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四书”儒学的基础教材 第一节 “四书”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

“五经”是专业性很强的儒学高等教材。汉代古文经学家研究“五经”注重名物、词语的解释,意在探讨“三代”的典章制度。到了宋代,学者们的兴趣转向“义理”,也就是经书里的根本道理。这一派学者把儒家倡导的封建伦理准则加以抽象化、哲学化,看作先天地而存在的永恒的“天理”,简称为“理”。他们认为读经的目的就在于明“理”,读经不明“理”,就算白读。所以宋代的儒学叫做“理学”。

理学创始于北宋学者周敦颐。著名的代表人物有程灏〔hao 号〕、程颐兄弟俩,世称“二程”。而集大成者则是南宋的朱熹。理学家们认为:要探究经书中的“理”,首先要明白“圣人本意”。程颐说:“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本意与圣人所用之心。”因此《论语》、《孟子》以及相传为孔子弟子曾参作的《大学》和孔子的孙子子思所作的《中庸》,就成了探究“圣人本意”的最直接的材料。朱熹曾经说:“今欲直得圣人本意不差,未须理会经,先于《论语》、《孟子》中专意看他。”又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并见《朱子语类》)对于《中庸》,朱熹说:“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见《中庸章句序》)。于是朱熹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把这四种材料汇刻为一套丛书,叫《四书章句集注》。这就是“四书”的来历。

“四书”的编订不是偶然的。在汉代,儿童读完识字课本以后就要读《论语》。而且据赵歧《孟子题辞》说:“孝文皇帝欲广文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可见《论》、《孟》在汉代虽未列入经书,但地位已经在其他子书之上。《中庸》也是从汉代起就被重视。《汉书·艺文志》载有《中庸说》两篇,可见已经单独研究。到了唐代,《大学》和《中庸》受到“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的推崇,把它们和《论》、《孟》并列。到北宋,程颐则更进一步,把这四种材料作为基本教材来教育门生。所以“四书”的产生是有悠远的历史根源的。

朱熹编辑“四书”的根本用意,正如他在《大学章句序》里说的: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宋德隆盛,治教休明。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而又为之次其简编,发其归趣,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圣经贤传之精,粲然复明于世。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闻焉。顾其为书犹颇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辑之,间亦窃附己意,补其阙略,以俟后之君子。极知僭逾,无所逃罪,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则未必无小补云。

这一篇对《大学章句》的议论,实际上也可以看成朱熹对他编《四书集注》整个工作的议论。总的说他是要对“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实际就是为加强封建伦理教育,巩固封建宗法制度)有所贡献才这么做的。因此,“四书”从南宋问世以后到清朝末年这800年间,在中国青年人的基础教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元仁宗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规定科举考试不但要以“四书”的文句命题,而且答卷也要一以朱注为准。而朱熹也就被尊为“朱子”,配祀孔庙。

“四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基础教育的文化课本和政治课本。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得这样久,是和封建王朝广泛推行以“忠君孝亲”为核心的“四书”教育密不可分的。正由于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如此深远,所以无论在教育史上,还是在文化史、政治思想史上,“四书”都给我们留下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