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 笑闹中的真智慧-6

你们就这样选书?

二次大战以后,物理学家经常被请到首府华盛顿,给各个政府单位提供意见;军方尤其重视我们的建议。我猜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既然这些科学家能够制造出像原子弹这么重要的武器,那么大概还能在其他事情派上用场。

我曾经被请去参加一个替陆军评估武器的委员会,而我回信说,我只是一名理论物理的学者,对那些武器实在一窍不通。

陆军居然回信说,根据过往经验,理论物理学家在协助他们做决策方面,贡献良多;所以可否请我再考虑一下?

我再写信回去,说我实在什么都不懂,怀疑自己到底能帮上些什么忙。

最后我收到陆军部长的信,建议一个折衷办法:请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先听听看,再考虑我能否协助他们,要不要继续参与其他活动。我当然说好吧,不然还能怎么样?

抵达华盛顿,第一件事是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跟大家见个面。会上有很多将军及军方的大人物,大家都在聊天,场面很令人愉快。

有个身穿军服的家伙跑来,跟我说军方很高兴物理学家也来参与建言,因为他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他们的坦克车油耗得很快,走不远,因此问题是如何能一边走、一边加油。这位仁兄想到一个主意,物理学家既然有办法从铀里取得能量,那么我能不能想出以二氧化硅——就是泥沙——为燃料的方法?如果做得到,那么坦克车只要在车底上装个小铲,一边走一边把泥沙弄起来当燃料就行了!他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而我要做的,只不过是把细节设计出来便好了。于是我以为,第二天开会时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一类问题。

到了会场,我注意到在前一天酒会里,介绍我认识一大堆人的家伙就坐在我旁边。看来他是军方派来随时盯着我的,坐在我另一边的,是个以前听说过的大将军。

在第一节会议中,他们讨论的是一些技术问题,我也发表了一些意见。但会议快结束时,他们开始讨论跟后勤有关的问题,这我就真的一点也不懂了。这个问题的重点,是要决定在不同的时间,各个据点要存多少东西。虽然我拼命不开口,但当你跟这些“重要人物”围坐在一起,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时,就算你真的什么也不懂,你还是不能不讲话的。因此在这部分讨论中,我也发表了些意见。

休息喝咖啡时,负责跟着我的家伙说:“我很佩服你刚才在会议上说的东西。那可真是很重要的贡献。”

我停下来想我对后勤问题的“贡献”,觉得连梅西百货(Macys)公司负责采购圣诞货物的职员,都要比我清楚怎样处理那些问题。因此我下了结论:(一)如果我真有什么贡献,那纯属巧合;(二)任何人都可以作出贡献,但大多数人会比我更强;(三)这些甜言蜜语应该足以让我醒过来,看清楚自己没能力作什么贡献的事实。

接下来,他们就在会议上决定,与其讨论特定的技术事项,不如讨论如何组织科学研究的问题(例如,科学研究到底应该隶属于工兵团,还是军需处?)。我却觉得,如果我还希望能有什么真正贡献的话,就只有在讨论一些特定技术事项上,而不是陆军组织研究。

一直到那时候,我都没有让会议主席——也就是最初坚持要请我来的大人物——察觉我对这些状况的感觉。当我们各自收拾公事包、准备离开时,他笑容满面地对我说:

“那么,你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会议了……”

“不,我不会。”他的脸突然变了,他很意外我在“贡献”了那么多之后,说不。

到了60年代初,我有很多朋友还在担任政府的顾问,而我完全不觉得在这方面有任何社会责任。我尽力抗拒华府方面的邀请,这样做在当时来说,还真需要一点勇气!

为学生选书

那时候,我教大学一年级的物理课。有一次下课后,我的助理哈维说:“你应该看看小学数学课本的样子!我女儿带回家的东西和想法,实在荒谬!”

我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可是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是帕沙迪纳一位很有名的律师诺里斯(Norris)先生。那时,他是加州州政府课程委员会的一员;委员会的任务是替加州挑选新的中小学教科书。由于加州法律规定,所有公立学校所使用的教科书,都必须由加州教育部来挑选;于是他们设立起委员会,帮忙看书以及提供意见,好让他们决定要挑哪些书。

刚好在那时候,许多教科书都在使用一种新方法来教算术,他们称之为“新数学”。由于平常帮忙看书的都是学校老师或者行政人员,因此他们觉得这次应该找些平常将数学应用在科学上的、知道学数学到底能做什么的人,来帮忙评估课本。

我大概是因为长期拒绝跟政府合作,而产生罪恶感——我居然答应参加他们的委员会!

立刻,我便收到出版商的信以及接到他们的电话。他们说的都是“很高兴知道您是委员之一,我们确实希望委员会内有真正的科学家……”,以及“委员会网罗到真正的科学家,实在太好了,因为敝公司的书都是十分科学的……”。可是他们也会说:“我们希望能跟您说明敝公司出版的教科书的内容……”和“我们愿意提供任何协助,以方便您审核敝公司的课本……”——我觉得那有点神经病。我是个讲求客观的科学家,而由于到最后,学校的学生得到的只是课本(老师得到的是老师手册,我也会审核这部分),出版商的任何说明都只会混淆视听而已。所以我不想跟任何出版商谈话,而总是回答说:“你不需要说明了,我相信你们的课本就已经能够说明一切。”

事实上,我代表的是某个区域,包括了洛杉矶地区的大部分,但不包括洛杉矶市本身。代表洛杉矶市的是一位很亲切友善的女士,名叫怀特豪斯太太,她来自洛城的学校体系。诺里斯先生要我跟她会晤,了解一下委员会做过些什么以及如何运作。

怀特豪斯太太首先告诉我,他们下次会议中将要讨论的事情(他们早已开过一次会了,我是后来才被选进委员会的)。“他们将要讨论数数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我称为整数的东西。他们什么东西都有个与众不同的名字,于是打从一开始,我就有麻烦了。

她告诉我,其他委员通常是怎样评核新课本的。他们每种书都拿很多样本,送给自己区域的老师以及行政人员,然后搜集大家对这些书本的意见。由于我不认识什么中小学老师或行政人员,再加上我觉得自己就可以判断课本到底好还是不好,因此我决定自己来看所有的书。另一方面,在我那区,有些人预期会被邀请参与评书工作以及提供意见。怀特豪斯太太提议将这些人的意见跟她的报告一起送上去,好让他们觉得舒服点,那样我也不用担心他们的不满和抱怨。他们对这个作法确实很满意,我也没惹什么麻烦。

评审书籍火山爆发

几天之后,负责课本收发的职员打电话给我说:“费曼先生,我们已准备好把书送过来给你了,一共是 300磅重的书。”我吓了一大跳。

“没关系,费曼先生,我们会找人来帮你看书。”

我搞不懂你怎么能那么做:要不就自己看,要不就不看呀,怎么能找人代你看书?我在地下室书房里弄了个书柜,专门用来放这些课本(书叠起来有17英尺高),逐本逐本地看,准备下次开会时讨论。我们将会从小学课本开始讨论。

这个工程非常浩大,我全天候待在地下室里,全力以赴。后来我太太说,这段时间她好像活在一座火山顶上一般。安静一阵之后,突然会“隆隆隆隆!!!”——地下室的“火山”又大爆发了。

火山爆发的原因是那些书都太糟了。它们全都是败絮其中,急就章印出来的。有时候他们想力求严谨些,却用了些“差不多”正确的例子(像用路上车子来介绍“集”

的观念),然而其实那牵涉到许多蛮奥妙的想法。此外,定义不够精确,所有东西都有点含糊不清,模棱两可——他们根本不够聪明,而且不知道什么叫“严谨”。他们都在骗人,都在教一些连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而事实上,这些东西对那些小孩来说,学来也没什么用。

我很清楚他们的意图。那时候,自从苏联发射了斯波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之后, 很多人觉得我们科技落后了,于是就请数学家提供意见,看怎样用些有趣、近代的数学观念来教数学。原先的目的,是要使那些觉得数学枯燥无味的学生提高兴趣。

让我举个例子:他们讨论数字的不同进位法——五进法、六进位制等——介绍各种可能。如果学生已经明白十进位的话,那么讨论其他进位法还说得过去,这可让他脑袋轻松一下。可是在这些课本里,他们把这转变成每个小孩都要学会的进位法!于是就出现了这类令人望而生畏的习题:“把这些以7为基底的数字改写为以5为基底的数字”。把数字从一种进位制转换到另一种进位制,是完完全全没用的事情。如果你会转换,也许还蛮好玩的;如果不会,没关系,因为那一点也代表不了什么。

总之,我在看这些书——所有这些书,居然没有一本提到算术在科学上的应用。如果它们真提及算术的任何应用,他们举的例子也不过是买邮票之类。大多数的时候,它们讨论的都是些抽象的新数学废话。

简直没希望

最后我看到一本书上说:“数学在科学上的用途有多方面。我们举一个天文学的例子,天文学是星球的科学。”

翻过一页,它说:“红色星球的温度为四千度、黄色星球的温度是五千度……”——到目前为止,还好。继续看下去:“绿色星球的温度是七千度、蓝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万度,而紫色星球的温度为……(一个很大的数字)。”事实上,根本没有绿色或紫色的星球,但关于其他星球的数据大致上还算正确。这算是含混过关的正确,但麻烦已出现了!所有事情的毛病都一样:都是由不晓得自己在说些什么鬼话的人写出来的,因此里头总会有些小错误,总是会有错误!我真不明白,用这些书来教育小孩怎么可能教得好?我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可是这些书差劲透了,全糟透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对这本书比较满意,因为这是第一本举例说明算术应用在科学上的书。当我读到星球温度的部分时,我是有点不高兴;但我不是非常不高兴,因为至少它大致上是对了——作者只不过是举错例子而已。

可是接下来是习题部分。它说:“约翰和他父亲在室外观测星体。约翰看到两颗蓝色星球和一颗红色星球。他父亲则看到一颗绿色星球、一颗紫色星球和两颗黄色星球。那么约翰和他父亲看到的星球的温度,一共是多少?”——太恐怖了,我简直暴跳如雷!

星球的温度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事实上,类似情形不断发生,不断出现许许多多不堪的荒谬。把两颗星球的温度加起来,是完全没道理的!从来没有人会这样做,除了也许可以计算星球的平均温度值,但绝对不是要求得所有星球的总温度!这真离谱!整件事的目的,只不过是引导学生练习加法而已,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情形就好像你在读书,偶尔句子会出现几个错误,但突然有一整个句子都印反了。那些数学课本就是那个样子,简直没希望!

空白书也有分数?

然后,我参加第一次会议。其他委员给某些书打了分数,他们也想看看我的评分;而我打的分数跟他们的,经常差异很大。他们便问:“你为什么给那本书那样低的分数?”

我就回答说,那本书的问题出在某某页的这个和那个——我全做了笔记。他们立刻发现我是个大金矿:我能够详细告诉他们每本书的优缺点,我打的分数全都有根有据的。

我也反问他们,为什么他们把这本书的分数打得那么高,他们会说:“让我们先听听你对某某书的看法。”我总是问不出他们为什么那样评分。相反地,他们不断地问我的想法。

谈到其中一本书时,他们又问我的想法了。这本书是一套3本的其中一本,属于辅助教材,由同一家公司出版。

我说:“收发部的人没送这本书给我,但其余两本很不错。”

另外还有人问同样的问题:“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

“我说过,他们没送这本书给我,因此我还没什么可说的。”

收发部的人刚好在那儿,他说:“对不起,这件事我可以解释清楚。我没给你送这本书的原因,是这本书还没编好。依照规定,他们必须在某某天之前把书送到我们那里,而那位出版商的书要晚好几天才能好,因此他们先把封面送过来,里面都是白纸。他们附了一封道歉信,希望3本书都能被列入考虑,虽然说第三本会晚一点才出书。”

最后发现,居然还有一些委员给这本空白的假书打上了分数!而由于这本书有人评分,他们难以置信这会是本空白的书。事实上,这本不存在的书得到的分数,比另外两本的分数还要高一点点呢。

我相信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原因在于制度以及作业流程上出了问题:当你把书送到这些人手上之后,由于他们都很忙、或者漫不经心,“反正这本书一定有许多人会看,不差我一个。”然后随便给它填个分数——至少是某些人,不是全部人都这样。当你收到各委员的报告时,你也不会晓得:为什么这本书收回来的报告比其他书收到的报告少——换句话说,也许某本书收回来10份报告,但这本书只有6 个人写了报告——于是你把有报告的分数平均,而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回来的报告,结果还得到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个把什么都取其平均值的方法,就会忽略了有些书只有封皮、内里什么都没有的事实!

我这个理论,是在看到课程委员会发生的情形而想到的。以那本空白书为例,每10人中有6 人交回报告,而在其他的书来说,10人中有8、9人交报告。当他们就 6个数字取平均时,这跟其他从8、9个数字求得的平均值没什么两样。当然,发现自己给那本书打分数的时候,他们都很尴尬,但这却让我信心略增。原来其他委员花了很多工夫在书籍送审以及报告回收之上,并且参加书商举办的说明会——在自己还没亲自看那本书之前,就听别人宣扬书的内容;整个委员会中,大概只有我读完所有的书,而且是除了撷取书本身提供的信息之外,完全没去听取其他信息的人。

像我那样仔细评核课本,相对于搜集很多漫不经心的报告来取平均值,是两种极端的作法。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有名的老谜题:中国皇帝高高在上,平民百姓都无缘得见。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皇帝的鼻子有多长?于是有人走遍全中国,问了千千万万的人:大家认为皇帝鼻子有多长,再取其中平均值;而由于他平均了这么多人的数字,大家就相信这答案很“准确”了。但这是什么烂方法嘛,当你搜集很多从没仔细看过样本的人的意见,再好的平均值也没法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

流程也出问题

一开始时,我们都不能谈论课本的价钱。他们只告诉我们可以挑多少本书,因此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中,有很多都是辅助教材,这是因为每本新课本都有缺点。最严重的失败,是那些“新数学”教科书:它们不提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习题也不够多。不错,这些书都没有以卖邮票为例子,它们反而谈太多抽象的数字概念、太少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学生应该学些什么?加、减、乘或除吗?我们便推荐一些相关的书作为课外读物——每班一二种。经过许多讨论之后,我们挑选出来的课本,都能互补长短,相辅相成的。

可是,当我们把这些辛苦得来的推荐书单提报教育局,他们却说:可用经费没有预期中那么多,我们必须重新检讨,把书本的价钱考虑在内,进行删减。这样一来,原本四平八稳的课程完全被破坏掉了。我们原本设计的重点,是老师可以从中找到各种例子。但现在我们再也没法安排出一个良好的课程来。再经过加州上议院预算委员的审查后,这些课程被删得更惨,简直糟透了!后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曾经请我在州议员面前列席备询,但我拒绝了;那时候,我已为这些事情跟别人争辩太多,觉得疲乏万分。

我觉得,我们已把结果提交教育局,接下来像提报州政府等工作,都应该由他们去处理了。但这在法理上来说,虽是完全正确,但就政治运作层面来说,却大错特错了。

也许我不应该那么快便放弃,但花了那么多工夫,经过那么多的讨论,才拟出一个还不错的课程,到头来却被删改,那是十分令人沮丧的事!如果把作业流程倒过来做,即从书本的价钱开始考量,再买你买得起的书,那么整件事便可能改观,不必浪费那么多的力气。

历史重演

然而,让我决定辞掉委员会工作的原因,是第二年讨论科学教科书的经验。起先我想,也许科学书的情况会不一样,于是我仔细看了几本。

历史重演了:有些东西粗看很不错,事实上却令人发指。例如,有一本书列了4张图:第1张是一个上满发条的玩具,第2张是一辆汽车,再来是一个小孩骑脚踏车等等。在每张图片下面,它问:“是什么使它运作?”

我想:“我知道他们的用意了,他们想讨论机械、弹簧如何运作;讨论化学、介绍汽车机器的原理;以及生物学方面,肌肉如何作用。”

这是我爸爸会跟我谈的一类题目:“是什么使得它动?

每样东西之所以会动,皆因为太阳在照射。”然后好玩的部分来了,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

“不,玩具动的原因是发条上紧了,”我会说。

“发条为什么会上紧了?”他又会问。

“我把它转紧的。”

“你为什么能动?”

“因为我吃东西。”

“太阳在照射,食物才长出来。因此由于太阳照射,这些东西才会动。”那样我就会明白,物体的运动只不过是太阳能量的转换而已。

翻到下一页,课本的答案是——关于上了发条的玩具——“能量使它动。”至于在脚踏车上的小孩,“能量使它动。”每个图的答案都是“能量使它动。”

那根本毫无意义可言。随便说,用“瓦卡力斯”代替能量的位置。那么“瓦卡力斯使它动”就成了我们的新定律了,这句话没包含半点知识在内。学生什么也没学到,它只不过是个字而已!

他们应该做的是让学生看看玩具的内部,看看里头的发条,学学齿轮,不要管什么“能量”了。往后,当这小孩明白玩具到底如何运作,他们就可以讨论较为普遍的能量定律了。

事实上,甚至连“能量使它动”这句话也不对。因为如果它停下来,你也可以说“能量使它停下来。”书里说的其实是指“浓缩状态”的能量被转化为“稀释状态”,这是个很深奥的问题呢。在这些例子中,能量不会增加或减少,它只会从一种形态转变到另一种形态。当物件停止时,能量就转变为热,回归混沌之中。

可是每本书都同一个样子,它们说的都是些毫无用处、错乱不堪、模棱两可、混淆不清、似是而非的东西。我无法想像有谁能从这些课本学到任何科学——因为它们教的根本不是科学!

看到这些科学课本有着数学课本的同样毛病之后,我的火山又爆发了。看了那么多的数学课本却只有无力感之后,我实在无法再忍受另一年的痛楚,于是辞职了。

后来我听说那本“能量使它动”的书被委员会挑中,将呈教育局,便决定再作最后尝试。委员会每次开会,公众都可以参与评论,于是我也在会中挺身而出,说出为什么我觉得那本书不好。

接替我委员位置的人说:“某某飞机公司的65个工程师都投了赞成票呢!”

我毫不怀疑那家公司有一些很好的工程师,但65个工程师的意见是范围很广的意见——其中也一定有些学艺不精的家伙!于是再一次,又沦落到替皇帝鼻子取平均值或者是替空白书打分数的问题。如果先由这家公司决定哪些工程师较为优秀,由他们来评书,效果一定更好。我不敢说我比65个人都聪明,但跟平均65个人比,我当然赢定了!

他无法理解我的论点,教育局后来通过使用那本书。

当我还在委员会时,我要到旧金山参加好几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后回到洛杉矶,我跑到委员会那里领回我的车马费。

“一共是多少钱,费曼先生?”

“晤,就是来回洛杉矶、旧金山的机票,加上我不在时,车子停在机场的停车费吧。”

“你有没有保留机票?”

我刚好保留着机票。

“停车费的收据呢?”

“没有,但我一共花了两块三毛五美元。”

“但我们必须看收据。”

“我刚告诉过你那是多少钱。如果你不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让我告诉你那些课本是好书或是坏书?”

结果是一场争辩。很不幸,我太习惯在私人公司或大学里向一般的正常人演讲授课了。我太习惯的是:“花费一共是多少?”“多少多少。”“请你点收,费曼先生。”

当下我决定,从此不再给他们任何收据。

开完第二次会,他们又问我拿机票和收据。

“我没有留。”

“你不能老这样,费曼先生。”

“当我接受委员会的职位时,你们告诉我会负担所有花费。”

“但我们预期你会提供收据,以证明你花的钱。”

“我没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但你知道我住在洛杉矶而我到这些地方开会。你以为我用什么鬼方法到这些地方?”

他们不肯示弱,我也不肯。我觉得当你处在那种处境之下,而选择了不后退的话,不成功就得成仁了。因此我很甘心,始终都没有领回我的车马费。

这是我经常玩的游戏之一。他们想要收据?我一张收据也不要给他们。那么你就拿不到钱了。好,那么我就不拿这笔钱。他们不相信我?见他的鬼吧,他们不必付我钱。

当然这是很荒谬的!我也知道这是政府作风,那么去他的政府吧!我觉得人应该把人当人看待。而直到我被当人看待之前,我不要跟他们有任何瓜葛!他们觉得难受吗?我也觉得难受呀!就那样算了吧。我知道他们在“保护纳税人”,但请看看在下面的例子中,纳税人到底受到怎么样的保护。

经过冗长的讨论后,有两本书一直还是无法定论,它们得票都很接近;于是我们把决定权留给教育局。现在他们已将价钱也考虑在内了,而由于两本书不相上下,教育局决定公开招标,价低者得。有人提出问题:“学校将会在平常的时间收到书,还是可以早一点在开学前就收到书呢?”

得标出版商的代表站起来说:“我们很高兴你们接受我们投的标;我们一定在开学前就可以送书到学校。”

输掉的出版商也有代表在那里,他站起来说:“由于我们是根据比较晚的期限来投标,因此我觉得我们应该再有一次机会,以较早的期限再投一次,因此我们也可以在开学之前出书。”

罗礼士先生问这第二家出版社的人:“如果你的书早一点送来,价钱是多少呢?”

那人说了个数字:居然较为便宜!

第一家的人站起来:“如果他更改他们的标,我也有权利更改我们的标!”——他的更加便宜了!

罗礼士问:“嗯,怎么会那样?早点拿到书价钱还更便宜?”

“不错,”一个人说:“我们可以利用一种平常不会用的印刷方法……”——解释为什么结果会比较便宜。

另一个人同意:“当你生产加快时,成本更便宜!”

那真是令人震惊。结果便宜了两百万美元!诺里斯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弄的怒火中烧。

实际的情形,当然是交货期限提早,让这些人有借口重新投标。一般来说,当价钱不是考虑因素时,他们不必降低价钱,出版商想把价钱定在哪里都可以,降低价钱对于竞争并没有好处。他们竞争的诀窍,只是让课程委员会的人印象深刻而已。

台面下的动作

噢,顺带一提,每次委员会开会,总有出版商招待委员会的人,请委员吃午餐,介绍他们的书。我从来都没参加过。

现在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了,但当时我还搞不清情况。

有一天我收到“西联公司”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些干果之类,还有一封信说:“祝感恩节快乐——巴米里奥与家人。”

这是长岛的一家人寄来的,但我从未听过他们的名字。

看来有人要寄东西给朋友而搞错名字和地址了,我必须把事情弄清楚。我打电话到西联公司,找到寄包裹的人。

“哈罗,我叫费曼。我收到一个邮包……”

“噢,哈罗,费曼先生,我是巴米里奥。”他是那么的友善,让我以为我应该认识他!而我确实经常忘记很多人是谁。

于是我说,“对不起,巴米里奥先生,但我不大记得你是谁……”

原来他是其中一个出版商的代表,他们的书在我的审核名单内。

“我明白了。但这很容易让人误会。”

“这纯粹是我们家送给你们家的小礼物而已。”

“不错,但我正在审核你们的书,许多人可能会误解你的好意呢!”我那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但我假装是个百分之百的傻瓜。

另外有一次,某个出版商送了一个真皮的公事包给我,上面用烫金刻上我的名字。我于是说:“我不能收下,我在审核你们的书,你好像不明白这点!”

有一个在委员会待了很久的委员说:“我从来不接受那些礼物;那令我很生气,但这些事还是不断发生。”

我错过了一次大好时机。如果当时我脑筋动得够快,就会很好玩了。那次抵达旧金山的旅馆时,已经是晚上,会议在第二天举行,我便决定到市中心逛逛,吃点东西。刚从电梯出来,两个坐在旅馆会客厅的家伙跳起来说:“晚安,费曼先生。你要去哪里?要不要我们带你看看旧金山?”他们是一家出版商派来的,我完全不想跟他们搅和。

“我要出去吃些东西。”

“我们可以带你去吃晚餐。”

“不,我想自己一个人去。”

“这样吧,不管你想怎么样,我们都能帮得上忙。”

我忍不住要逗逗他们,说:“晤,我想出去找麻烦。”

“那我们也帮得上忙呢。”

“不,我会自己想办法。”然后我想:“错了!我应该任他们搞,把一切记录下来,好让加州州政府的人知道,这些出版商到底有多过分!”但等我目睹那两百万美元的差额之后,只有天晓得什么叫人情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