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夏商周时期不仅用青铜来制作生产工具和武器，而且还用青铜大量制作奴隶主贵族生活中使用的器具。这些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的青铜器具，其功能不单是盛物用的容器，而且具有表示使用者身分等级的作用，即用以“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是贵族权力与地位的象征，是当时礼制的体现，即所谓“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所以称为礼器，又称为彝器。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是中国古代青铜器区别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古代青铜器的显著特点，也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本质的鲜明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古代夏商周文明的特点——宗法血缘关系发达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中国古代青铜冶铸技术高度发展则为青铜礼器十分发达提供了物质与技术基础。总之，这也有力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是没有根据的。

夏代，已经出现了青铜礼器。到了商代，尤其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已经发展成熟，主要器类已经具备，主要有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四大类。

食器中最主要的是鼎。青铜鼎是仿陶鼎而来，大多是圆腹、两耳、三足，少数是方形四足，或分裆袋足。鼎主要用于煮肉和盛肉，是古代华夏族最主要的食器，是祭祀、朝聘、宴飨、丧葬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用器，因此也就成为最重要的礼器。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据《左传·宣公三年》等古代文献记载，夏禹铸造了九鼎，从此九鼎成为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以后，“桀有乱德，鼎迁于商。”周灭商，成王又迁九鼎于洛邑(今洛阳)。春秋时期周定王元年(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于洛邑附近，定王派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庄王乘机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遭到了王孙满的有力驳斥：“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问鼎”故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青铜鼎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的青铜鼎。1939年安阳殷墟武官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母戊(司母戊)鼎，长方斗形腹，口沿上有两个直耳，腹下有四个圆柱足。腹部四周饰以兽面纹和夔〔kui葵〕纹，耳外侧饰以双虎食人头纹，足上部亦饰以兽面纹，并皆以云雷纹为地纹，神秘而繁缛。腹内壁铸有铭文“后母戊”三字，据此可知为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形体巨大，高达1.33米，口长1.10米，宽0.79米，1994年经中国历史博物馆科技部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进行标准计量，实测重量为832.84公斤，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制作精美，系用多块陶内范和外范拼合浇铸而成，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冶铸业的高水平和中国古代人民无以伦比的智慧与创造力。

商代食器中重要的还有簋〔gui鬼〕、鬲〔li利〕、甗〔yan演〕和豆等。簋是盛黍稷饭食的器具，也是重要的礼器，常常与鼎配合使用。商代中期已经有了青铜簋，其形状略似今天的大碗，一般是侈口、敛颈、圆鼓腹、下有圈足，有的腹部有两耳。商代晚期的青铜簋，有的表面装饰有精美繁缛的兽面纹或菱形格云雷纹和乳丁纹等。鬲，是商人日常生活中普遍使用的煮饭或盛饭的食器，大多为陶器。贵族也使用青铜制作，作为礼器使用。其形状是侈口，口上有两个立耳，敛颈，圆腹分裆，其特点是三足中空，称为款(袋)足；这样，受火面积大，易于炊煮。商代中期青铜鬲已经出现。甗，是蒸食用的食器，即蒸锅。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上部为甑〔zeng赠〕，底部有铜箅〔bi必〕或木箅，用以盛饭。商代中期已有青铜甗，大多是甑和鬲连为一体，一次铸成。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由三件甑及一件长方形鬲组成的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形体巨大，一次可蒸三种食物，十分罕见。豆，主要用以盛腌菜、肉酱等食物，上有圆盘，下为高柄。商代铜豆数量较少，商代晚期开始出现。

古代文献记载夏代仪狄或杜康(少康)作酒。根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发明了酒，已经出现了陶质酒器。酒是重要的饮料，系用粮食或水果发酵制成。酒的发明是人类物质生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酒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作用。古代文献记载商人酗酒，到了商纣王时，甚至于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考古发现，商代墓葬中普遍用酒器随葬，在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的酿酒作坊遗址。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商代的青铜酒器十分发达。主要有饮酒器爵、角、觚〔gu孤〕、觯〔zhi至〕、斝、觥〔gong工〕及盛酒器尊、卣〔you友〕、瓿〔bu部、又读pou掊〕、罍〔lei雷〕、方彝和壶等(图7)。爵，是古代饮酒器的共名。作为专名是指一种侈口、圆腹、前有出酒的流、后有尖圆的尾、口沿上靠流处大多有两个小柱、腹侧有手执之錾〔pan盼〕、腹下有三个扁棱足的饮酒器。有的无柱或单柱，或方腹四足，或有盖。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爵。安阳殷墟妇好墓，一座墓中就出土了40件青铜爵，其中一对大型的妇好爵，高达37.3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鸟纹及兽面纹。角，数量较少。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形状似爵，前后皆为尾而无流，无柱。安阳殷墟1022号墓曾出土一件牛角状的青铜角，有盖，口侧有一个贯耳，可以系带。斝，形状亦似爵而个大，圆口，有二柱，而无流及尾。也有的为方腹四足，或分裆三袋足。王国维《说斝》(《观堂集林》卷三)认为斝即《周礼》等古代文献所记之散。或认为斝是行裸〔guan贯〕礼时盛酒洒地以祭之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圆斝四件、方斝八件，其中最大的妇好方斝高达68.8厘米，腹部饰有精美的兽面纹。觚，高体，侈口，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也有方腹的。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经常与爵相配成组。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觚多达53件。觯，形状像今天的小瓶，商代晚期开始出现。一般为侈口、敛颈、椭圆腹、圈足，有盖。觥，椭圆形或长方形腹，前有流，后有鋬，下有圈足，上有盖。是饮酒器中最大的，而且制作十分精致，纹饰繁缛。《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郑玄注：“觥，罚爵也。”觥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觥八件。其中妇好觥二件成对，通高22厘米，通长28.4厘米。盖前端呈立雕虎头形，后端作鸮〔xiao肖〕头。器身前部饰浮雕的虎身，后部饰浮雕的鸮身。盖与器扣合在一起，则前视呈蹲坐的老虎形，后视则呈站立的鸮形，设计构思十分巧妙。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龙纹觥，器身呈牛角状，下有圈足，上有盖。觥首作昂起的龙头形，双角突出，牙齿外露，器腹饰龙纹及鼍〔tuo驼，扬子鳄〕纹，构思奇特。高18.8厘米，长24.1厘米。尊，既是盛酒器乃至礼器的共名，又专指一种重要的用于奉献的盛酒器，器型高大，纹饰精美，数量众多。尊在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鼎。尊的形状多为圆腹，圈足。有的大侈口，折肩；有的侈口，圆弧腹似觚。此外还有方腹的。另有一类尊，整体作成鸟兽形，有鸮、象、牛、羊等，称为鸟兽尊。商代中期青铜尊已经出现，商代晚期普遍应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尊十件，其中圆尊五件、方尊三件、鸮尊二件。传山东梁山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小臣俞犀尊，高24.5厘米，作站立的双角犀形，造型十分生动。卣，《诗经·大雅·江汉》：“釐〔xi西〕尔圭瓒〔zan赞〕，秬〔ju巨〕鬯〔chang唱〕一卣。”秬鬯是香酒，因此，卣是专门盛香酒用于祭祀的盛酒器。考古发现，卣在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并常与尊配合成组来使用。其形状大多是椭圆形腹，下有圈足，口上有盖。其特点是上有提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提梁卣两件成对，小口，细长颈，鼓腹，圈足。盖钮作立雕的鸟形，提梁两端作立雕的龙头形。颈、腹及圈足满饰兽面纹。高36.4厘米。此外，也有的卣整体做成鸟兽形。例如传湖南安化出土的商代晚期的虎食人卣，作成一只蹲踞的老虎形，两只前爪正抱持一人，张开大口，作欲吞食之状，寓意神秘。顶部有盖，上部有一个提梁，以便提携。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虎纹及龙纹等。高32.5厘米。瓿，或称甂〔pian篇〕。形状像今天的坛子，圆腹较矮，下有圈足，有的有盖。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青铜瓿三件。其中二件妇好瓿成对，有盖，腹饰兽面纹及夔纹，高34.2厘米。罍，大型盛酒器。《诗经·周南·卷耳》：“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其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特点是腹下部有一个可供穿系用以倾酒的鼻钮。商代中期青铜罍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方罍两件成对，直口，弧肩，深腹，平底。肩部有两个半圆耳，腹下部有一个鼻钮。有盖，盖钮呈屋顶形。肩部饰夔纹，腹部饰涡纹及三角形夔纹。高52.5厘米。彝，是青铜礼器的共名。方彝是专指一种长方体、下有圈足、上有盖、并且盖及盖钮呈屋顶形的盛酒器。大多通体饰有繁缛精美的纹饰。商代晚期开始出现。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彝五件。其中一件偶方彝，形似两件方彝联在一起，呈长方形。盖呈四阿式屋顶状，上有两钮亦呈屋顶状。器口作成伸出的梁头状，腹侧有两个附耳，底有圈足。通体饰兽面纹及鸟纹等。腹内底铸有铭文“妇好”二字。高60厘米，长88.2厘米。壶，大型盛酒器。《诗经·大雅·韩奕》：“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大多呈椭圆形，微侈口，长颈，鼓腹，圈足。颈部有两个贯耳，以便系绳提携。有盖。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妇好壶两件成对，通体饰有繁缛的兽面纹与夔纹。高达50.9厘米。此外，还出土方壶两件。

图7 商代青铜酒器

由于古代奴隶主贵族在行礼时必须洗手，以表示洁净虔诚；并且，如《礼记·内则》：“进盥，少者奉槃(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所以在青铜礼器中还有水器一类。商代水器主要有盉与盘(图8)。盉，是盛水以浇手的用器；亦可以往酒器爵等之中注水，以节(调和)酒之浓淡。形似今天的茶壶，多为圆腹，前有管状流，后有鋬，下有三足。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商代初期的青铜盉，流在顶部，腹下有三个锥形空足。商代晚期也有方腹四足的青铜盉。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商代王陵出土的铭文为“左”、“中”、“右”三个方盉，十分精美。盘，用以承接盥洗后之弃水。商代中期已经出现。商代的青铜盘多为圆形，浅腹，高圈足。有的盘口沿装饰有立鸟。盘底多饰有龙纹、龟纹和鱼纹。

图8 商代青铜水器

中国古代对乐十分重视，认为乐是谐和的，是宇宙谐和规律的体现。古代贵族在行礼时，一般要奏乐来配合，以便使礼得到充分的体现，并显得文质彬彬。所以广义的礼器中还包括乐器一类。商代的青铜乐器主要是铙、铃和鼓(图9)。铙，是一种敲击乐器，使用时口朝上，执柄而击。安阳殷墟出土的，个小，三个或五个一组。南方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出土者，形体巨大，要竖立在木柱上来使用。1983年湖南宁乡月山铺出土的商代晚期的大铜铙，高103.5厘米，重达221.5公斤。铃，是目前发现的出现时代最早的青铜乐器。1962年偃师二里头出土了商代早期的青铜铃，顶部有小钮，侧面有单翼，高9.4厘米。鼓，一般为木质，安阳殷墟大墓中曾发现蟒皮面木鼓的遗痕。青铜鼓的形制仿木鼓，发现很少。1977年湖北崇阳出土一件商代晚期横置式青铜鼓，鼓面铸出类似鳄鱼皮的纹饰，高75.5厘米，鼓面直径39.2厘米。

图9 商代青铜乐器

由于青铜礼器意义重大，因而制作工艺考究，不仅造型凝重，而且表面还饰有繁缛的纹饰。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是古代人民劳动与智慧的结晶。商代，尤其是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大多以细密的云雷纹作为地纹，再在上面施以凸出于器表的兽面纹(图10)、龙纹、夔纹、凤鸟纹、蝉纹等主题纹饰。这些纹饰的母题大多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秘动物，与器形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庄严肃穆乃至森严可怖的气氛，从而更加强了青铜礼器的社会功能，并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兽面纹(或称饕餮〔taotie滔铁去声〕)最为常见。古代文献记载，饕餮是一种凶兽，“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吕氏春秋·先识览》)。或认为饕餮是古代一种凶残的人。“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饕餮纹的特点是突出表现头部，许多没有身躯；而有身躯的，则将身躯对称地展开于头部两侧。尤其是双目很大，又突出于面部之上，巨睛凝视，令人望而生畏。龙是古代华夏族神话传说中的一种奇异的动物。1987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用蚌壳摆砌的龙，距今已有6000年。今天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夔，如龙一足。大多作侧视之形。凤鸟则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鸟王，有华丽的冠及尾羽。

图10 青铜器兽面纹

由于青铜礼器用于祭告祖先等重大典礼，所以从商代开始在青铜礼器上铸上了文字。一般称之为青铜器铭文，又称为金文。或称为彝器款识、钟鼎文。商周金文数量众多，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统计，有铭文的青铜器达12000件以上。据容庚《金文编》，金文单字约有3700字，已识者约为2400字。金文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文字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商代金文比较简短，一般一件器物上只有几个字。内容大多是标明礼器制作者的族氏以及被祭祖先在宗庙里的称号(庙号)。例如：“(子)父乙”。“子”是作器者的族氏。古代文献记载，商族子姓。“父乙”是被祭者(其父)的庙号。总之，这是表示这件青铜礼器是子族祭祀父乙时的用器。到了商代末期开始出现了较长的记事性铭文。例如前述的小臣俞犀尊，内底有铭文27字：“丁子(巳)，王省夔(上人下且)，王易(赐)小臣俞夔贝。惟王来正(征)人方，惟王十祀又五，肜〔rong绒〕日。”铭文大意是，丁巳那天，商王巡视夔地，用夔地的贝赏赐给小臣俞。这是在商王(帝乙)十五年征伐人(夷)方举行肜祭的时候。铭文所记帝乙(纣的父亲)十五年征伐夷方的史实，可与甲骨文的有关卜辞联系起来，为研究商人与东夷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商代晚期金文书体的特点是笔道刚劲有力，首尾出锋，波磔〔zhe折〕明显，被称为波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