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约瑟夫的紧身长裤

事实上从千年前开始，西方的肖像就习惯于保留条纹服装的贬义特征。首先被穿上条纹服装的人物—最早是在小彩画中，随后是在壁画中，再以后是在其他载体上—是《圣经》里的人物：该隐、达里拉、扫罗、撒罗米、犹大。正如棕色头发一样，条纹服装也是《圣经》中叛徒的一般特征。诚然，正如他们并不一定都是棕色头发一样，他们也并不一定总穿条纹服装，比如说该隐和犹大，但他们穿条纹服装的机会比《圣经》中其他人物多。这些条纹一旦出现就足以突出他们不忠诚的性格特点。［19］

从13世纪中叶开始，如此着装的“坏人”名单显著加长了，特别是在世俗的细密画中。除了《圣经》里的叛徒外还有上一段中提到的叙事作品和文学作品里的叛徒—最有名的例子是加内隆，《罗兰之歌》中的叛徒—以及大量各式各样被社会排斥的人和被天主弃绝的人，主要是那些我在谈论中世纪末期的着装规定时提到的社会群体，从此，肖像和城市社会都以共同的表现法则为依据。在肖像中和大街上，条纹衣服或标志常常用来表示那些处于社会秩序之外的人，或者是因为被判刑（造假者、伪币制造者、发伪誓者、罪犯），或者是因为有缺陷（麻风病人、伪善者、头脑简单者、疯子），或者是因为从事下等人的工作（仆人、佣人）或有损名誉的职业（江湖艺人、妓女、刽子手，此外还有三种令人蒙羞的职业：铁匠、巫师、屠夫，他们是嗜血成性者，还有磨坊主，他们是囤积粮食让人挨饿的人），或者因为不是或不再是基督徒（如穆斯林、犹太人、异教徒）。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人都破坏社会秩序，正如条纹破坏颜色和服装的秩序一样。

因为条纹从不单独出现，条纹要“发挥作用”，要获得其全部意义，就必须与其他表面结构进行结合或对比，特别是单色和小花纹图案，但也有对分为二的图案［20］、异色方格图案、有许多小斑点的图案、菱形图案。在一幅画像中，条纹服装总是表示差异、区分，通过服装来突出穿条纹服装的人。这样的突出常常表示否定。不过，有时，规则更细致，不那么善恶分明，条纹包含有情绪矛盾甚至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不是完全表示贬义。约瑟夫的肖像便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约瑟夫在西方是一个身份低微的人物，他不过是个不说话的配角，令人生厌。在中世纪的宗教剧中，他甚至很可笑，人们认为他身上有很多可笑的毛病，是《福音书》里找不到的：愚蠢（他不会算数）、笨拙、吝啬，特别是酗酒。同样，在游行中，约瑟夫的角色常常由村里或教区里的傻子扮演，在整个18世纪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21］。他的形象不管是画的、雕的还是刻的，一直到中世纪末期都不外乎是一个秃顶的和颤颤巍巍的老头子，从来不单独出现在画面上，从不曾占据首要位置（即使在诞生日场景中也一样）。与圣母和圣子相比，甚至与三王、圣女安娜，还有圣女伊丽莎白相比，他都处于次要位置。事实上要等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能看到约瑟夫的地位真正得到提高，尽管如此，这也与圣约瑟家庭地位的提高有一些联系［22］。他从一个老糊涂虫渐渐变成了一个更体面的人，正值盛年，是奶公或木匠的形象。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形象仍然模糊（认为耶稣是私生子是一种异端邪说）。事实上，从反改革运动开始，由于有了耶稣会和巴罗克艺术，圣约瑟夫的地位才最终得到提高。不过，一直到1870年他才被宣告为所有教会的主保圣人。

就条纹问题而言，约瑟夫的肖像最令人感兴趣的时期是15世纪和16世纪初。从那以后约瑟夫不再像中世纪上半期或封建时代那样让人瞧不起，但又还没有完全翻身，还不那么受人尊敬。因此，在他的肖像中运用了一些手法和标志来强调这一特殊身份，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给他穿上条纹紧身长裤。这一服装标志14世纪末出现在莫扎纳和莱茵河沿岸地区，逐渐流行于德国北部、荷兰、莱茵河谷和瑞士，一直到1510～1520年，在彩画玻璃窗、小彩画和护墙板上的图画中留下了相当多的证据。此后比较少了，但在17世纪的版画中还可以看到几个孤立的例子［23］。

紧身长裤上的条纹比起狭义衣服上的条纹来不那么引人注目。如果给约瑟夫穿上布满条纹的长袍、长衣或大衣显然会使他名声扫地。给他穿上条纹紧身长裤只是为了突出他的性格特点。在这里，条纹的作用主要是表示模糊而不是表示无耻。约瑟夫既不是该隐也不是犹大，他与背叛不沾边。他只是“杂”，正如15世纪的法语所说的，他不像圣母那样圣洁，不像普通人那样普通，在某些方面高尚，某些方面低微，他既是父亲又不是父亲，既必不可少又令人尴尬，他身份特殊、处境微妙，与众不同，条纹在15世纪的画像中充分表达的一切都体现在他身上。事实上，条纹不只可以表示破坏社会秩序或道德标准，区分仆人与主人、刽子手与受害人、疯子与正常人、入地狱的人与上帝的选民，它还可以让人更细腻地感受到在不那么明确的价值体系内部的某些细微差别和特殊方面。因此，条纹似乎既是肖像的规则又是视觉感受的规则。其双重特性值得我们研究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