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年画与过年有关。在古代，每逢春节，人们往往有贴画的风俗，以此来点缀、增添春节的喜庆气氛，但当时并无年画这个称呼。年画这个词，是清代后期才有的。我们现在见到的“年画”这个词，最早出于李光庭在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写的《乡言解颐》。该书“新年十事”中说：“扫舍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耳。然如《孝顺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同时作者还赋诗一首：“依旧葫芦样，春从画里归；手无寒具碍，心与卧游违。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好，仿佛一家肥。”由此我们可知，当时所谓年画，即农村旧历新年扫清屋舍后粘贴的木版彩印画，其内容大多是反映劳动人民喜庆丰收的《庄稼忙》、表现人生仪礼的《孝顺图》和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它的主要作用是使“蓬荜生辉”，寄托劳动人民渴望农业丰收、家庭和顺、生活安定的愿望和理想。

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表明，新年贴年画的风俗来源于古代的贴门神。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的大经学家郑玄注《礼记》，就记载了我国古代祭祀门神的习俗。古代居住条件差，虫蛇猛兽常闯入室中。古人为了趋吉避凶，希望门上神灵多负些责任，于是就经常礼祀门神，以达到驱鬼避害、卫护门户的目的。但那时门神还只是抽象的概念，并没有形成固定的物象。《周礼·春官》有“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的记载，虎门是路寝(周天子每日办理朝政的地方)之门，在这重要的地方门上画虎，表示这里有猛虎守卫，这显然是以猛虎为门神。1978年夏，湖北随县发掘擂鼓墩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时，在内棺左、右侧板上的户牖旁边，发现了绘有手拿双戈的人形怪物，这可能是曾国流行的门神。考古发现的大量古人墓门上面目狰狞、胡须飞动的守门神像，大概也有同样的作用。

汉代，门神不仅可以是虎、神，还可以以古代英雄人物来充当。据《汉书》记载：广川惠王刘越在殿门画有古代勇士成庆的画像，人物佩长剑，英勇威武，这是借勇士的威风驱走病魔。汉代最流行的门神是神荼、郁垒。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其《论衡·订鬼》中，曾经详细地记载了有关神荼、郁垒的故事：茫茫沧海之中，有一座度朔之山，山中有棵大桃树，蟠屈绵亘3000里。树东枝条间有鬼门，是万鬼出入的地方，上有二神人，一名神荼，一名郁垒，主管检查万鬼的行迹，如果谁干了坏事，就用苇索把它捆起来，送给老虎吃掉。于是黄帝作礼定制，把神荼、郁垒画在门上，防御山魅鬼害的侵入。这样，神荼、郁垒就成了身披盔甲、手持板斧的虎将，长久地被人们奉为门神，为人们驱邪逐害。

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一种门上贴画鸡的门神新形式。晋朝王嘉在其《拾遗记》中讲述了门上贴画鸡的缘由：远古时代，尧在位之时，有祇支之国进献了一只双瞳眼睛的鸟，状如鸡，鸣似凤，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这种鸟有时一年来几次，有时几年不来。它不来的时候，人们就用木、铜刻铸成它的形状，置于门户之间，魑魅丑类看见以后就惊伏骇退。可见，这种门神也是以神话传说为依据的。

隋唐时期，佛教盛行，为了使人们相信佛教能使人超脱苦海，佛寺对佛教的护法神或天王作了广泛的宣传。他们不仅在庙门上绘塑药叉或天王作门神，还在库房、厨房等门上画上各种不同的佛画，以消灾避祸，保障平安，这对东汉以来以神茶、郁垒为门神的观念是个不小的冲击。当时，在新年张贴的寓意驱邪避灾的绘画题材中，还出现了钟馗一式。钟馗的故事，宋代科学家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有详细记载：据说开元年间，唐明皇李隆基讲武骊山上，还宫后痁〔shan山〕病发作，巫医技穷，没办法医治。一天，唐明皇忽然梦见大小二鬼，小鬼偷了杨贵妃的紫香囊和唐明皇的玉笛，绕殿便逃，这时那个戴帽、穿蓝衣裳的大鬼，赤裸着一臂和两脚，将小鬼捉住，挖了小鬼的眼睛，并将它吃掉。唐明皇问大鬼是什么人，大鬼回答：臣名叫钟馗，武举中落第，发誓替陛下扫除天下的妖孽。梦醒后，唐明皇病痛顿消，于是高兴地把画家吴道子召来，命他以梦写画。对于吴道子的想象创作，唐明皇极为满意，批道：“灵祇应梦，厥疾全瘳〔chou抽〕。烈士除妖，实须称奖。因图异状，颁显有司。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兼静妖氛。乃告天下，悉令知委。”从此，形象丑陋，但胸怀锦绣、秉性刚直、嫉恶如仇的钟馗就成了驱邪斩鬼之神，除夕“贴于门壁”或装饰屋墙屏风，成为新的门神。

唐代以前的门神画大都是手画，虽然当时已出现木刻版画，但多用于刻印佛经或占卦相宅的书。北宋以后，手工绘制的门神画依然盛行，但木版印刷的门神画已开始出现。木版印门神画的作坊是纸马铺。“纸马”是五色纸上印刷的神佛像，供焚烧祭祀之用。当时纸马铺不仅施印佛像，年节之前也往往印些钟馗、财马、回头马之类的东西送与主顾。这种木版刻印的钟馗、财马、回头马等就是中国木版年画的雏形，或者说，它虽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年画，但已为木版年画的出现准备了技术条件。因为当时宋代绘画中已出现了不少描写年节欢乐活动或表现吉利幸福生活的风俗画(前者如《岁朝图》、《观灯图》、《春社图》、《大傩图》，后者如《货郎图》、《丰稔图》，还有很多专绘美女娃娃的画幅)，也涌现出不少擅长节令装饰画的画家(如苏汉臣等)。后来，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大幅度地增加人们喜爱的风俗画的产量，这些专门从事节令装饰画的画家从庙堂、书斋中解放出来，和民间的刻版技术相结合，由文人画工和刻版工人共同创造了一种能适应市场大量需求的新形式的木刻贴画，这就是真正意义的年画——“纸画”。

宋代“纸画”选材注意年节喜庆特点，艺术表现上力求优美活泼有装饰性，为后来年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北宋最早的年画刻印中心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公元1126年汴京被金兵陷落后，一部分民间画工和刻版艺人，随南逃的官民安家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一部分则随伶人、内官等过黄河到达平阳(今山西临汾)。从此年画艺术向南北两地扩展，形成以平阳为中心和以临安为中心的两大年画产地。平阳印制的年画，现在我们能见到的有“义勇武安王”、“四美图”、“东方朔盗桃”等。

“义勇武安王”是长方形立幅的关羽像。画中关公戴软巾，穿锦绣袍服，登云头高靴，侧身握拳，坐在靠背交椅上，神色庄严。“四美图”画王昭君、赵飞燕、班婕好和绿珠，花冠绣裳，神姿秾丽，衣裙适体，线褶流畅(图21)。“东方朔盗桃”托名吴道子笔，画东方朔头戴罩巾，身穿宽领大袖袍，腰挂药葫芦，双手握一枝仙桃搭在肩上，双足前奔，回首面带笑容。此图套色印刷准确，线版刻工遒劲，人物画法比例适当，神态生动有趣。

这三幅年画是我国年画的早期形式，是宋、金时期年画的代表作，标志着我国年画至此已成熟和定型。

年画经过元代的短暂消沉之后，至明代慢慢复兴。明代是古典版画艺术的盛期，版画应用范围之广和技术之精已大大超越前代。如明末印刷的《萝轩变古笺谱》、《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富丽精湛，令人手不忍释。明代年画流传下来的不多，有《九九消寒图》、《寿星图》、《八仙祝寿图》、《孝行图》、《四贤图》等。《九九消寒图》中央有梅花八十一瓣，周围从“一九”，到“九九”，分别画有贺年、观灯、耕田、游春等活动及羊驮聚宝盆的吉祥内容，民俗气氛很浓。《四贤图》分“杨震持廉”、“陶潜尚节”、“李密尽孝”、“孔明竭忠”四条屏，生动洗炼，色彩鲜明。明代年画比较注重吉祥题材的作品。传明代有几个皇帝喜欢祝寿献福题材的年画，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所以以寓意吉利和祛灾迎祥为内容的年画获得了发展。成化皇帝朱见深于公元1465年曾画了一幅《一团和气图》，它取材于《虎溪三笑》的典故，寓意中国僧、道、儒三家和睦共处，皆大欢喜。但此题材传到民间后，变成了吉祥年画，已无三教合一的含义。

图21 宋·平阳年画“四美图”

清代是木版年画的黄金时代。大约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印制年画的中心产地。到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这些年画中心产地不断扩大和增多，呈现出繁荣发达的景象。其著名者如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县杨家埠等，这些地区的年画画样多，影响大，对中国年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杨柳青年画大约创始于明代弘治、嘉靖年间，到万历、天启时已有大量印刷，清乾隆年间为最盛。现在所知杨柳青最早的画店是戴莲增、齐建隆两家，后来戴、齐两系统又分出很多画店，到清代中叶已发展成以杨柳青镇为中心、包括南乡32个村庄的年画制作基地。杨柳青年画受北方版画和宋代院画的影响很大，精工细腻，有画、刻、印、描、开脸等多种工序。据统计，光绪中叶时，杨柳青一地聚集的画工和雕版艺人就有几百人。当地农民甚至妇女儿童大都参加工作，有的作为正业，有的作为副业，不会绘刻的，就担任染色上色，使杨柳青成了“家家都会点染，户户皆善丹青”的美术村庄。

杨柳青画铺著名画师很多，如张俊庭、王润柏、戴立山、张耀林、韩竹樵、徐荣轩、徐思汉等，但以高桐轩最为有名。高桐轩(公元1835—1906年)，名荫章，曾设“雪鸿山馆”画室，自出稿样，绘印出售。作品有“文姬归汉”、“秋江晚渡”、“踏雪寻梅”、“儿童乐境”等，是晚清民间年画的代表作。

杨柳青年画以人物为主要题材，初期以表现吉祥美好的儿童娃娃和妇女抚婴为主，代表作有齐健隆画店印制的“教子成名图”、“莲生贵子图”、“喜叫哥哥图”等，还有一些描写男耕女织的风俗画，如“闲忙图”、“庄稼忙”等。乾隆末年，各地戏班陆续到北京演出，戏曲一时盛行京都。杨柳青年画受此影响，出现了大量戏曲题材和形式的作品，如“庆顶珠”、“瑞草图”、“暖香坞试制春灯谜”、“三王拢翠”、“刘姥姥游大观园”等(图22)。清代晚期，还出现了时事画。

杨柳青年画以尺寸大小和制作精粗来分类，整张纸的称为“贡笺”，分裁三幅的称“三裁”，另外还有板屏、中堂、方子、横披等名称，其中大尺幅的年画，是杨柳青年画的特点。

杨柳青年画在使用色彩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它讲究软色(淡雅、透明、带粉的色)和硬色(浓烈、不透明、较纯的色)对比鲜明、协调，从而使色调既丰富多彩，又调和悦目。杨柳青年画的人物造型讲究功架，长于用提炼、夸张的人物动态来刻画人物形象，给人以性格鲜明的感觉，达到了远观近取的艺术效果。

桃花坞的年画，在明代已有印行，清代雍正、乾隆时更加发达。年画铺开始时主要分布在山塘、桃花坞、北寺前一带。山塘年画多用笔画，桃花坞和北寺前的年画多用木版印刷。太平天国以后，画铺大都集中到桃花坞一带，故称“桃花坞年画”。

图22 清·杨柳青年画“三顾茅庐”

桃花坞年画的作者大多佚名，可知者，有乾隆时的丁应宗、刘德、蔡卫源，道光年间的李醉鞠、金春顺。经常为点石斋画报作画的吴友如、周权也曾为年画创稿，促进了桃花坞年画艺术的发展(图23)。

图23 清·桃花坞年画“姑苏玄妙观”

明代苏州刻印小说传奇插图之风盛行。桃花坞年画受此影响，以雕刻戏文为主，内容大都取材于《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等小说、戏剧或弹词《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等。桃花坞年画还创作了不少风俗画、吉庆寓意画、传说故事画。清代中后期，桃花坞年画吸收了西洋明暗透视画法，刊印了许多反帝的时事画，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年画中最为突出的作品。

桃花坞年画形式分门画、堂幅、挂屏，以及灯彩、香旗、糕点筐篮、茶食礼盒等。绘刻精丽，色彩对比强烈，浓艳眩目，鲜明活泼，通常喜用红、黄、蓝、绿、紫、灰、黑等七色，还有加金银色的，鲜明之中不失雅致。

山东潍县年画，明代已很著名，以清代中叶为最盛。潍县年画早期受杨柳青画风影响，后来自成体系。年画题材分吉利画、戏曲故事和神话传说三类，形式有大贡笺、方贡笺、小横匹、福字灯等。

潍县年画刻工精良，造型生动，线条粗壮，重用原色，画风也比较纯朴，其中以杨家埠年画最具特色(图24)。

图24 清·潍县年画“西厢记”

除了杨柳青、桃花坞、山东潍县，河北武强、河南朱仙镇、山西临汾、陕西凤翔、四川绵竹、福建泉州和漳州、广东佛山、安徽阜阳等地的年画制作也丽彩纷呈，各具特色，为点缀万紫千红的清代年画园地做出了贡献。

清代年画普及中国广大城乡地区，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除了传统的丰稔图(如“大庆丰年图”“瑞雪丰年”“春风得意”等)、耕织图(如“男十忙”“女十忙”等)、献瑞图(如“寿星图”“百子图”“合家欢乐”“莲生贵子”等)、娃娃仕女、门神(如神荼、郁垒、钟馗、秦琼、尉迟恭等)神码(年节敬神祭拜的偶像，如灶神、财神、福禄寿星、观音、关帝等)，举凡历史、现实和神话的一切题材都可以反映在画面上，上至明主访贤、昏君丧国、忠臣敢谏、清官爱民、烈士捐生、奸贼误国、恶吏贪赃、官逼民反、土豪欺人，下至英雄救难、游侠报恩、贤母教子、义女孝亲、男婚女嫁，甚至神佛度世、仙女救贫、林泉高士、爱国学者、名胜山水、奇草仙花，一应俱全；或赞扬，或批判，或言情，或讽刺，或鼓励，或鞭挞，寓褒贬于其中，俨然是一部民间生活的百科全书。年画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精忠全传》、《杨家府演义》、《红楼梦》等小说的情节和包公、彭公、施公之类的公案戏内容很多，《白蛇传》、《牛郎织女》之类的神话故事和一些劝善惩恶的民间传说也占相当比重。这些历史故事、文学故事、神话故事画成年画，贴在影壁、大门上，贴在屋壁、窗前、桌围、灯屏上，贴在米缸、粮囤、院墙、槽头上，既美化了环境，又给人们带来了红火、娱乐，并使人们在红火、娱乐当中受到传统的教育。因此，年画在乡土风味浓厚的民间村舍一直受欢迎，历久而不衰，并有回归城市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