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已没有鸟儿飞来报春；清晨早起，原来到处可以听到鸟儿的美妙歌声，而现在却只是异常寂静。鸟儿的歌声突然沉寂了，鸟儿给予我们这个世界的色彩、美丽和乐趣也因某些地方尚未感受其作用而被忽视，以至现在鸟儿悄然绝迹。

一位家庭妇女在绝望中从伊利诺斯州的赫斯台尔城写信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鸟类名誉馆长(世界知名鸟类学者)罗伯特·库什曼·马菲：“我们村子里、好几年来一直在给榆树喷药。(这封信写于1958年)当六年前我们才搬到这儿时，这儿鸟儿多极了，于是我就干起了饲养工作。在整个冬天里，北美红雀、山雀、绵毛鸟和五十雀川流不息地飞过这里；而到了夏天，红雀和山雀又带看小鸟飞回来了。

在喷了几年DDT以后，这个城几乎没有知更鸟和燕八哥了；在我的饲鸟架上已有两年时间看不到山雀了，今年红雀也不见了；邻居那儿留下筑巢的鸟看来仅有一对鸽子，可能还有一窝猫声鸟。

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已知道联邦法律是保护鸟类免受捕杀的，那么我就不大好向孩子们再说鸟儿是被害死的。它们还会回来吗？孩子仍问道，而我却无言以答。榆树正在死去，鸟儿也在死去。是否正在采取措施呢？能够采取些什么措施呢？我能做些什么呢？”

在联邦政府开始执行扑灭火蚁的庞大喷撒计划之后的一年里，一位阿拉巴马州的妇女写道：“我们这个地方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鸟儿的真正圣地。去年十月，我们都注意到这儿的鸟儿比以前多了。然而，突然地，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所有鸟儿都不见了。我习惯于每天早早起来喂养我心爱的已有一个小马驹的母马，但是听不到一点儿鸟儿的声息。这种情景是凄凉和令人不安的。人们对我们美好的世界做了些什么？最后，一直到五个月以后，才有一种蓝色的樫鸟和鷦鹩出现了。”

在这位妇女所提到的那个秋天里，我们又收到了一些其他同样阴沉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娜州及阿拉巴马州边远南部。由国家阿托邦学会和美国渔业及野生物服务处出版的季刊《野外纪事》记录说在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些没有任何鸟类的可怕的空白点，这种现象是触目惊心的。《野外纪事》是由一些有经验的观察家们所写的报告编纂而成，这些观察家们在特定地区的野外调查中花费了多年时间，并对这些地区的正常鸟类生活具有无比卓绝的丰富知识。一位观奈家报告说，那年秋天，当他在密西西比州南部开车行驶时，在很长的路程内根本看不到鸟儿。”另外一位在倍顿·路杰的观察家报告说：她所布放的饲料放在那儿，“几个星期始终没有鸟儿来动过”；她院子里的灌木到那时候已该抽条了，但树枝上却仍浆果累累。另外一份报告说，他的窗口“从前常常是由四十或五十只红雀和大群其他各种鸟儿组成一种撒点花样的图画，然而现在很难得看到一、两只鸟儿出现。”西弗吉尼亚大学教授莫尔斯·布鲁克斯——阿巴拉契亚地区的鸟类权威，他报告说“西弗吉尼亚鸟类数量的减少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这里有一个故事可以作为鸟儿悲惨命运的象征——这种命运己经征服了一些种类，并且威胁着所有的鸟儿。这个故事就是众所周知的知更鸟的故事。对于千百万美国人来说，第一只知更鸟的出现意味着冬天的河流己经解冻。知更鸟的到来做为一项消怠报道在报纸上，并且在吃饭时大家热切相告。随着候鸟的逐渐来临，森林开始绿意葱茏，成千的人们在清晨倾听着知更鸟黎明合唱的第一支曲子。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甚至连鸟儿的返回也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知更鸟，的确还有其他很多鸟儿的生存看来和美国榆树休戚相关。从大西洋岸到洛矶山脉，这种榆树是上千城镇历史的组成部分，它以庄严的绿色拱道装扮了街道、村舍和校园。现在这种榆树己经患病，这神病蔓延到所有榆树生长的区域，这种病是如此严重，以致于专家们供认竭尽全力救治榆树最后将是徒劳无益的。失去榆树是可悲的，但是假若在抢救榆树的徒劳努力中我们把我们绝大部分的鸟儿扔进了覆灭的黑暗中，那将是加倍的悲惨。而这正是威胁我们的东西。

所谓的荷兰榆树病大约是在1930年从欧洲进口镶板工业用的榆木节时被引进美国的。这种病是一种菌病；这种菌侵入到树木的输水导管中，其孢子通过树汁的流动而扩散开来，并且由于具有毒分泌物及阻塞作用而致使树枝枯萎，使榆树死亡。该病是由榆树皮甲虫从生病的树传播到健康的树上去的。由这种昆虫在已死去的树皮下所开凿的渠道后来被入侵的菌孢所污染，这种菌抱又粘贴在甲虫身上，并被甲虫带到它飞到的所有地方。控制这种榆树病的努力始终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对昆虫传播者的控制。于是在美国榆树集中的地区——美国中西部和新英格兰州，一个个村庄地进行广泛喷药已变成了一项日常工作。

这种喷药对鸟类生命，特别是对知更鸟意味着什么呢？对该问题第一次作出清晰回答的是乔治·渥朗斯——密执安州大学的教授和他的一个研究生约翰·迈纳。当迈纳先生于1954年开始作博士论文时，他选择了一个关于知更鸟种群的研究题目。这完全是一个巧合，因为在那时还没有人怀疑知更鸟是处在危险之中。但是，正当他开展这顶研究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改变了他要研究的课题的性质，并剥夺了他的研究对象。

对荷兰榆树病的喷药于1954年在大学校园的一个小范围内开始。第二年，校园的喷药扩大了，把东兰星城（该大学所在地)包括在内，并且在当地计划中不仅对吉卜赛蛾而且连蚊子也都这样进行喷药控制了。化学药雨己经增多到倾盆而下的地步了。

在1954年——首次少量喷撒的第一年，看来一切都很顺当。第二年春天，迁徙的知更鸟像往常一样开始返回校园。就像汤姆林逊的散文《失去的树林》中的野风信子一样，当它们在它们熟悉的地方重新出现时，它们并没有“料到有什么不幸”。但是，很快就看出来显然有些现象不对头了。在校园里开始出现了已经死去的和垂危的知更鸟。在鸟儿过去经常啄食和群集栖息的地方几乎看不到鸟儿了。几乎没有鸟儿筑建新窝，也几乎没有幼鸟出现。在以后的几个春天里，这一情况单调地重复出现。喷药区域已变成一个致死的陷阱，这个陷阱只要一周时间就可将一批迁徙而来的知更鸟消灭。然后，新来的鸟儿再掉进陷阱里，不断增加着注定要死的鸟儿的数字；这些必定要死的鸟可以在校园里看到，它们也都在死亡前的挣扎中战慄着。

渥朗斯教授说：“校园对于大多数想在春天找到住处的知更鸟来说，已成了它们的坟地。”然而为什么呢？起初，他怀疑是由于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但是很快就明显地看出了“尽管那些使用杀虫剂的人们保证说他们的喷澈对‘鸟类无害’，但那些知更鸟确实死于杀虫剂中毒，知更鸟表现出人们熟知的失去平衡的症状，紧接着战慄、惊厥以至死亡。”

有些事实说明知更鸟的中毒并非由于直接与杀虫剂接触，而是由于吃蚯蚓间接所致。校园里的蚯蚓偶然地被用来喂养一个研究项目中使用的蝼蛄，于是所有的蝼蛄很快都死去了。养在实验室笼子里的一条蛇在吃了这种蚯蚓之后就猛烈地颤抖起来。然而蚯蚓是知更鸟春天的主要食物。

在劫难逃的知更鸟的死亡之谜很快由位于尤巴那的伊利诺斯州自然历史考察所的罗·巴克博士找到了答案。巴克的著作在1958年发表，他找到了此事件错综复杂的循环关系——知更鸟的命运由于蚯蚓的作用而与榆树发生了联系。榆树在春天被喷撒了药(通常按每50英尺一棵树用2－5磅DDT的比例进行喷药，相当于每一英亩榆树茂密的地区23磅的DDT)。经常在七月份又喷一次，浓度为前次之半。强力的喷药器对淮最高大树木的上上下下喷出一条有毒的水龙，它不仅直接杀死了要消灭的树皮甲虫，而且杀死了其他昆虫，包括授粉的昆虫和捕食其他昆虫的蜘蛛及甲虫。毒物在树叶和树皮上形成了一层粘而牢的薄膜，雨水也冲不走它。秋天，树叶落下地，堆积成潮湿的一层，并开始了变为土壤一部分的缓慢过程。在此过程中它们得到了蚯蚓的援助，蚯蚓吃掉了叶子的碎屑，因为榆树叶子是它们喜爱吃的食物之一。在吃掉叶子的同时，蚯蚓同样吞下了杀虫剂，并在它们体内得到积累和浓缩。巴克博士发现了DDT在蚯蚓的消化管道、血管、神经和体壁中的沉积物。毫无疑问，一些蚯蚓低抗不住毒剂而死去了，而其他活下来的蚯蚓变成了毒物的“生物放大器”。春天，当知更鸟飞来时，在此循环中的另一个环节就产生了。只要十一只大蚯蚓就可以转送给知更鸟一份DDT的致死剂量。而十一只蚯蚓对一只鸟儿来说只是它一天食量的很小一部分，一只鸟儿几分钟就可以吃掉10一12只蚯蚓。

并不是所有的知更鸟都食入了致死的剂量，但是另外一种后果肯定与不可避免的中毒一样也可以导致该鸟种的灭绝。不孕的阴影笼罩着所有鸟儿，并且其潜在威胁已延伸到了所有的生物。每年春天，在密执安州立大学的整个185英亩大的校园里，现在只能发现二、三十只知更鸟；与之相比，喷药前在这儿粗略估计有370只鸟。在1954年由迈纳所观察的每一个知更鸟窝都孵出了幼鸟。到了1957年6月底，如果没有喷药的话，至少应该有370只(成鸟数量的正常替代者)幼鸟在校园里寻食，然而迈纳现在仅仅发现了一只知更鸟。一年后，渥里斯教授报告说：“在(1958年)春天和夏天里，我在校园任何地方都未看到一个已长毛的知更鸟，并且，从未听说有谁看见过一只知更鸟。”

当然没有幼鸟出生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在营巢过程完成之前，一对知更鸟中的一只或者两只就已经死了。但是渥里斯拥有引人注目的记录，这些记录指出了一些更不祥的情况——鸟儿的生殖能力实际上已遭破坏。例如，他记录到“知更鸟和其他鸟类造窝而没有下蛋，其他的蛋也孵不出小鸟来。我们记录到一只知更鸟，它有信心地伏窝21天，但却孵不出小鸟来。而正常的伏窝时间为13天……。我们的分析结果发现在伏窝的鸟儿的睾丸和卵巢中含有高浓度的DDT。”渥里斯于1960年将此情况告诉了国会：“十只雄鸟的睾丸含有百万分之三十－一百零九的DDT，在两只雌鸟的卵巢的卵滤泡中含有百万分之一百五十——二百一十一的DDT。”

紧接着对其他区域的研究也开始发现情况是同样的令人担忧。威斯康星大学的尤素福·赫克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在对喷撒区和未喷撒区进行仔细比较研究后，报告说：知更鸟的死亡率至少是86一88%。在密执安州百花山旁的鹤溪科学研究所曾努力估计鸟类由于榆树喷药而遭受损失的程度，它于1956年要求把所有被认为死于DDT中毒的鸟儿都送到研究所进行化验分析。这一要求得到了一个完全意外的反应：在几个星期之内，研究所里长期不用的仪器被运转到最大工作量，以致于其他的样品不得不拒绝接受。1959年，仅一个村镇就报告或交来了一千只中毒的鸟儿。虽然知更鸟是主要的受害者(一个妇女打电话向研究所报告说当她打电话的时候已有12只知更鸟在她的草坪上躺着死去了)，包括63种其他种类的鸟儿也被在研究所进行了测试。知更鸟仅是与榆树喷药有关的破坏性的连锁反应中的一部分，而榆树喷药计划又仅仅是各种各样以毒药覆盖大地的喷撒计划中的一个。约90多种鸟儿都蒙受严重伤亡，其中包括那些对于郊外居民和大自然业余爱好者来说都是最熟悉的鸟儿。在一些喷过药的城镇里，筑巢鸟儿的数量一般说来减少了90%之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鸟儿都受到了影响——地面上吃食的鸟，树梢上寻食的鸟，树皮上寻食的鸟以及猛禽。

完全有理由推想所有主要以蚯蚓和其他土壤生物为食的鸟儿和哺乳动物都和知更鸟的命运一样地受到了威胁。约有45种鸟儿都以蚯蚓为食。山鹬是其中一种，这种鸟儿一直在近来受到了七氯严重喷撒的南方过冬。现在在山鹬身上得出了两点重要发现。在新布朗韦克孵育场中，幼鸟数量明显地减少了，而已长成的鸟儿经过分析表明含有大量DDT和七氯残毒。

已经有令人不安的记录报道，20多种地面寻食鸟儿已大量死亡。这些鸟儿的食物——蠕虫、蚁、蛆虫或其他土壤生物已经有毒了。其中包括有三种画眉——橄榄背鸟、鶫鸟和蜂

雀，它们的歌声在鸟儿中是最优美动听的了。还有那些轻轻掠过森林地带的繁茂灌木并带着沙沙的响声在落叶里寻食吃的麻雀，会歌唱的麻雀和白颔鸟，这些鸟也都成了对榆树喷药的受害者。

同样，哺乳动物也很容易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这一连锁反应中。蚯蚓是浣熊各种食物中较重要的一种，并且袋鼠在春天和秋天也常以蚯蚓为食。象地鼠和鼹鼠这样的地下打洞者也捕食一些蚯蚓，然后，可能再把毒物传递给象叫枭和仓房枭这样的猛禽。在威斯康星州，春天的暴雨过后冻到了几只死去的叫枭，可能它们是由于吃了蚯蚓中毒而死的。曾发现一些鹰和猫头鹰处于惊厥状态——其中有长角猫头鹰、叫枭、红肩鹰、食雀鹰、沼地鹰。它们可能是由于吃了那些在其肝和其他器官中积累了杀虫剂的鸟类和老鼠而引起的二次中毒致死的。

受害的鸟类不仅是那些在地面上捕食的鸟儿，或捕食这些由于榆树叶子被喷药而遭受危险的鸟儿的猛禽。那些森林地区的精灵们——红冠和金冠的鷦鹩，很小的捕蚊者和许多在春天成群地飞边树林闪耀出绚丽生命活力的鸣禽等，所有在枝头从树叶中搜寻昆虫为食的鸟儿都已经从大量喷药的地区消失了。1956年暮春时节，由于推迟了喷药时间，所以喷药时恰好遇上大群鸣禽的迁徙高潮。几乎所有飞到该地区的鸣禽都被大批杀死了。在威斯康星州的白鱼湾，在正常年景中，至少能看到一千只迁徙的山桃啭鸟，而在对榆树喷药后的1958年，观察者们只看到了两只鸟。随着其他村镇鸟儿死亡情况的不断传来，这个名单逐渐变长了，被喷药杀害的鸣禽中有一些鸟儿使所有看到的人们都迷恋不舍：黑白鸟，金翅雀，木兰鸟和五月蓬鸟，在正月的森林中啼声迴荡的烘鸟，翅膀上闪着火焰般色彩的黑焦鸟，栗色鸟，加拿大鸟和黑喉绿鸟。这些在枝头寻食的鸟儿要么由于吃了有毒昆虫而直接受到影响，要么，由于缺少食物间接受到影响。

食物的损失也沉重地打击着徘徊在天空的燕子，它们象青鱼奋力捕捉大海中的浮游生物一样地在拼命搜寻空中昆虫。一位威斯康星州的博物学家报告说：“燕子已遭到了严重伤害。每个人都在抱怨着与四、五年前相比现在的燕子太少了。仅在四年之前，我们头顶的天空中曾满是燕子飞舞，现在我们已难得看到它们了……这可能是由于喷药使昆虫缺少，或使昆虫含毒两方面原因造成的。”述及其他鸟类，这位观察家这样写道：“另外一种明显的损失是鹟。到处都很难看到蝇虎，但是幼小而强壮的普通鹟却再也看不到了。今年春天我看到一个，去年春天也仅看到了一个。威斯康星州的其他捕鸟人也有同样抱怨。我过去曾养了五、六对北美红雀鸟，而现在一只也没有了。鹪鹩、知更鸟、猫声鸟和叫枭每年都在我们花园里筑窝。而现在一只也没有了。夏天的清晨已没有了鸟儿的歌声。只剩下害鸟、鸽子、燕八哥和英格兰燕子。这是极其悲惨的，使我无法忍受。”

在秋天对榆树进行定期喷药使毒物进入树皮的每个小缝隙中，这大概是下述鸟类数量急骤减少的原因，这些鸟儿是山雀、五十雀、花雀、啄木鸟和褐啄木鸟。在1957和1958年间的那个冬天，华莱斯教授多年来第一次发现在他家的饲鸟处看不到山雀和五十雀了。他后来从所发现的三只五十雀上总结出一个显示出因果关系、令人痛心的事实：一只五十雀正在榆树上啄食，另一只因患DDT特有的中毒症就要死去，第二只已经死了。后来检查出在死去的五十雀的组织里含有百万分之二百二十六的DDT。

向昆虫喷药后，所有这些鸟儿的吃食习惯不仅仅使它们本身特别容易受害，而且在经济方面及其他不太明显的方面造成的损失却是极其惨重的。例如，白胸脯的五十雀和褐啄木鸟的夏季食物就包括有大量对树亦有害的昆虫的卵、幼虫和成虫。山雀四分之三的食物是动物性的，包括有处于各个生长阶段的多种昆虫。山雀的觅食方式在描写北美鸟类的不朽著作《生命历史》中有所记述：“当一群山雀飞到树上时，每一只鸟儿都仔细地在树皮、细枝和树干上搜寻着，以找到一点儿食物(蜘蛛卵、茧或其它冬眠的昆虫)。”

许多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在各种情况下鸟类对昆虫控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啄木鸟是对恩格曼针枞树甲虫的主要控制者，它使这种甲虫的数量由55%降到2%，并对苹果园里的鳕蛾起重要控制作用。山雀和其他冬天留下的鸟儿可以保护果园使其免受尺蠖之类的危害。

但是大自然所发生的这一切已不可能在现今这个由化学药物所浸透的世界里再发生了，在这个世界里喷药不仅杀死了昆虫，而且杀死了它们的主要敌人——鸟类。如同往常所发生的一样，后来当昆虫的数量重新恢复时，已再没有鸟类制止昆虫数量的增长了。如米渥克公共博物馆的鸟类馆长O·J·克洛米在米渥克日报上写道：“昆虫的最大敌人是另外一些捕食性的昆虫、鸟类和一些小哺乳动物，但是DDT却是不加区别地杀害了一切，其中包括大自然本身的卫兵和警察……在进步的名义下，难道我们自已要变成我们穷凶极恶地控制昆虫的受害者吗？这种控制只能得到暂时的安逸，后来还是要失败的。到那时我们再用什么方法控制新的害虫呢？榆树被毁灭，大自然的卫兵鸟由于中毒而死尽。到那时这些害虫就要蛀食留下来的树种。”

克洛米先生报告说，自从威斯康星州开始喷药以来的几年中报告鸟儿已死和垂死的电话和信件一直与日俱增。这些质问告诉我们在喷过药的地区鸟儿都快要死尽了。

美国中西部的大部分研究中心的鸟类学家和观察家都同意克洛米所取得的经验，加密执安州鹤溪研究所、伊里诺斯州的自然历史调查所和威斯康星大学。对几乎所有正在进行喷药的地区的报纸的读者来信栏投上一瞥，都会清楚地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居民们不仅对此已有认识并感到义愤，而且他们比那些命令喷药的官员们对喷药的危害和不合理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一位米渥克的妇女写道：“我真担心我们后院许多美丽的鸟儿都要死去的日子现在就要到来了。”“这个经验是令人惑到可怜而又可悲的……而且，令人失望和愤怒的是，因为它显然没有达到这场屠杀所企望达到的目的……从长远观点来看，你难道能够在不保住鸟儿的情况下而保住树木吗？在大自然的有机体中，它们不是相互依存的吗？难道不可以不去破坏大自然而帮助大自然恢复平衡吗？”

在其他的信中说由了这样一个观点：榆树虽然是威严高大的树木，但它并不是印度的“神牛”，不能以此作为旨在毁灭所有其他形式生命的无休止的征战的理由。威斯康星州的另一位妇女写道：“我一直很喜欢我们的榆树，它象标板一样屹立在田野上，然而我们还有许多其他种类的树……我们也必须去拯救我们的鸟儿。谁能够想像一个失去了知更鸟歌声的春天该是多么阴郁和寂寞呢？”

我们是要鸟儿呢？还是要榆树？在一般人看来，二者择其一，非此即彼似乎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但实际上，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化学药物控制方面的讽刺话多极了，用其中一句来说，那就是假若我们在现今长驱直入的道路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们最后很可能既无鸟儿也无榆树。化学喷药正在杀死鸟儿，但却无法拯救榆树。希望喷雾器能拯救榆树的幻想是一种引人误人歧途的危险鬼火，它正在使一个又一个的村镇陷入巨大开支的泥沼中，而得不到持久的效果。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有规律地喷撒了十年农药。然而一个干旱年头带来了特别有利于甲虫繁殖的条件，榆树的死亡率上升了十倍。在伊利诺斯州俄本那城——伊利诺斯州大学所在地，荷兰榆树病最早出现于1951年。1953年进行了化学药物的喷撒。到1959年，尽管喷撒已进行了六年时间，但学校校园仍失去了86%的榆树，其中一半是荷兰榆树病的牺牲品。

在俄亥俄州托来多城，同样情况促使林业部的管理人J·A.斯维尼对喷药采取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那儿从1953年开始喷撒，持续到1959年。斯维尼先生注意到在喷药以后棉枫鳞癣的大规模蔓延情况要为严重了，而此种喷药以前始终是被“书本和权威们”所推荐的。他决定亲自去检查对荷兰榆树病喷药的结果。他的发现使他自己大吃一惊。他发现在托来多城能控制处理的区域仅仅是那些我们采取果断措施移开有病的树或种树的地区，而我们依靠化学喷药的地方，榆树病却未能控制。而在美国，那些没有进行过任何处理的地方，榆树病并没有像该城蔓延得如此迅速。这一情况表明化学药物的喷撒毁灭了榆树病的所有天然的敌人。

“我们正在放弃对荷兰榆树病的喷药。这样就便我和那些支持美国农业部主张的人发生了争执，但是我手上有事实，我将使他们陷入为难的境地。”

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中西部的城镇(这些城镇仅仅是在最近才出现了榆树疾病)竟这样不加思索地参与了野心勃勃而又昂贵的喷药计划，而不向对此问题早有认识的地区作些调查。例如：纽约州对控制荷兰榆树病当然是具有很长时期的经验。大约早在1930年带病的榆木就是由纽约港进入美国的，这种疾病也就随之传入。纽约州至今还保存着一份令人难忘的有关制止和扑灭这种疾病的记载。然而，这种控制并没有依赖于药物喷撒。事实上，该州的农业增设业务项目并没有推荐喷药作为一种村镇的控制方法。

那么，纽约州怎样取得了这样好的成绩呢？从为保护榆树而斗争的早期年代直到今天，该州一直依靠严格的防卫措施，即迅速转移和毁掉所有得病的或受感染的树木。开始时的一些结果令人失望，不过这是由于开头并没有认识到不仅要把有病的树毁掉，而且应把甲虫有可能产下卵的所有榆树都全部毁掉。受感染的榆树被砍下并作为木柴贮放起来，只要在开春前不烧掉它，它里面就会产生许多带菌的甲虫。从冬眠中醒过来并在四月末和五月寻食的成熟甲虫可以传播荷兰榆树病。纽约州的昆虫学家们根据经验而知道什么样的甲虫产了卵的木材对于传播疾病具有真正重要意义。通过把这些危险的木材集中起来，就有可能不仅得到好的效果，而且使防卫计划的费用保持在较低的限度内。到1950年，纽约市的荷兰榆树府的发病率降低到该城55，000棵榆树的0.2%。1942年，威斯切斯特郡发动了一场防卫运动。在其后的14年里，榆树的平均损失量每年仅是0·2%。有着185，000棵榆树的布法洛城由于开展防卫工作，最近年来损失总数仅达0·3%，得到了控制这种疾病的卓越记录。换言之，这样的损失速度，布法洛城的榆树全部损失将需300年。

在西西里马东部的西拉库斯发生的情况特别令人难忘。那儿在1957年之前一直没有有效的计划付诸实行。在1951年——1956年期间西拉库斯丧失了将近3000棵榆树。当时，在纽约州林学院的H·C·米列的指导下进行了一场大力清除所有得病的榆树和吃榆树甲虫的一切可能来源的运动。损失的速度现在每年已降到了1%。

在控制荷兰榆树病方面，纽约州的专家们强调了预防方法的经济性。纽约州农学院的J·G·玛瑟席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实际的花费是很节约的。”“作为一种防止财产损失和人身受害的预防措施，如果情况是一个死去的或受伤害的树枝，最终就不得不将这个树枝除去。如果是一堆劈柴，那就应在春天到来之前将它们用掉，树皮可以剥去，或将这些木头贮存在干燥的地方。对于正在死去或已经死去的榆树来说，为了防止荷兰榆树病的传播而迅速除去有病榆树所花费的钱并不比以后要花费的钱多，因为在大城市地区大部分死去的树最后都是要除去的。”

倘若采取了有理有智的措施，防治荷兰榆树病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一旦荷兰榆树病在一个群落中稳定下来，它就不能被现在已知的任何手段扑灭，只有采取防护的办法来将它们遏制在一定范围，而不应采用那些既无效果又导致鸟类生命悲惨毁灭的方法。在森林发生学的领域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在此领域里，实验提供了一个发展一种杂种榆树来抵抗荷兰榆树病的希望。欧洲榆树抵抗力很强，在华盛顿哥伦比业区已种植了许多这样的树。即使在城市榆树绝大部分都受到疾病影响时，在这些欧洲榆树中并未发现荷兰榆树病。在那些正在失去大量榆树的村镇中急需通过一个紧急育林计划来移植树木。这一点是重要的，尽管这些计划可能已考虑到把抵抗力强的欧洲榆树包括在内了，但这些计划更应侧重于建立树种的多样性，这样，将来的流行病就不能夺去一个城镇的所有树木了。一个健康的植物或动物群落的关键正如英国生态学家查理·爱尔登所说的是在于“保持多样性”。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过去几代中使生物单纯化的结果。某至于在一代之前，还没有人知道在大片土地上种植单一种类的树木可以招来灾难。于是所有城镇都排列着用榆树美化的街道和公园；今天榆树死了，鸟儿也死了。

像知更鸟一样，另外一种美国鸟看来也将濒临绝灭，它就是国家的象征——鹰。在过去的十年中，鹰的数量惊人地减少了。事实表明，在鹰的生活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这些作用实际上己经摧毁了鹰的繁殖能力。到底是什么因素，现在还无法确切地知道，但是有一些证据表明杀虫剂罪责难逃。

在北美被研究得最彻底的鹰曾是那些沿佛罗里达西海岸从达姆帕到福特海岸线上筑巢的鹰。有一位从温尼派格退休的银行家查理·布罗勃在1939一1949年期间，由于标记了1000多只小秃鹰而在鸟类学方面荣获盛名。(在这之前的全部鸟类标记历史中只有166只鹰作过标记。)布罗勃先生在鹰离开它们窝之前的冬天几个月里给幼鹰作了标记。以后重新发现的带标记的鸟儿表明了这些在佛罗里达出生的鹰沿海岸线向北飞入加拿大，远至爱德华王子岛；然而从前一直认为这些鹰是不迁徙的。秋天，它们又返回南方，在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霍克山顶这样一个有利的地形处对它们的迁徙活动进行了观察。

在布罗勒先生标记鹰的最初几年里，他在他所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这段海岸带上经常在一年时间内发现125个有鸟的鸟窝。每年被标记的小鹰数约为150只。在1947年小鹰的出生数开始下降。一些鸟窝里不再有蛋，其他一些有蛋的窝里却没有小鸟孵出来。在1952一1957年间，近乎80%的窝已没有小鸟孵出了。在这段时间的最后一年里，仅有43个鸟窝还有鸟住。其中7个窝里孵出了幼鸟(8只小鹰)；23个窝里有蛋，但孵不出小鹰来；13个窝只不过作为大鹰觅食的歇脚地，而没有蛋。1958年，布罗勒先生沿海岸长途跋涉100英里后才发现了一只小鹰，并给它作了标记。在1957年时还可以在43个巢里看到大鹰。这时已难得看见了，他仅在10个巢里看到有大鹰。

虽然布罗勒先生1959年的去世终止了这个有价值的连续系统观察，但由佛罗里达州阿托邦学会，还有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写的报告证实了这一趋势，这种趋势很可能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国家象征。莫瑞斯·布朗(霍克山禁猎区馆长)的报声特别引人注目。霍克山是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的一个美丽如画的山脊区，在那儿，阿巴拉契亚山的最东部山脊形成了阻挡西风吹向沿海平原的最后一道屏障。碰到山脉的风偏斜向上吹去，所以在秋天的许多日子里，这儿持续上升的气流使阔翅鹰和鹫鹰不需要花费气力就可以青云直上，使它们在向南方的迁徙中一天可以飞过许多路程。在霍克山区，山脊都汇聚在这里，而岭中的航道也是一样在这里汇聚。其结果是鸟儿们从广阔的区域通过这一交通繁忙的狭窄通道飞向北方。

莫瑞斯·布朗作为禁猎区的管理人在他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所观察到并实际记录下来的鹰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多。秃鹰迁徙的高潮是在八月底和九月初。这些鹰被认为是在北方度过夏天后返回家乡的佛罗里达鹰。(深秋和初冬时，还有一些大鹰飞过这里，飞向一个未知的过冬地方，它们被认为是属于另一个北方种的。)在设立禁猎地区的最初几年里，从1935年－1939年，被观察到的鹰中有40%是一岁大的，这很容易从它们一样的暗色羽毛上认出来。但在最近几年中，这些未成熟的鸟儿已变得罕见了。在1955年一1959年间，这些幼鹰仅占鹰总数的20%；而在1957年一年中，每32只成年鹰里仅有一只幼鹰。

霍克山的观察结果与其他地方的发现是一致的。一个同样的报告来自伊利诺斯州自然资源协会的一位官员爱尔登·佛克斯。可能在北方筑巢的鹰沿着密西西比河和伊秘诺斯河过冬。佛克斯先生1958年报告说最近统计了59个鹰中仅有一只幼鹰。从世界上唯一的鹰禁猎区——撒斯魁汉那河的蒙特·约翰逊马上出现了该种类正在灭绝的同样征候。这个岛虽然仅在康诺云格坝上游区8英里，离兰卡斯特郡海岸大约半英里的地方；但它仍保留看它原始的洪荒状态。从1934年开始，兰卡斯特的一个鸟类学家兼禁猎区的管理人荷伯特·H·伯克教授就一直对这儿的一个鹰巢进行了观察。在1935年到1947年期间，伏窝的情况是规律的，并且都是成功的。从1947年起，虽然成年的鹰占了窝，并且下了蛋，但却没有幼鹰出生。

在蒙特·约翰逊岛上的情况与佛罗里达一样，流行着同样的问题——一些成年鸟栖息在窝里，生下了一些蛋，但却几乎没有幼鸟会出现。要寻找一个原因的话，看来只有一种原因可以符合所有的事实，即鸟儿的生殖能力由于某种环境因素而降低，以致于现在每年几乎没有新的幼鸟产生来传种接代了。

由美国鱼类及野生物服务处的著名的詹姆斯·大卫博士所进行的多种实验显示出在其他鸟类中确有同样的情况正在人为地产生着。大卫博士所进行的一系列杀虫剂对野鸡和鹌鹑影响效果的经典试验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DDT或类似化学药物对鸟类双亲尚未造成明显毒害之前，已可能严重影响它们的生殖力了。鸟类受影响的途径可能不同，但最终结果总是一样。例如，在喂食期间将DDT加入鹌鹑的食物中，鹌鹑仍然活着，甚至还正常地主了许多蛋；但是几乎没有蛋能孵出幼鸟来。大卫博士说：“许多胚胎在孕育的早期阶段发育得很正常，但在孵化阶段却死去了。”这些孵化的胚胎中有一半以上是在五天之内死掉的。在用野鸡和鹌鹑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实验中，假若在全年中都用含有杀虫剂的食物来饲养它们，则野鸡和鹌鹑不管怎样也生不出蛋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罗伯特·路德博士和查理·捷那雷博士报告了同样的发现。当野鸡吃了带狄氏剂的食物时，“蛋的产量显著地减少了，小鸡的生存也很困难。”根据这些作者所谈，由于狄氏剂在蛋黄中贮存，由于狄氏剂在孵卵期和孵出之后被逐渐同化而给幼鸟带来了缓慢的，但却是致死的影响。

这一看法得到了华莱士博士和一个毕业学生R·F.伯那德的最新研究结果的有力支持，他们在密执安州立大学校园里的知更鸟身上发现了高含量的DDT。他们在所检验的所有雄性知更鸟的睾丸里，在正在发育的蛋囊里，在雌鸟的卵巢里，在已发育好但尚未生出的蛋里，在输卵管里，在从被遗弃的窝里取出的尚未孵出的蛋里，在从这些蛋内的胚胎里，在刚刚孵出但已死了的雏鸟里都发现了这种毒物。

这些重要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使生物脱离与杀虫剂初期接触，杀虫剂的毒性也能影响下一代。在蛋和给与发育中的胚胎以营养的蛋黄里的毒物贮存是致死的真正原因，这也足以解释了为什么大卫看到那么多鸟儿死在蛋中或是孵出后几天内就死去了。

当将这些研究实验应用到鹰上时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然而野外研究正在佛罗里达州、新泽西州和其他一些希望能够对发生在这么多鹰中的明显不孕症找出一个确切原因的地方进行。这样，根据情况判断来看，原因指向了杀虫剂。在鱼很多的地方，鱼在鹰所吃的食物中占很大的比例(在阿拉斯加约占65%；在切沙皮克湾地区约占52%)。毫无疑问，由布罗勒先生长期研究的那些鹰绝大多数都是食鱼的。从1945年以来，这个特定的沿海地区一直遭受着溶于柴油的DDT的反复喷撒。这种空中喷药的主要目标是盐沼中的蚊子，这种蚊子生长在沼泽地和沿海地区，这些地方正是鹰猎食的典型地区。大量的鱼和蟹被杀死了。实验室从它们的组织里分析出含百万分之四十六高浓度的DDT。就像清水湖中的鸊鷉一样(鸊鷉由于吃湖里的鱼而使体内杀虫剂积累到很高浓度)，这些鹰当然也在它们体内组织中贮存了DDT。同样，如同那些鸊鷉一样，野鸡、鵪鹑和知更鸟也都越来越不能生育幼鸟来保持它们种类的繁衍了。

从全世界传来了关于鸟儿在我们现今世界中面临危险的共鸣。这些报告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中心内容都是写继农药使用之后野生物死亡这一主题。例如，在法国用含砷的除草剂处理葡萄树残枝之后，几百只小鸟和鹧鸪死去了；或是在曾经一度以鸟类众多而闻名的比利时，由于对农场喷撒药而使鹧鸪遭了殃。

在英国，主要的问题看来有些特殊，它是和日益增长的在播种前用杀虫剂处理种子的做法相联系的。种子处理并不是新鲜事，但在早期，主要使用的药物是杀菌剂。一直没有发现对鸟儿有什么影响。然而到1956年，用一种双重目的的处理方法代替了老办法，杀菌剂、狄氏剂、艾氏剂或七氯都被加进来以对付土壤昆虫。于是情况变得糟糕了。

1960年春天，关于鸟类死亡的报告象洪水一样涌到了英国管理野生物的当局，其中包括英国鸟类联合公司、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和猎鸟协会。一位诺福克的农夫写道：“这个地方像一个战场，管理人员发现了无数的尸体，其中包括许多小鸟——鶸雀、绿莺雀、红雀、篱雀、还有家雀……野生生命的毁灭是十分可怜的。”一位猎场管理人写道：“我的松鸡已被用药处理过的谷物给消灭掉了，一种野鸡和其他鸟类，几百只鸟儿全被杀死了……对我这个终生的猎场看守人来说，这真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看到许多对松鸡在一起死去是十分可悲的。”

在一份联合报告里，英国鸟类联合公司和皇家鸟类保护学会描述了67例鸟儿被害的情况——这一数字远远不是1960年春天死亡鸟儿的完全统计数。在此67例中，59例是由于吃了用药处理过的种子，8例由于毒药喷撒所致。

第二年出现了一个使用毒剂的新高潮。众议院接到报告说在诺福克一片地区中有600只鸟儿死去，并且在北易赛克斯一个农场中死了100只野鸡。很快就明显地看出了与1960年相比有更多的县郡已被卷进来了。(1960年是23郡，1961年是34郡。)以农业为主的林克兰舍郡看来受害最重，已报告有10，000只鸟儿死去。然而，从北部的安格斯到南部的康沃尔，从西部的安哥拉斯到东部的诺福克，毁灭的阴影席卷了整个英格兰农业区。

在1961年春天，对问题的关注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峰，竟使众议院的一个特别委员会开始对该问题进行调查，他们要求农夫、土地所有人、农业部代表以及各种与野生命有关的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出庭作证。

一位目击者说：“鸽子突然从天上掉下来死去了。”另一位人报告说：“你可以在伦敦市外开车行驶一、二百英里而看不到一只茶隼。”自然保护局的官员们作证：“在本世纪或在我所知道的任何时期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相类似的情况，这是发生在这个地区最大的一次对野生物和野鸟的危害。”

对这些死鸟进行化学分析的实验设备极为不足，在这片农村里仅有两个化学家能够进行这种分析(一位是政府的化学家，另一位在皇家鸟类保护学会工作)。目击者描述了焚烧鸟儿尸体的熊熊篝火的情景。然而仍努力地收集了鸟儿的尸体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除一只外，所有鸟儿都含有农药的残毒。(这唯一的例外是一只沙鹬鸟，这是一种不吃种子的鸟。)

可能由于间接吃了有毒的老鼠或鸟儿，狐狸也与鸟儿一起受到了影响。被兔子困扰的英国非常需要狐狸来捕食兔子。但是在1959年11月到1960年的4月期间，至少有1300只狐狸死了。在那些捕雀鹰、茶隼及其他被捕食的鸟儿实际上消失的县郡里，狐狸的死亡是最严重的，这种情况表明毒物是通过食物链传播的，毒物从吃种子的动物传到长毛和长羽的食肉动物体内。气息奄奄的狐狸在惊厥而死之前总是神智迷糊两眼半瞎地兜着圈子乱晃荡。其动作就是那种氯化烃杀虫剂中毒动物的样子。

所听到的这一切使该委员会确信这种对野生生命的威胁“非常严重”；因此它就奉告众议院要“农业部长和苏格兰州秘书应该采取措施保证立即禁止使用含有狄氏剂、艾氏剂、七氯或相当有毒的化学物质来处理种子。”该委员会同时也推荐了许多控制方法以保证化学药物在拿到市场出售之前都要经过充分的野外和实验室试验。值得强调的是，这是所有地方在杀虫剂研究上的一个很大的空白点。用普通实验动物——老鼠、狗、豚鼠所进行的生产性实验并不包括野生种类，一般不用鸟儿，也不用鱼；并且这些试验是在人为控制条件下进行的。当把这些试验结果应用在野外的野生物身上时决不是万无一失的。

英国决不是由于处理种子而出现鸟类保护问题的唯一国家。在我们美国这儿，在加利福尼亚及南方长水稻的区域，这个问题一直极为令人烦恼。多少年以来，加利福尼亚种植水稻的人们一直用DDT来处理种子，以对付那些有时损害稻秧的蝌蚪虾和羌螂甲虫。加利福尼亚的猎人们过去常为他们辉煌的猎绩而欢欣鼓舞，因为在稻田里常常集中着大量的水鸟和野鸡。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关于鸟儿损失的报告，特别是关于野鸡、鸭子和燕八哥死亡的报告不断地从种植水稻的县郡那里传来。“野鸡病”已成了人人皆知的现象，根据一位观察家报道：“这种鸟儿到处找水喝，但它们变瘫痪了，并发现它们在水沟旁和稻田梗上颤抖着。”这种“鸟病”发生在稻田下种的春天。所使用的DDT浓度是已达到足以杀死成年野鸡量的许多倍。

几年过去了，更毒的杀虫剂发明出来了，它们更加重了由于处理种子所造成的灾害。艾氏剂对野鸡来说其毒性相当于DDT的l00倍，现在它已被广泛地用于拌种。在得克萨斯州东部水稻种植地区，这种做法已严重减少了褐黄色的树鸭、(一种沿墨西哥湾海岸分布的茶色、象鹅一样的野鸭)的数量。确实，有理由认为，那些已使燕八哥数量减少的水稻种植者们现在正使用杀虫剂去努力毁灭那些生活在产稻地区的一些鸟类。

“扑灭”那些可能使我们感到烦恼或不中意的生物的杀戒一开，鸟儿们就愈来愈多地发现它们已不再是毒剂的附带被害者而成为毒剂的直接杀害目标了。在空中喷撒象对硫磷这样致死性毒物的趋势在日益增长，其目的是为了“控制”农夫不喜欢的鸟儿的集中。鱼类和野生物服务处已感到它有必要对这一趋势表示严重的关注，它指出“用以进行区域处理的对硫磷已对人类、家畜和野生物构成了致命的危害。”例如，在印第安州南部，一群农夫在1959年夏天一同去聘请一架喷药飞机来河岸地区喷撒对硫磷。这一地区是在庄稼地附近觅食的几千只燕八哥的如意栖息地。这个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稍微改变一下农田操作就能轻易解决的——只要改换一种芒长的麦种使鸟儿不再能接近它们就可以了，但是那些农夫们却始终相信毒物的杀伤本领，所以他们让那些撒药飞机来执行使鸟儿死亡的使命。

其结果可能使这些农夫们心满意足了，因为在死亡清单上已包括有约65，000只红翅八哥和燕八哥。至于其他那些未注意到的、未报道的野生物死亡情况如何，就无人知晓了。对硫磷不只是对燕八哥才有效，它是一种普遍的毒药，那些可能来到这个河岸地区漫游的野兔、浣熊或袋鼠，也许它们根本就没有侵害这些农夫的庄稼地，但它们却被法官和陪审委员团判处了死刑，这些法官们既不知道这些动物的存在。也不关心它们死活。

而人类又怎么样呢？在加利福尼亚喷撒了这种对硫磷的果园里，与一个月前喷过药的叶丛接触的工人们病倒了，并且病情严重，只是由于精心的医护，他们才得以死里逃生。印第安州是否也有一些喜欢穿过森林和田野进行漫游、甚至到河滨去探险的孩子们呢？如果有，那么有谁在守护着这些有毒的区域来制止那些为了寻找纯洁的大自然而可能误入的孩子们呢？有谁在警惕地守望着以告诉那些无辜的游人们他们打算进入的这些田地都是致命的呢？——这些田地里的蔬菜都已蒙上了一层致死的药膜。然而，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这些农夫，他们冒着如此令人担心的危险，发动了一场对付燕八哥的不必要的战争。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人们都迴避了去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谁作了这个决定，它使得这些致毒的连锁反应运动起来，就象将一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塘，这个决定使不断扩大的死亡的波纹扩散开去？是谁在天平的一个盘中放了一些可能被某些甲虫吃掉的树叶，而在天平的另一个盘中放入的是可怜的成堆杂色羽毛——在杀虫毒剂无选择的大棒下牺牲的鸟儿的无生命遗物？是谁对千百万不曾与之商量过的人民作出决定——是谁有权力作出决定，认为一个无昆虫的世界是至高无上的，甚至尽管这样一个世界由于飞鸟搭拉的翅膀而变得暗然无光？这个决定是一个被暂时委以权力的独裁主义者的决定；他是在对千百万人的忽视中作出这一决定的，对这千面万人来说，大自然的美丽和秩序仍然还具有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深刻的和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