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饮食文化，是从火堆中孕育出来的。蒙昧时代，雷电或腐草积热引燃的山火，常常吞噬着整片林莽，原始人和野兽，奔突不出来，常常葬身火海。火舌卷到的地方，肥美的草原，顷刻变成一片焦土。火能扼杀一切生机，滚滚浓烟，把恐怖带到人间，使人战栗，它曾经是人类的一股强大的异己力量。然而，大火过后，灰烬里散发出来的烧熟的野兽和坚果的扑鼻焦香，却格外诱人，那些惊魂未定的逃生者，把它们捡起来放进嘴里，舌上的味蕾，立即反馈出一股求之不得的食欲，这就成了人类结束茹毛饮血时代的一个信号。经过多少次惊险的尝试和失败，原始人群终于懂得利用自然火，控制火种，走上了熟食的道路。熟食加速了身体对养料的吸收，减少了寄生虫的侵害，在不知不觉中使体质起了良性变化，加速了从猿到人的进程。

我国从150万年前的元谋人遗址，到六七十万年前的北京人遗址，都留有控制自然火的遗迹。元谋人遗址的地层里，炭屑分布的厚度，约有三米。北京人遗址的炭屑和灰烬更多，有的成堆，有的成层，有一处灰烬层，厚达六米。在这两个遗址的地层中，除了炭屑和灰烬，还有无数种类的动物烧骨和石器，北京人遗址里还有碳化的朴树籽，经专家对沉积物进行孢子分析，当时还有核桃、榛子、松子等坚果存在。这两个遗址相当于考古学的旧石器时代前期。这些遗址告诉我们，最初的烹调是“烧烤”和“膨爆”(把植物种籽放在炭火上爆米花来吃)。那时既没有能放在火上架肉的架子，也没有能耐火的叉子，只能把撕开的兽肉丢进火堆里烧烤，时常被烤糊，难于下咽。后来摸索出先用泥浆涂抹兽肉，然后丢进火堆里。烤熟后，剥开来，泥壳连毛都粘脱了，又不会把肉皮烤焦，这是原始烧烤的一个进步，古书上称这种烧烤法为“炮”。到了后世，发明金属架子和叉子，才有可能控制火候，进行挂烤和叉烤。但“炮”的技艺仍一直沿用下来，如熊掌脱毛，则常用涂泥烧烤法；后世的“叫化鸡”，也是古代“炮”法的继续。

火的功能不仅是能够熟食，它还能提高原始人群的生产水平。他们拿着火把，就能用火攻的办法去猎获凶猛的野兽。原始人火攻洞熊和鬣〔liè猎〕狗躲藏的山洞，不费多大工夫，就能吃到肥美的熊肉和香喷喷的鬣狗肉。他们常常去焚林而狩，那些张着血盆大口的剑齿虎、横冲直撞的野牛、凶猛奔突的野猪……都在火阵中变成原始人的美餐。有了火攻的手段，比起过去光靠尖木棒和砍砸器，辛辛苦苦只能挖到几只老鼠或打来一只野兔或小鹿之类，日子是好过多了。据统计，元谋遗址共生的动物化石有40多种，北京人遗址有90多种。有了火攻的能力，原始人狩猎的水平，就有了飞跃的发展，他们可以尝尽当时一片林莽的野味。有了火堆，又扩大了采集块茎和水域生物的食源，使猿人的体质，加速了向智人体质的转变。

有了火，制造生产工具的能力也提高了，进一步开辟食源更有保障。过去只能捡些风化石或到河滩去捡拾砾石来打制石器，懂得用火以后，就可以用火烧水泼的办法，从岩层中剥落大批石片，源源不断地去打制石器。我国内蒙古大青山南麓的大窑村、四川省汉源县的富林镇和广东省南海县的西樵山，都保存着石器时代火烧水泼开采石料和打制石器的大片遗址。木棒是原始人重要的生产工具之一，烧尖木棒，弯折木棒，或使木棒防腐耐用，都要靠火薰火烤。为了实现水上捕捞，开始制造独木舟，也要先用火在一根整木上烧出一条深槽，然后用石器加工成形。

到了距今约五万年到一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又有了两个大的突破：一个是复合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即流星索、石矛和弓箭的涌现；另一个是懂得人工取火。我国古代关于后羿〔yì异〕射日的神话和燧〔suì碎〕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就是歌颂弓箭的威力和人工取火的成就的。有了复合生产工具，不仅提高了猎获陆栖动物的能力，而且扩大了对空中和水生动物的猎取范围。懂得人工取火，还可以离开原始森林或山洞，沿着河流去寻找活路，扩大了原始人生存的领域。在我国这一时期的许多遗址里，以北京的山顶洞人(约18000年前)和广东阳春县(今为阳春市)独石仔洞穴遗址下层(约16000年前)的出土最为丰富。山顶洞人能经常猎获鹿类、野猪、野牛、羚羊、狗獾、狐狸、刺猬、野兔、鼠类和鸵鸟等；他们能在水中捕获近一米长的青鱼；还常常捞取厚壳河蚌和捡蜗牛和鸵鸟蛋来吃。今天法国人嗜吃蜗牛，把蜗牛视为上菜，其实蜗牛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家常菜肴。独石仔人能经常猎获到犀牛、巨獏、黑熊、云豹、水牛、水鹿、水獭、豪猪、鼠类、小灵猫、金猫、麝香猫、果子狸、猕猴等；他们能在水中捕获鲤鱼和捞取蚌、蚬、田螺等软体动物。在独石仔的鼠类中，除了板齿鼠和鼯〔wú吾〕鼠，还有家鼠，可见老鼠和人类共居，最少已有16000年的历史。老鼠也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家常野味。独石仔的田螺尾部都被砸掉，以便烧煮入味和吮吸螺肉。现在广东人吃田螺也是这样的，可见岭南人吃田螺的传统，最少已延续了16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