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从军记-5

山姆大叔不要你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军方千方百计地想征召大家充当驻德国的军队。之前,他们容许某些人可因体格以外的理由延缓服役(我因参与原子弹的制造而得以延缓服役),但现在他们政策大改,每个人都得接受体检了。

那一年的暑假,我在纽约州商纳塔迪市(Schenectady)的奇异(General Electric)公司跟贝特工作,记得我还要坐蛮久的车——好像要到阿本尼(Albany)去接受体检。

到了兵役处,他们要我填一大堆表格,然后到各个检查站接受检查。第1站检查视力,第2站检查听力,另外一处替你抽血等等。

最后来到第13号检查站:心理检验。我一边在一张长板凳上坐下,一边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那里有3张桌子,各有一名心理医师坐在桌后面,而“被告”就坐在医师对面回答问题,身上只穿着内裤。

那时候有很多以心理医师为题材的电影,例如《意乱情迷》(Spellbound)就是个好例子。电影中有个原本很会弹钢琴的女孩子,双手忽然扭曲,姿势很奇怪,她的家人便找了个心理医师来。于是你看到心理医师陪着她一起到楼上的房间,房门在他们身后关上;而在楼下,她的家人则议论纷纷,不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她出现了,双手仍然维持着那奇怪的姿势,很戏剧化地从楼上走下来,在钢琴前面坐下,把手伸到键盘上。突然——叮迪度叮迪度叮叮叮——她又可以弹琴了!老实说,我没法忍受这些废话,我认定这些心理医师都在骗人,我绝不要跟他们打交道。而这就是快要轮到我接受检查时的心态。

我坐在桌前,心理医师开始翻阅我填的表格。“哈罗!

狄克!”他用一种充满欢乐的声音说,“你在哪里工作?”

我想:“他以为他是谁呀?凭什么叫我的昵名?”我冷冰冰地回答:“商纳塔迪。”

“你替谁工作呢,狄克?”他说,再次展现笑容。

“奇异公司。”

“你喜不喜欢你的工作,狄克?”他又说,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普通。”我就是不要跟他打交道。

他好声好气地问了3个问题,第4个问题却完全不一样:

“你觉得别人在谈论你吗?”他的声音低沉,十分严肃。

我精神来了,说:“有呀!每次我回家时,妈妈经常告诉我,她跟朋友谈起我。”心理医师并没听我接下去的说明,他只在表格上写了些东西。

鸡同鸭讲

再一次,他用那低沉、严肃的声音问:“你觉得别人盯着你看吗?”

我正准备说没有,他却突然说:“比如说,你觉得坐在那边板凳上的人,有没有人盯着你看呢?”

还没轮到我时,我确实注意到那里大约有12个家伙坐在板凳上,等着给这3个医师检查,而他们哪有什么东西好张望的?于是我用3去除12,也就是说,每个医师分到4个,不过我的估计很保守,于是回答:“有呀,我猜他们之中,总有两个人在看我们吧。”

他说:“好,那你转过头去看看”——但他自己却懒得看一眼!

我转过头去,真的有两个人在看我们,于是我便指着他们说:“对呀——就是他,还有那边的家伙都在看着我们。”

当然,我那样转过头去指指点点的时候,其他人都开始看我们了,我继续说:“现在他,那边又有两个——现在所有人都在看了。”他还是没有抬起头来看,他只忙着在我的文件上写东西。

然后他说:“你脑袋里出现过说话声音吗?”

“很少。”我正准备告诉他发生过的两次情形,他又问:

“你会自言自语吗?”

“会呀,有时候我在刮胡子或想东西时候会,偶尔吧。”

他又写下了更多的东西。

“你太太去世了——你还会跟她谈话吗?”

这个问题真的惹火我了,但我控制住自己的脾气,说:

“有时候,当我在爬山或做什么时,我会想她。”

他写的更多了。然后继续问:“你的家族里,有没有人进过精神疗养院?”

“有呀,我有个姨妈在疯人院里。”

“你为什么说是疯人院?”他说,一副反感的样子,“你为什么不称它为精神疗养院?”

“我认为都一样。”

“那么你认为发疯是怎么一回事?”他愤怒地说。

“这是人类很奇怪、很特殊的一种疾病。”我老实回答。

“这不会比盲肠炎更奇怪或更特殊!”他反驳说。

“我不同意。我们比较了解盲肠炎的成因或过程,发疯却复杂多了,也神秘多了。”我不必重复我们辩论的细节了;重点是,我认为发疯是生理上的一种特殊异象,他却以为我指的是社交活动上的特殊异象。

把戏也失效

一直到这个时候,我还是实话实说,尽管我对他不怎么友善。可是,当他要我伸出双手时,我再也忍不住要玩个花招了。这是排队抽血时,一个家伙教我的;我原本想不可能有机会玩这一招的,但反正事已至此,我就玩它一次:我伸出双手,一只手掌朝上,一只朝下。

心理医师没有注意到。他说:“把手翻过来。”

我把手翻过来,原来朝上的朝下,朝下的现在朝上,而他还是没有注意到;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只细看一只手掌,看看有没有发抖的现象。这个把戏居然没发生作用!

最后,问过这些问题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了。他轻松地问:“狄克,原来你有博士学位。你在哪里念书?”

“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你又在哪里念的书?”

“耶鲁和伦敦。你念的是什么呢,狄克?”

“物理。你念的是什么?”

“医学。”

“这算是医学吗?”

“是呀,你以为这是什么?过去那边坐下,再等几分钟。”

我回到板凳上坐下,有个在等着的家伙凑过来说:“天呀!你在那里待了25分钟!别人才5分钟呢。”

“是呀。”

“嘿,”他说,“你想知道怎样愚弄那些心理医师吗?

你只要咬你的指甲就成了,像这样。”

“那你为什么不那样咬你的指甲?”

“噢,”他说,“我想参加军队呢。”

“你想愚弄那些心理医师?”我说,“你只要把你这句话告诉他就行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叫到另一张桌子去见另一个心理医师。前面那个心理医师很年轻,看起来很纯洁的样子;可是现在这个心理医师头发灰白,看来很有权威——很明显地位较高。我觉得是要把误会澄清的时候了,可是我也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不要表示友善。

这个心理医师看了我的资料,脸上堆出笑容,说:“哈罗,狄克。我看到这里说,战时你在罗沙拉摩斯工作过呀。”

“是的。”

“那地方以前有座男童学校,对不对?”

“对的。”

“学校里的建筑多不多?”

“只有几幢。”

3个问题——用同一个技巧——但接下来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说你会听到脑袋里有说话声音,请你描述一下。”

“这不常发生。有时当我很专心聆听带有外国口音的人说话后,入睡时就会清楚听到他的声音。第一次是当我在麻省理工读书时。我听到瓦拉塔教授说:‘这个,这个电场啊。’

另一次是战时在芝加哥,泰勒教授正讲解原子弹的原理时。

我对各种现象都很有兴趣,因此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一方面我没法学他们那样讲话,但另一方面却能清楚听到他们那些外国口音……其他人偶尔也会出现这种情形吧?”

心理医师把手蒙在脸上,从他的指缝间,我却看到他在偷笑(他拒绝回答我的问题)。

生命价值六十四

接着他查问其他事情:“你说你跟你已去世的太太说话。

你都跟她说些什么?”

我生气了,心想这关他什么事,就说:“我告诉她我爱她,希望这不碍着你!”

继续针锋相对地争辩一回后,他说:“你相信超正常吗?”

我说:“我不懂什么叫‘超正常’”。

“什么?你,一个物理博士,不懂什么是超正常?”

“没错。”

“这是洛奇(Oliver Lodge)爵士和他的门徒所信奉的。”

这不算什么提示,但我想出来了:“你是说‘超自然’。”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叫它。”

“好,我就那样叫它。”

“你相信心电感应吗?”

“不信。你呢?”

“我嘛,我对此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

“什么?你,一名心理医师,保留虚心无偏见的态度?哈!”

类似的对话持续了好一阵。

问话快结束时,他问:“你觉得你的生命有多少价值?”

“64。”

“为什么你说64?”

“生命价值能用数量的吗?”

“不!我是说,你为什么说‘64’,而不是——比如说——‘73’?”

“如果我刚才说‘73’,你也会问我同样问题呀!”

谈话结束之前,他再问了3个问题,都是很友善的,就像先前那个心理医师一样。他把我的资料交给我,我就转到下个检查站去。

评语:有心理缺憾

我一边排队,一边翻手上的表格,看看他们写的检查结果。完全出于顽皮,我把表格给站在旁边的人看,而且用一种傻里傻气的声音问他:“嘿!在‘心理检验’那一栏你得了什么评语?嘿!你拿了个‘N’。其他的我都拿‘N’,只有在‘心理检验’我拿‘D’,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嘛?”我当然知道那是什么意思:‘N’是正常(normal),“D”是有缺憾(deficient)。那个家伙拍拍我肩膀说:

“朋友,没关系,这是毫无意义的,不要担心。”然后他走到屋里另一角落,一副吓坏的样子:那是个疯子!

我开始细看那两个心理医师写些什么,按他们所说情况很严重呢!第一个家伙写道:

觉得别人在谈论他。

觉得有人盯着他。

出现听觉催眠幻。

跟自己对话。

跟去世妻子对话。

姨母在精神疗养院。

眼神怪异。(我知道这是什么回事——那是当我说:

“这算是医学吗?”时的眼神。)第二个医师很显然较为伟大,因为他的字更潦草难懂。

他写了些“证实有听觉催眠幻象”一类的话。他还写了许多好像很专业的笔记,看起来很糟糕的样子。我想我还是得向军方澄清所有的误会,否则不大妙。

体检完毕后,有个军官负责决定我们要不要服役。比方说,如果你的听觉有毛病,他便要决定那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服役。而由于他们正在拼命搜括役男,这位军官不会随便放过任何人,严格得很。排我前面那个家伙的颈背上,有两根骨头突出来——好像是脊椎移位——军官便站起来伸手去摸他后颈,以确定真假!

我盘算着这就是我澄清误会的时机了。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表格交出,准备说明一切;但他头也不抬,看也没看一眼。一看到“心理检验”旁边的“D”,他便立刻伸手去拿“拒收”的印章,没问我任何问题;他只在我的表格上盖上“拒收”,然后掷还给我,却还在看着他的桌子。

我走出兵役处,坐上公车回商纳塔迪,途中一直想那天发生的荒唐事件,想着想着便笑出来——大声的笑。我跟自己说:“天呀!要是他们现在看到我,他们便更加确定我是个神经病了。”回到商纳塔迪,我跑去找贝特,他坐在办公桌后,见到我便半开玩笑地问:“怎么样,狄克,及格了吗?”

我拉长脸孔,慢慢地摇头:“没过。”

他突然害怕起来,以为体检结果发现我有什么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很关心地问:“怎么回事,狄克?”

我用手指指着脑袋。

他说:“不会吧!”

“会呀!”

他大叫起来,“不——会——的!!”他笑得如此厉害,奇异公司的屋顶差点也被震下来了。

我跟很多人谈到这个故事,大家都觉得好笑,除了少数几个人。

我实在疯了!

回纽约时,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在机场接我。回家路上,我告诉他们发生的事。听完之后,母亲说:“我们该怎么办,迈尔?”

父亲说:“别傻了,露西。这太荒谬了。”

事情好像就这样过去了,但后来妹妹告诉我,当我不在场时,父亲对母亲说:“露西,当着他面时什么也不该说的。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这时候,母亲已经清醒过来了。说:“别傻了,迈尔!”

另外还有一个人不喜欢我的故事。那是在一次物理学会举办的餐宴上。我在麻省理工的老教授史莱特说:“嘿,费曼!给我们讲讲那个兵役处的故事。”

我把故事整套说了。这些物理学家——除了史莱特之外,我一个也不认识——也都从头笑到尾。但当我说完时,有个家伙说:“也许那个心理医师有他的想法。”

我想也没想便问:“请问这位先生是干哪一行的?”

这当然是个笨问题,因为我们正在参加物理学家的专业聚会呢,我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会有物理学家说出那样的话。

他说:“呃,其实我真的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但我是应我兄弟的邀请而来参加这聚会。他是个物理学家,而我是个心理学家。”我居然就那样掀开他的真面目!

慢慢地我却担心起来。他们会说,这个人在战争期间获得延缓服役资格,因为他在造原子弹;负责兵役的委员会,一直收到信说这是个重要人物,现在他的“心理检验”

却得了个“D”——原来他是个神经病!但很显然他不是真的神经病;他只是想骗我们相信他是个神经病而已,我们要把他逮回来!

看来情况对我很不利,我必须想个办法。几天后我想到了。我给兵役委员会写了封信:

各位亲爱的委员先生:

由于本人目前正参与教授科学、培育英才的工作,而我们国家的福祉在一定程度上系于未来科学人才是否鼎盛;因此我认为我不应被征召服兵役。不过,各位可能根据我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说,由于我的精神状况不佳——而决定我应缓役。但我觉得这份报告不应被重视,因为报告内容错误百出。

而我之所以会写这封信请各位注意该错误,却是由于本人实在疯了,以致不愿藉此机会投机取巧。

理查德·费曼谨上结果:“缓役,健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