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清代的诗 第二节 清中叶诗歌
清中叶(乾隆、嘉庆时代)是清王朝稳定发展的时期，学术上形成“乾嘉学派”，在考订、整理古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伟大的小说《红楼梦》。诗歌创作也有不小的成绩，是诗人辈出的时代。
这里应该提一笔乾隆皇帝，因为他喜欢到处题诗，所谓“乾隆遗风”大家都熟悉。他曾说“平生结习最于诗”，最推崇杜甫，是个热烈的诗歌爱好者。晚年自称平生赋诗四万多首，仅就数量说，他可能是中国“第一”诗人。他的许多诗摆皇帝架子，无甚特色，因此文学史上从没有人提到他。其实，他有一部分诗是写得挺不错的。我们从他的《过蒙古诸部落》中选几首读一下。其一：
儿童骑马寻亡牯，只在东沟西谷边。
这是一幅黄昏牧归图，熟悉牧区生活的人都知道儿童骑马寻牛是常事，并且凭经验总能把牛找回来。其二：
忽落轻莎翻得意，揶揄学父舞天魔。
小儿骑骆驼，嘴里吃着乳饼，高兴得不得了。有时偶而掉下来落在软草上，他就势顽皮地学着父亲跳起天魔舞(蒙古舞名)来。写得活泼可爱，恰似一幅牧民风俗画。其三：
折杨共炙倾浑脱，醉趁孤鸿马上飞。
猎罢归来，升起篝火烤鲜肥的鹿肉，拿出皮制酒囊(浑脱)尽情一醉，然后翻身上马追逐孤鸿飞驰而去。这就把勇壮剽悍的蒙古民族性格和其特有的生活方式活画出来了。诗中散发出浓郁的草原气息，这是那些文弱书生写不出来的。
沈德潜(公元1673—1769年)是乾隆年间影响较大的诗人。他字确士，号归愚，苏州人。他主张写古诗要以汉魏为准，写近体诗要以唐诗为准。他倡导“格调说”，即诗的内容要“温柔敦厚”，作诗要讲求格律、声调。按他的标准，他曾编选过《古诗源》、《唐诗别裁》等几部书，直到今天仍在印行。他在朝做官时和乾隆皇帝关系密切，是诗友。退休后，乾隆路过苏州时还召见过他。沈德潜有些小诗写得很新巧，如《过许州》：
行人便觉须眉绿，一路蝉声过许州。
许州即今河南许昌。这样的夏景常见：池塘里流着清水(决决，流水声)，垂柳罨覆着平野。到处一片翠绿，满眼都是生机，使人觉得仿佛胡须眉毛都被染绿了，一路蝉声伴你走过许州。这下联想象新奇，不落陈套，令人觉得新鲜而又贴切。他的五绝《晚晴》也颇有新意：
时见叱牛翁，一犁带残雨。
乌云拉开空隙透出夕阳，仍有稀稀落落的雨点落在地上，可见是一场小雨。老农仍在喝牛耕田，犁铧上仍带着残留的雨滴。这一首也是下联写得形象。沈德潜影响大的是他的诗说和他编的历代诗别裁集，自己没有特别有名的诗传世。
提起郑板桥几乎人人皆知，他以绘画和书法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一名诗人。他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从不标榜什么派别，写诗从不装模作样，有话就说，直抒胸臆，憎爱分明，人们很爱读。我们先读他一首题画诗：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这是他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题在一幅画上的诗。他出身贫苦，做官不忘民间疾苦，也是难能可贵的。他的另一首《题竹石画》诗也被人们喜爱：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这是用劲竹顽强的生命力比喻人的顽强精神，既是勉励世人，也是勉励自己。他曾自称“不仙不佛不圣贤，笔墨之外有主张”。他的画怪，字怪，诗也别具一格，怪得可爱。
袁枚、蒋士铨、赵翼并称“乾隆三大家”，其中袁枚知名度最高。袁枚(公元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人。年轻时中过进士，入过翰林，当过县令，33岁便辞官归家，终其一生都以诗文自娱，是个典型的文人。在沈德潜提倡格调说的同时，袁枚提倡“性灵说”。所谓性灵，就是真性情，真感受，或者说是“赤子之心”。他反对模仿，认为模仿的作品虚假，只有真实才有生命。他曾说：“蛟龙生气尽，不如鼠横行。”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只是他没有认识到丰富的生活阅历的重要，使他的理论瘸了一条腿。他的七古《独秀峰》写得很有意味：
桂林山水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
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水来眼前。
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
前六句描摹独秀峰的孤立状态，平淡无奇，突然笔锋一转由山峰说到做人：为人正直有时可能会被孤立，这也同独秀峰一样，有独秀之美，不必为此烦恼。由于有这最后两句全诗就耐人寻味了。再看他的《马嵬》诗之一首：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人们读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都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生离死别叹惋不止。袁枚认为社会上像杜甫《石壕吏》所写的那种家破人亡的悲剧无时无地不有，那要比李、杨的悲剧凄惨得多。这个翻案文章作得多好！诗人和一般人唱反调，一细想，这个反调唱得有理，启人深思。袁枚的生活内容就是写诗作文，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
他作诗态度极为认真，到了老年仍像年轻女孩梳妆打扮一样，自己未修改满意之前从不示人。这是对读者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有人吹嘘自己写诗作文文不加点一稿成，表示自己文思敏捷，读了袁枚这首诗应该感到惭愧。袁枚诗佳作不少，但没有历史上一流诗人那类大作，这是为什么？他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所谓“灵犀”，就是他说的“性灵”，或者说是灵感，这他不缺乏；但他缺乏生活——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写不出大作。他写的《随园诗话》有许多很好的见解，至今广为流传，相比之下他的诗作就逊色了。
和袁枚同时又有翁方纲提出新理论——“肌理说”。他所说的“肌理”，就是道理和文辞，也就是学问。这种主张导致后来形式主义诗风的发展。
比袁枚略晚些出现一位著名诗人黄景仁(公元1749—1783年)。他字仲则，江苏武进人。家贫好学，怀才不遇，35岁便死去了。他的好些诗在其生前就广被传诵。如《癸巳除夕偶成》一诗至今仍常被人们引用：
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
漏，是古代的计时器。除夕之夜，在千家万户欢声笑语中时间慢慢逝去。诗人孤独寂寞地一人站在市桥之上，仰望星空陷入沉思。他感到可见的现实之外，似乎酝酿着某种危机正在暗暗向社会袭来，而沉浸在节日欢乐中的人们尚未觉察。这首诗作于1773年，当时正是所谓“乾隆盛世”，过了这个“盛世”，清王朝就急剧走下坡路了。作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居安思危，这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可贵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