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流丽万有,东方意境——唐朝文学 元和中兴,文章复古——古文运动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裁)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梁肃《补阙李君前集序》

何谓“古文”?所谓“古文”,就是指先秦两汉盛行的散文,它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为特点,是与魏晋以来盛行的骈文相对而言的。中国古代散文第一个创作高峰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了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不朽的散文家,他们的创作为后世提供了典范。到了秦汉时期,出现了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峰巅过后散文创作就进入低谷了。先秦两汉散文虽然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但是自魏晋之后,散句单性、质朴古朴的散文逐渐式微,而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日益发展起来。骈文讲究声律、对偶和句式整齐,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曾给散文发展一定的有益影响。可到后来,作家们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不顾内容,骈文一味追求骈俪,并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上充斥了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这一潮流沿袭到初盛唐时期,成了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骈文兴起,古文中衰的同时,复古运动也开始酝酿。古文运动风云际会,与事者的文学追求颇有差异;但是在对抗六朝之文道分离,以及摒斥骈文之浮华靡丽这一点上,各家还是取得了共识。

在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其时朝野间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无改观。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几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即便朝廷严加奖惩也无济于事。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不在破旧,而在立新。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不无反讽的意味;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其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正是唐人所必须直接面对的。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有美感的新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便只能是一句空话。

至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打击浮艳文风。他的《谏政理书》、《谏雅州讨盛羌书》都是散体名篇。此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盛唐诸家,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成为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直到中唐年间,韩愈、柳宗元才把古文运动推向高潮。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古代中国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放在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

他们又主张文体革新。这其中有四个层次。其一是反对骈文“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其二是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韩愈“非三代秦、两汉之书不敢观”,“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柳宗元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但他们学古却不泥古,韩愈提倡“含英咀华”,“师其意不师其辞”。柳宗元反对“荣古虐今”,“渔猎前作,戕贼文史”,因为他们提倡复古的目的在于创新。其三,他们都重视“文”的作用:“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并对“文”提出具体要求:“唯陈言之务去”,“惟古于词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语言独创,文从字顺,使韩柳所倡导的“古文”,既继承又区别于先秦两汉的古文。其四,对作家的创作要求。一是要有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韩愈为文,“惧其杂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皆其醇也,然后肆焉”。柳宗元为避免文章“剽”、“弛”、“杂”、“骄”等弊病,慎防“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古文运动不仅是一场文学运动,更是思想运动,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