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著书，都希望好卖，对译书者而言，亦是此般心态，希望辛辛苦苦翻译出来的书——无论质量好坏——能够被读者认同、喜爱，而这又与原作本身的内容休戚相关。《大流感》一书是在2004年，时任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教授、甫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的金力介绍给我们和出版社的。据他本人所言，他是在横跨太平洋的中美航班上将本书通读完毕。原版书的磨损程度证实金教授不止一次翻阅过它。普通人对此书最初的认知，是它得到了美国总统布什的青睐，带去度假。这大抵是这本书最肤浅的噱头了。再进一步说，当时恰逢禽流感，SARS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人们惊魂甫定之时，的确正是这本书热卖的好时机。然而，光抓住一哄而上的卖点来炒作的书，也许并没有被称作“经典”的资格。今天看来，《大流感》并不是一本需要靠炒作来畅销的书。即便再过几年，它仍会是书架上不被冷落的那类。这让我们觉得，花费时间和精力来翻译这样一本书，介绍给读者，的确是件幸事。

持续三年的译书过程当然不那么轻松，仅从内容而言，翻译者就常因太过投入而陷入悲痛。因为翻译《大流感》一书，就好像在亲历那场堪称瘟疫的疾病流行：跟着流感的脚步，尾随其后，眼见其将魔爪伸向各处。虽然是多年之前的往事，但仿若历历在目，到处是呻吟的患者、无力回天的医生、焦头烂额的政府，机构、军队、平民、医生、科学家，无一不受到流感的侵害。人体、人心、城市、国家均被流感所蚕食。比起真正的战争，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似乎更加令人殚精竭虑、死伤惨重。

每一章中，作者都浓墨刻画了一个又一个在这场人类同流感的殊死搏斗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们或是亲身投入或是调兵遣将。你能看到他们与流感斗争的同时也与自己的人性进行抗争或者妥协；看到他们对科学的执着或者偏见，对权威的崇拜或者质疑；看到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的苦恼，科研中久久未能突破的“瓶颈”……个人命运随着流感跌宕起伏。巨大的死亡数字，让人觉得悚然，而那一个个具体的人物，却更让人扼腕。或许读者尚不会为了那些近百年前因病而亡的美国民众或士兵感到悲恸；但那些已被作者描绘得鲜活的、原本可能该有更好的生活和更大发展空间的人，却因为一场流感而走向不归路，又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尽管翻译这些时不时牵涉死亡的内容让我们不甚愉快，但查究典故，却令我们乐在其中。比如书中反复出现的“流感”一词，如何为其定名，我们颇费了一番脑筋。流行性感冒在英语中有好几种说法：influenza、grippe、flu，原书中不断交替出现。其中的flu一般看作influenza的缩写，grippe在词典中就被解释为influenza，翻译成汉语之后，形态上的区分就无法移植，而作者是否有其微妙的用意，似乎也难以揣摩。于是我们不得不追究一番influenza的词源，才定下书中最后的译法。

而在知其意后，如何寻找恰当的措辞方面，有时候也需要在现有的资料上稍加斟酌。这场1918年的大流感以“西班牙大流感”闻名，但正如书中所说，其并非起源于西班牙，只是因为当时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班牙的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宣传而造成误解，《真理报》称作为“Spanish Lady”。这个词之前总是被译作“西班牙女士”，但我们感觉该词所体现的温柔之意同那场流感的肆意大不搭调，于是考量之下译成“西班牙女郎”，那种热辣的感觉兴许还能同流感的狂暴沾上点边。

由于作者的旁征博引，书中牵涉了不少文学作品，如歌德的《浮士德》、加缪的《鼠疫》、安妮·波特的《灰色马，灰色的骑士》等等。翻译过程中，有的作品有着多个优秀译本可供选择，有的则是要翻遍图书馆的角落才能找到。在能找到现成译本的情况下，我们尽量参考采用现有翻译，当然也会根据情况作些小小改动。而少数诗歌的翻译则没有那么简单，“信”和“达”不容易，“雅”更是一个问题。如上所述，若有现成译本翻译起来可以轻松不少，倘若碰上一些原本就是打油诗，或是标语、谚语的部分，则无据可考，无译可参，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反复琢磨，力求在信、达的基础上，能还原原文或雅或俗的意味和语感。

《大流感》并不是一本用来娱乐的书，读后反而让人感觉有些沉重，每个翻译过哪怕只是一个篇章的人都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这本名为“史诗”、实则讲述悲欢交加而悲痛更甚的“悲剧”的书，能让我们对过去的那场大流感有更多的了解，并明白疾病的强大和科研的艰难。的确，我们今天已经可以快速测定每一株流感病毒的基因（甚至全基因组）序列，但对其起源和进化规律仍未做到了如指掌，更遑论预测其爆发时间了。药物——我们与病毒或致病菌斗争的武器，也远不如它们上市时宣传的那么神奇。一方面，它们的确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并带给我们战胜病魔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它们本身不是“常胜将军”，也不是书中提到的“神奇子弹”，而其副作用甚至还会增添新的麻烦。更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病毒和病菌具有极为高超的进化本领，能在人类活动和药物作用的巨大压力下快速生成新的抗药变异株，使我们开发药物的工作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时刻迎接新的挑战。在进化意义上，人类与病毒、病菌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军备竞赛”。其实不仅流感病毒如此，肝炎病毒如此，就连我们原以为牢牢控制的结核杆菌也是如此，它们随时会卷土重来。面对这些问题时怎么办？读者也许会从《大流感》的字里行间得到有益的启示。

衷心感谢李作峰、王莉、赵晓敏、梅旖，他们在繁重的研究生学习的同时协助翻译了许多章节的初稿。感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的侯慧菊老师，没有她的鼓励、鞭策和耐心，本书不可能面世。

对于本书中大量的医学术语，我们虽一一借助字典、网络或是求教于有医学背景的同行以求精确，但仍可能有纰漏谬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钟扬

赵佳媛

2008年11月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