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年，汉章帝召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儒经异同的一次会议，史称白虎观会议。会后，章帝命班固把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义》作为官方典籍公布，以国家的力量促成了儒学经典与迷信的结合，影响深远。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经政府的倡导，获得了广泛的传播，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繁琐。一部经书的解说就达到一百多万字，书，连统治者都感到需要加以减省。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鉴于当时诸经各派分支太多，对经义的解释也各有差异的状况，宣帝乃聚集儒生召开石渠阁会议，初步解决了今文经学派内部的争执。到西汉末年，儒家哲学内部又发生经今、古文派之争，刘歆于皇家图书馆秘室中发现的古字体《春秋左氏传》、《毛诗》、《易礼》等在王莽时代就被立为官学。自此以后，经今、古文二派斗争激烈，你消我长。

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把儒家经义与谶纬图书等迷信东西结合起来，完成了东汉国教的形式。所谓谶是当作神灵启示人们的一种预言，谶与纬连称，是一种长期的发展结果。谶纬即总集过去所有的具有一定性质的预言，而用以解释一般现象的儒家经典，使那些预言与儒家经典相交织，使圣人的教条与神灵的启示合二为一。这样，圣经变成了天书，孔子就变成了神人。

章帝建初四年诏引光武中元元年诏书云：五经章句繁多，议欲省减。于是，章帝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集会白虎观，讲义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这样一连数月，问题才得以解决，这就是白虎观奏议。钦定的奏议，赋予了光武以来儒家经典与谶纬迷信相结合的神学性与国教化性质。

会议讨论的结果由古文经大师班固整理撰成《白虎通义》一书，简称《白虎通》。《白虎通》极尽其杂糅混合之能事，将《易》、《诗》、《书》、《春秋》（包括各家的《序传》）、《礼》、《乐》、《论语》、《孝经》以及各种逸文）和图书混合在一起，概括了西汉以来今文经学的主要观点，在某些方面也包括了正当鼎盛之时的谶纬之学和古文经学的观点。形成三者调和的产物。东汉以后，经学逐渐衰亡，但《白虎通义》的基本思想和许多具体的规定，却为历代王朝遵循，历两千余年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