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把有才华的青少年称为千里驹，意即他们的前途无量，他们的才华足以使他们奔驰千里，去追求那美好的明天。中国古代又有个伯乐相马的故事，说春秋时期有个善于相马的能人，名叫孙阳，又名伯乐。有一天，伯乐乘车路过一个叫虞坂(今山西平陆一带)的地方，见到有一匹外表并不怎么起眼的马，伏在一辆盐车之下。它一见伯乐，就咻咻长鸣。伯乐认出这是一匹千里良驹，为它仅仅被用来拉盐车而惋惜，竟下车为之哭泣起来。这个故事实际是以伯乐与千里驹的关系来比喻人际关系，意即一个有才华的人，并非人人都能赏识，必须遇到个慧眼识英雄的人，才会把他从人群之中识别出来，加以提拔重用。如果千里驹遇不上伯乐，就像有才华的人遇不上能识别人才的人，那也可能会长期埋没，甚至在不得志的忧愤中默默地死去。千里驹遇伯乐的故事，看起来似乎有点机会主义的味道，即强调了人的机缘，忽略了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可是，事实上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机缘对于一个人的能否成才确是有一定关系的。正确的做法是个人既要不断努力，使自己具备成才的基本条件，同时也要恰如其分地向人表露自己的能力，为群众做点好事，以便于遇上能从人群中识别出自己而加以提拔重用的人。

中国历史上千里驹遇伯乐的实际例子，最为人所熟悉的是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韩信年轻时家里很穷，经常连饭也吃不上，只好东求西告地向人讨吃。有个在河边漂洗绵絮的老婆婆，认定韩信是个落难公子，将来定会有出息，经常拿饭给他吃。但是在韩信的出路问题上，老婆婆帮不上忙。而另有一个无赖汉，却不断地来欺侮韩信，叫韩信从他的裤裆底下爬过去，以此取乐。事实上韩信胸怀大志，并且还有一身的本领，只是生不逢时，没有人赏识他，一时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已。项梁起兵的时候，韩信带着自己仅有的一把宝剑去投奔，当了一名小卒。项梁战死后，韩信又跟着项羽做了郎中。他屡次向项羽献计献策，既为项羽着想，也希望自己能得到重用。可是项羽根本没有识别人才的能力，并没有重用他。韩信一气之下，投奔了刘邦。可是刘邦也不是伯乐，识别不了韩信这匹千里驹，他只是叫韩信做了个治粟都尉，负责经办粮草。刘邦手下的萧何却是个能够认识千里驹的伯乐。他与韩信谈过几次话以后，就认定韩信是位将才。当韩信由于得不到刘邦的重用而愤然离去的时候，萧何乘着月色连夜追赶，终于把韩信追了回来，并向刘邦再三推荐，使韩信终于被拜为大将，在楚汉之争中立了大功，帮助刘邦建立起了汉朝。青年韩信胸有韬略，这是他足以成才的内在因素，是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而他的真正成才，则靠了萧何慧眼识英雄，把他从治粟都尉这个普通的职位中识别出来，并建议刘邦加以重用这个机缘。

东汉时期的班固能够修成《汉书》，有赖于汉明帝对他的赏识。班固自幼聪明，九岁就能写文章、诵诗赋。长大后被送到京师洛阳入太学读书，由于他刻苦用功，很快就成为一位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的青年学者。23岁那年，班固的父亲班彪去世。班固为了继承父亲正在编修《史记后传》的事业，接着在家编修，结果被人告发私作国史而下狱。幸亏他的弟弟班超到皇帝跟前伏阙上书，才得以释放。当时汉明帝无意中读了几篇从班固家中没收来的史书初稿，竟被吸引住了。他发现班固确实是个编修史书的人才，就决定任命其为兰台令史，令其一面点校皇家收藏的秘籍，一面继续编修国史。班固从27岁起，正式从事编修史书的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完成了不朽巨著《汉书》。如果不是得到汉明帝的赏识，令班固以史官的身份公开编修史书，那么，一则他在家偷偷摸摸地私作国史未必能最终写成，二则在他被捕下狱、书稿被没收以后，也就根本无法再继续编修了。班固的机缘是汉明帝偶尔亲自阅读了他的书稿，从而得到赏识，得以荣膺编修国史的重任。由此可见，班固有编修史书的能力是他成才的内因，而得到汉明帝赏识是他成才的外因。内因与外因相结合，他才有了成才的可能。

三国时期蜀汉的蒋琬，官至丞相，在诸葛亮死后支撑残局多年，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他是在得到诸葛亮的赏识后才能够出人头地的。原来，青年时代的蒋琬早就在刘备手下做事，因为刘备没有发现他是个人才，在入蜀之前，只让他做个缮写文书的小吏。入蜀之后，虽然政权初建，到处都需要人才，但是刘备也只是任命蒋琬为小小的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令。胸怀大志的蒋琬，当然不会满足于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县里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用个把时辰就能全部办完，空闲的时间他就喝酒解闷，等待着施展抱负的机会。有一次，刘备因事到广都去，看到蒋琬不但不来迎接他，竟喝醉了酒在家里睡大觉，就不由得龙颜大怒，下令要把蒋琬处以死刑。后来经人说情，虽然免除死罪，但是还是被撤掉了县令的官职。可是诸葛亮具有伯乐的眼力，他认定蒋琬是匹千里良驹，重新把蒋琬提拔起来做官，担任尚书郎和东曹掾的职务。后来当诸葛亮自己出师北伐之际，还进一步重用蒋琬，任命他和张裔一起担任代理丞相的职务。从此，蒋琬这匹千里良驹终于有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他尽心竭力地在后方筹集粮草，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解除了诸葛亮的后顾之忧，使他能竭尽全力在战场上与老对手司马懿斗智斗勇。当诸葛亮感到自己年老力衰，将要不久于人世的时候，他多次上书后主刘禅，建议在自己死后由蒋琬接替他的职位，所以后来蒋琬终于成了支撑蜀汉政局的出色人物。要是没有诸葛亮这位伯乐，识别出蒋琬是匹千里良驹，则蒋琬可能永无作为。由此可见，蒋琬自己的才干是他能够成才的内因，而诸葛亮对他的赏识则是蒋琬得以成才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外因。

东晋十六国前秦的王猛，因为秦王苻坚赏识他的能力，才做到辅国将军职位的，王猛年轻时家里很穷，靠卖畚箕〔ben ji本机〕维持生活。他人穷志不短，刻苦学习，广读兵书，希望将来能做一名将军，可是没有人能赏识王猛。人们总以为这个破衣烂衫满身虱子卖畚箕的小伙子，只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一年，东晋的大将桓温带兵北伐，到了关中，屯兵霸上。王猛认为出头的机会来了，就去拜见桓温。他见了桓温，一面捉着身上的虱子，一面侃侃而谈，分析当时的形势，表示自己对政局的看法。然而桓温并非伯乐，他对这个古怪的青年人的谈论将信将疑，认不清在自己面前的是一匹千里良驹，正在那里咻咻长鸣。他听完王猛的谈话以后，没有收留贤才的意思，而是把王猛打发走了。后来桓温班师南归时，虽然曾经打算把王猛带走，可是王猛已经认清了桓温的真面目，认为他不是自己所应投靠的人，所以没有跟着走，而是依旧留下来卖他的畚箕，等待着真正赏识他的人。秦王苻坚听人介绍了王猛的情况以后，认为这是一颗被埋没在草丛中的珍珠，赶快派人去把王猛请来面谈。这一次，情况不同了，王猛侃侃而谈，苻坚侧耳静听，还一边听，一边不断地点头表示赞同。一席话使苻坚认定王猛是匹千里良驹，立刻决定予以重用。先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不久提升为中书令兼京兆尹，后来又派他做吏部尚书，拜为辅国将军。一年之中，把王猛的官职提升了五次，那年王猛才36岁。从此，王猛脱去了长满虱子的破衣烂衫，扔下了他赖以糊口的畚箕，帮助苻坚大刀阔斧地革新政治，尽其所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前秦拥有了王猛这样的人才，国势从此蒸蒸日上，很快成了北方的一个强国。

南宋初年富有改革精神的学者汪应辰，如果没有被他家乡玉山县(今江西玉山)的县尉喻樗〔chu出〕发现是个英才少年，决成就不了他后来的一番事业。汪应辰是信州玉山人，自幼凝重老练，五岁就知道用功读书，与人应对常常出语惊人，并且多识奇字，为人们所称道。他父亲是玉山县衙的弓箭手，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多少文化修养，家里又很穷，晚上买不起灯油照明。汪应辰想多读点书，只好自己上山去拾些干枯的树枝来，晚上点燃了当作灯火照着读书。他在家乡私塾里读了两年以后，塾师已没有能力再教他，而他的家庭实在无力供他到县学里去读书。当时正巧有位叫喻樗的学问家被派到玉山县任县尉。他到任后，发现玉山县很闭塞，文化落后，于是就大力扩充县学，培养人才。他听说县衙有个弓箭手的儿子叫汪应辰，是个勤奋好学的孩子，就叫去当面考试。一见面，喻樗见汪应辰英俊而有灵气，十分高兴，就出了个“马蹄踏破青青草”的上联，叫汪应辰对个下联。汪应辰立即脱口而出：“龙爪拿开白白云”。小小的孩子一出口居然就是象征皇帝的龙，使喻樗感到十分惊异，认定汪应辰长大了必定是国家栋梁，就留他在县学里读书，免收学费，还供给食宿。过了两年，还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他。汪应辰18岁那年，喻樗叫他到京城临安(今杭州市)去参加进士考试。汪应辰在试卷中提出了“为治之要，应以至诚为本”的名言，使宋高宗看了大受感动，御笔亲点他为头名状元。从此，玉山县弓箭手的儿子一步登天，成了全国闻名的新科状元，开始走上了做官的道路。后来汪应辰先后做过吏部郎官、秘书少监、代理吏部尚书等官，还被派到四川去做制置使兼成都知府，最高官职一直做到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读学士。他每到一处，都要进行澄清吏治、节省开支的改革，颇得人心。后来汪应辰受到奸臣排挤，被贬官。他回到家乡，开馆授徒，为发展家乡的文化教育贡献力量。人们对汪应辰的成长深有感慨地说：一个弓箭手的儿子，如果没有县尉兼岳父喻樗的大力提携，是决不能出人头地的。当然，他自己的刻苦努力，也是他能成才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讲了许多千里驹遇伯乐的故事，最后仍然要回过头来强调一下前面说过的话，这就是：千里驹首先必须自己具有能千里奔驰的能力，这是依靠自己努力刻苦锻炼而成的，这是内因。伯乐相马，把千里驹从普通的马群中识别出来，使之得以受到重用，撒蹄奔腾，这是机缘，只是一种外因。一匹货真价实的千里驹，一时遇不上伯乐，甚至一辈子遇不上伯乐，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大多数出类拔萃的千里驹，早晚总会有伯乐赏识，把它挑选出来，使之能千里奔驰的。一匹又懒又笨的驽马，是决不可能遇到伯乐式的人物，硬是把它拉来充当千里驹的，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千里奔驰的能力，最后必然会倒毙在路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