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石经——刻在石碑上的法定经文 第三节 唐石经和蜀石经

这两部石经时代相距不远,而且底本有继承关系,所以放在一起介绍。

唐石经 通称“开成石经”。唐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始刻,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完成。这部石经是郑覃向文宗建议刊立的。《旧唐书·郑覃传》说:

(文宗大和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长于经学,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从容奏曰:“经籍讹谬,博士相沿,难为改正。请召宿儒奥学,校定六籍,准后汉故事,勒石于太学,永代作则,以正其阙。”从之。

唐石经共刻《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这九种“大经”(也有称“九经”的),再加《孝经》、《论语》、《尔雅》这三种“小经”,共12种经书(也有称“十二经”的)。此外还附刻了张参的《五经文字》和唐玄度的《九经字样》,以为应试者的文字规范。

石经建立在长安的太学里,共227块碑石,书丹的人有艾居晦、陈玠等,字体除诸经标题用隶书外,经文一律用楷书。至今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里。

唐石经也有称“雍石经”的,“雍”指雍州,是古代“九州”之一,包括今天陕西、甘肃一带。长安在古雍州范围之内,故称。

但是西安的唐石经到了清代又先后多出《孟子》七篇和《大学》、《中庸》两篇来。那是清朝人为了凑足“十三经”和“四书”之数而外加的,并非唐石经原物。其实,《孟子》在唐时尚未列入经书,唐代也没有“十三经”与“四书”之说。而《大学》、《中庸》两篇,《礼记》中已刻,完全是重复。所以清人补经根本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对此,前人已有批评。清人王昶《金石萃编》说:

十二经无《孟子》者,唐时《孟子》之书,侪于诸子,不得列于大小经之数。故陆德明《经典释文》有老庄而遗《孟子》。此刻亦其例耳。本朝贾汉复巡抚陕西时补刻《孟子》七篇。文字疏庸,固不待辨,且以厕入唐十二经,亦未考当时之制矣。

蜀石经 通称“广政石经”。五代十国时蜀后主(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年)始刻,到宋代统一之后,在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才最后完成,前后历时186年。石经立在成都学宫。所以后人有称“成都石经”或“益都石经”的,也有称“孟蜀石经”或“后蜀石经”的。

蜀石经是蜀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的。《十国春秋》记载此事说:

毋昭裔,河中龙门人,后主时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好藏书,酷嗜古文,精经术。尝案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昭等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

这里所说“雍都旧本”,指的就是唐石经。换句话说,蜀石经是根据唐石经刊刻的。不过和唐石经并不全同。最大的区别是唐石经只刻经文,蜀石经兼刻注解。因此,大体上可以说蜀石经是唐石经的增注本。书丹者有张德昭、杨均、孙逢吉等多人。

蜀石经在宋统一之前刻了《论语》、《尔雅》、《孝经》和《周易》、《毛诗》、《尚书》、《周礼》、《仪礼》、《礼记》,还有《春秋左氏传》的前17卷。入宋以后,到宋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春秋左氏传》30卷刻完,并刊刻了《公羊》、《穀梁》二传。到徽宗时代,《孟子》已升为经,于是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四川地方官员又在蜀石经里补刻了《孟子》,次年刻成,遂比唐12经又多一经。碑石有千余块。其实,宋人仿北宋“嘉祐石经”给蜀石经补刻《孟子》也是蛇足之举,正如清人给唐石经补刻《孟子》一样,同样是“亦未考当时之制矣”!

蜀石经在南宋时还基本完好,它被毁于元初蒙古军队入川之乱。1941年成都拆南城时,曾出土蜀石经残碑两块,一为《尚书》,一为《毛诗》,现均存成都四川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