住，还有很多狗，这些狗几乎都成了野狗。病毒来袭时人们一下子就病倒了，根本无法照顾自己或是喂狗。狗一吃不上东西，便饿疯了，它们互相撕咬，然后又发狂般从窗户和大门冲进房内觅食。牧师阿斯伯（Andrew Asboe）要不是有杆来福枪，差点就葬身狗腹了，被他杀掉的狗有上百条。

牧师佩雷特（Walter Perret）抵达霍加克的时候，266个人中只有59个活了下来。他和幸存者们做了他们在这儿唯一能做的事，“冻土坚硬如铁，挖掘异常艰难。我们大概花了两个星期才挖完，这个坑长10米，宽3米，深2.4米”。之后要做的便是将尸体拖到坑内。他们一共掩埋了114具尸体，每具尸体都裹着棉布，喷洒了消毒液，最后他们将坑道封掩，并压上大石以免野狗来撕咬死者的遗体。

整个拉布拉多，至少1/3的人告别了人世。

流感不仅撕破了北极的寒冰，爬上了人迹罕至的肯塔基山脉，它还穿越了丛林。

西方人中，最不幸的是那些青壮年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无论军中还是民间的情形都一样。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调查时发现，所有25—45岁年龄段投保的煤矿工人——这个基数不仅仅指患流感的矿工——死了6.21%；而在此年龄段投保的所有产业工人中，死亡率为3.26%——这和军队中的最高死亡率不相上下。

在法兰克福，因流感住院治疗的病人——而非所有患肺炎的病人——死亡率高达27.3%。科隆市长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日后成为欧洲著名的政治家——回忆道：“人们连憎恨的力气都耗尽了。”

巴黎政府只关闭了学校，因为政府害怕过多的措施会动摇民心。一成的流感患者被夺去了生命，而因各种并发症死去的人更是高达半数。一位法国医生在记录中写道：“这种疾病症状严重，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非常短，所以很容易辨识。”尽管法国各地流感患者的症状都很典型，但纵观流感爆发期间，医生们似乎故意将其误诊为霍乱或是痢疾，所以鲜有关于流感的报道。

那些免疫系统未受过锻炼、没经历过任何一种流感病毒侵染的人群死亡率就不止是十之一二了，有时甚至是一个不留。对因纽特人如此，对美国原住民、太平洋上的岛民及非洲居民也都一样。

在冈比亚，8%的欧洲人在流感中死去。当地一位英国游客这样记载：“我看到本来有三四百户人家的村子现已空无一人，房屋坍毁，压在尚未埋葬的尸体上。只要两个月，房屋旧址上就野草丛生，彻底抹去了曾有村落的痕迹。”

即使当病毒变异得越来越“温和”时，它依然对那些免疫系统从未应对过流感病毒的人具备很大的杀伤力。“洛根”号美国军舰于10月26日抵达关岛，靠岸的美国水手几乎95%患上了流感，但只有一名水手死亡。而正是这种病毒，在几周内令5%的当地居民丧命。

南非的开普敦和另外几个城市，从最初报道有病患的短短四周内就有4%的人口死于流感。南非有32%的白人、46%的黑人罹患流感； 0.82%的欧洲白人死去，而非洲黑人的死亡率至少为2.72%，比前者的死亡率要高出许多。

在墨西哥，流感病毒浩浩荡荡地穿过人口密集区和丛林，击垮了矿区里的住户、贫民窟里的房客和房东以及郊区的农民。在恰帕斯州，总人口的10%——不是患上流感的人口的10%——死于流感。

流感病毒横扫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西班牙和瑞士，留下一片废墟和绝望。在某些地区，死者人数超过总人口的10%。

巴西的流感病毒——至少相对于墨西哥和智利来说——比较温和，但里约热内卢仍有33%的人遭受了流感侵袭。

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约有55%的人口经受流感的侵袭。

日本也有超过1/3的人口患上此病。

流感病毒在俄罗斯和伊朗夺去的生命也占总人口的7%。

在关岛，10%的人死于流感。

有些地方的死亡率甚至更高。比如在斐济群岛，11月25日至12月10日这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有14%的人死去了。死者都来不及安葬。一个亲眼见到这场景的人这样写道：“卡车昼夜不停地在街上呼啸驶过，满载着要拉去立即火化的尸体。”

全世界只有极少一些与世隔绝的地方完全躲过了这场灾难。这些地方有可能是实行严厉的隔离制度或是由当局强制隔离，才幸免于难的。美属萨摩亚就是这样一个地方，那里没有一个人死于流感。

几公里的大洋以外便是西萨摩亚，战争之初新西兰从德国手中夺下了这片土地。1918年9月30日，在“塔伦”号（Talune）将病毒带到这里之前，当地人口数为38 302；几个月之后，只剩29 802人了——占总人口22%的人死去了。

在中国，很多人死于流感，但具体数目不详。例如在重庆，全城约有一半的人患上流感。

最可怕的数字来自印度。和其他地方一样，印度在春季遭遇了一波流感的侵袭。同样，春天的这一次流感相对来说是温和的。9月病毒卷土重来，回到孟买，但这一回与别处一样，再不是温和的了。

但印度还是与其他地方不同。在这里，流感展现出真正可怕的威力。印度1900年时曾经遭遇过黑死病的袭击，其中孟买的状况尤为严重。但1918年孟买流感的最高单日死亡率几乎是1900年黑死病的两倍，病死率高达10.3%。

整个印度的土地上只剩下死亡。火车离站时车上还全是活人，到站时车上就满是尸体和垂死之人了，死尸随后便被搬走。驻印的英军白人士兵的死亡率约为9.61%，而染上了流感的印度士兵的死亡率却高达21.69%。德里的一所医院里收容了13 190名流感病人，其中7044人死掉了。

被流感破坏得最严重的地区是旁遮普。一位医生写道：“医院里挤得满满的，根本无法将尸体迅速地搬出来、及时挪位给濒死的病人。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堆满了死人和将死的人……几乎每一栋房子里都有人在为死者悲泣，四处弥漫着的恐怖气氛压倒了一切。”

尸体通常都是在“火葬石阶”（建在同河岸第一台阶齐高之处）上被焚化，骨灰洒入河内，但柴火很快就用完了，就连火化也不可能，于是河道被尸体堵塞了。

光是印度次大陆就有2000万人死去，而且死亡的总数很可能超出了这一数字。

当时的军医署官员兼军队传染性疾病委员会负责人沃恩——他也是韦尔奇的老伙伴了——目睹了病毒席卷全球的整个过程。“如果这场流行病继续以这种加速度蔓延，那么，”他写道，“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内……文明将轻易地在地球上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