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古代的图书保护 第一节 材料整治

图书保护的本质,既然是保护制作图书的材料,或者说是保护图书文字的载体,所以中国人很早以前便锲而不舍地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竹简时,人们便整治竹简,使之防朽蠹;当图书制作普遍采用纸张时,人们又想方设法加工纸张,使之防霉避蠹;当图书已被虫蛀鼠啮或霉烂破损时,人们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维修手法,使之整旧如新。可见图书保护只能是针对不同的制作材料而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

《墨子·明鬼篇》中说:“古者圣王必以鬼神为,其务鬼神厚矣。又恐后世子孙不能知也,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咸恐其腐蠹绝灭,后世子孙不得而记,故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以重之。”这是说古圣贤王是很敬信鬼神的,对鬼神的祭祀也是很虔诚的。恐怕后世子孙不懂这些道理,所以要将这种事情书写在竹简、缣帛上,以传告给后世子孙。可是又担心竹简、缣帛都容易腐朽或被虫蛀而灭绝,后世子孙无从知晓,于是又将祭祀鬼神这种事磨刻在盘盂器皿上,雕刻在金属、石头上,以表示对此类事情的郑重。墨子其人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距今已有2300多年。也就是说2300多年以前的墨子已经发现了竹、帛易朽蠹的弱点,所以改换文字载体而“琢之盘盂,镂之金石”。但盘盂也好,金石也罢,容纳文字均很有限。稍长一点的文章,就只好著之竹帛。可竹帛较之金石又确实是易朽蠹,难以传诸久远。怎么办呢?经过长期的实践,至西汉便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总结性的全面回答。西汉成帝时,刘向受命校理国家藏书,对书写材料的竹简整治有过精到的议论。他说:“杀青者,直至竹作简书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简者,皆于火上炙干之……以火炙简,令汗去其青,易书复不蠹,谓之杀青,亦曰汗简。”还说:“汗者,去其竹汁;杀青者,去其青皮。”(见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十一》)这就是说,以竹作简,充任书籍的制作材料,其防治朽蠹,最晚到西汉已经有了系统的整治方法。远比墨子时只知道它易腐蠹,不知整治而改换金石盘盂的做法显然是大有进步了。新竹,含有水分,且带有青皮。破竹为简后直接利用,不但难以吃墨书写,而且青竹潮湿,写好编连便卷起收藏,极易生虫被蛀,最后腐朽。所以凡做简之竹,必先去掉它的青皮,再于火上炙干它的水分。条条竹简没有青皮,又没有了水分,刮削出的平面新且干,写起字来极易吸墨。这就是刘向所说的“易书”。由于简已去掉了青皮,又烤干了水分,也就是经过了杀青去汗,生虫被蛀的条件没了,朽蠹也就不会发生了。这就是刘向所说的“复不蠹”。既易书,又不蠹,真是一举两得。这可以视为我国以竹简作为书籍制作材料时期的图书保护。大约到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已经有了手写纸书出现。到东汉蔡伦拓宽造纸原料,改进造纸工艺,提高造纸质量之后,纸书日渐普及。迭经三国、西晋,直至桓玄帝下令废简用纸,纸张正式取代了行用很长时间的竹简、木牍,而成为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

纸张充任书籍主要的制作材料,为书籍生产的广泛普及提供了先决条件。但纸张比起竹简更难保护。它不但易破损,而且易霉易烂,易生虫被蛀。如何防止破损、维修破损,如何防潮防霉,防虫避蠹,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中国人向有继承、发扬优良传统的作风。以竹简制作书籍而图书保护重在材料整治的传统,到纸书盛行以后人们仍然移植发扬,转而对书写、印刷书籍的纸张加以整治,使之防虫避霉,防止书籍老化,延长书籍寿命。归纳起来,古人对纸的整治主要有染潢、涂布、砑光几大工艺。这几大工艺的相互配合,就能使书籍延年益寿,久传世间。

(1) 染纸入潢

纸张染潢并不光是为了满足颜色要求。中国古时讲阴阳五行,五行对五位,五位对五方,五方对五色,最后推算出当崇尚黄色。所以古代中国的皇帝、皇室、皇宫,穿的衣服尚黄,用的器具尚黄,住的宫殿也尚黄,使用的纸张也尚黄。染出黄色纸张并不是什么难事,但能不能在染黄的同时,使之能防虫避蠹,并开卷书香呢?事实证明,中国人早就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早在汉魏时,人们就知道了用黄檗〔bo〕染纸可以一举三得的方法。黄檗,又叫黄柏,北京人又称它叫黄木,主要产于四川。属芸香科,落叶乔木,高可长到十一二米。其茎部的内皮呈黄色,可作染料;也是中药,具有医治泄痢、血痢、口疮、目热赤痛等;含有生物碱,主要是黄连素性质的小檗碱,具有杀虫卵的效用。这种东西的汁液,嗅者清香;尝者味苦;目者呈黄。清香令人开卷爽神;味苦防虫蛀鼠啮;黄色悦目并符合中国尚黄的习俗。用这种东西处治纸张,制作书籍,可谓一举三得。故公元二世纪的刘熙在其《释名》中释“潢”字,便说它是染纸的意思了。可见刘熙以前人们就懂得用黄檗汁染纸了。东汉炼丹术士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也有“若染为黄兮,似蓝成绿”的记载。东晋葛洪(公元281—341年)在其《抱朴子》中也谈到了用黄檗汁染纸,并亲自试用这种汁浸染麻纸获得成功,并很快被广泛采用。西晋陆云(公元262—303年)的《陆士龙集》卷八收有一篇《与兄平原书》。在这封信里陆云对他哥哥说:“前集兄文为十二卷,适讫十一当潢之。”其意是陆云劝他哥哥写文章用纸要染潢,以防虫蛀。与陆氏同时代的荀勖(公元289年卒)在其《上穆天子书序》中亦说:“谨以二尺黄纸写上。”也是经过染潢的纸。王羲之、王献之写字,据宋米芾〔fu扶〕《书史》著录,也多是经过入潢的麻纸。

由东汉至南北朝,人们积累了三四百年入潢染纸的经验,至北魏贾思勰写《齐民要术》便有了极为科学的描述。他说:“凡打纸欲生,生则坚厚,特宜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不宜太深,深则年久色暗也。入浸檗熟,即弃滓,直用纯汁,费而无益。檗熟后漉滓捣而煮之,布囊压讫,复捣煮之。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者,其省四倍,又弥明净。写书,经夏然后入潢,缝不绽解。其新写者,须以熨斗缝缝熨而潢之,不尔,入则零落矣。”(《齐民要术·杂说第三十》)他这段话说了几层意思:一是说打纸(即砑光)要用生纸。原因是生纸发泡发松,极易吸水而且向四周洇染,特别适宜入潢。入潢的程度以灭去纸白为宜,不宜染色太深,太深了则年久纸色便变得黑暗。写完书要经过夏天潮湿的考验,然后再入潢。这样纸与纸相粘连的纸缝就不至于绽开脱落。若是刚写完的书便入潢,则必先用熨斗将粘连的纸缝熨平粘牢,否则一入潢着湿,纸缝就要脱落。蒸煮黄檗内皮,也不要煮一遍,只取用纯汁,便将渣滓扔掉。而是在头遍取汁过程中滤出渣滓捣碎再煮,然后放在纱布上包好和压挤,令其再出汁。而后再捣再煮再压挤出汁。凡三捣三煮,添和纯汁一并使用,便可节省四倍。而且纸张还显得越发明净。这种细微的描述,科学的论断,不借鉴前人经验不行,不亲自动手,躬身实践也不行。可见至南北朝时,我国的染纸入潢技术已臻炉火纯青,图书保护又跨入了一个新阶段。

入唐之后,染黄技术更加普遍,更加提高。《唐六典》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49年),在弘文馆置“熟纸装潢匠九人”;秘书省皇朝所定“熟纸匠、装潢匠各十人”。还规定一些官府文书、宗教经典皆须用黄纸。《文房四谱》卷四说:“贞观中始用黄纸写敕制。高帝上元二年诏曰:‘诏敕施行,既为永式,此用白纸,多有虫蠹。宜令今后尚书省颁下诸州并宜用黄纸。’”《洞天清禄集》说:“硬黄纸唐人用以书经,染以黄檗,取其避蠹。”所有这些记载,都说明到唐代染纸入潢不但极为普遍,而且已经成为诏立的制度,可见那时对图书保护是何等的重视。难怪从敦煌藏经洞出来的大量唐人写经,很多完整无损。黄纸黑字,庄重肃穆。其纸摸之较厚,抖之有声,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千阅寒暑,纸质未变。此后迭经宋元明清,染纸入潢,防虫避蠹,始终没有间断。明代的高濂在其《遵生八笺》卷十五中仍在描述染潢的具体作法:“黄柏一斤捶碎,用水四斤浸一伏时,煎熬至二升止。听用橡斗子一升,如上法煎水。听用胭脂五钱,深者方妙,用汤四碗,浸榨出红。三味各成浓汁,用大盆盛汁。每用观音帘坚厚纸,先用黄柏汁拖过一次,后用橡斗汁拖一次,再以胭脂汁托一次。更看深浅加减,逐张晾干可用。”可证明明朝人在继承染潢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加进了橡子角水和胭脂水,从而使图书保护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宋代书籍的出版量已大大超过它的前代,光用黄檗汁染纸,已不敷世用。于是又出现了一种椒纸,是用胡椒、花椒、辣椒的汁调和染的纸。椒实中含有香茅醛,水芹萜〔tie 贴〕等,有杀虫作用。椒纸主产福建建阳,这很容易理解。福建是两宋刻书中心之一。特别是建阳,书肆林立,刻手云集,所印书籍行销全国。其书印纸要不要加以防虫处治,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意。所以取当地盛产的胡椒、花椒、辣椒煮水取汁,用以染纸,对图书加以保护。《天禄琳琅》书目著录宋刻《春秋经传集解》,引其木记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内曹掌典秦玉桢等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未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四年九月进览。监造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犊。’据识则孝宗年所刻,以备宣索者。枣木刻也尚知用,若印以椒纸,后来无此精工也。”可见,宋朝人在纸张处治,防虫避蠹,保护图书方面,又有大胆的创新。

明、清两代,为了解决南方潮湿,蠹鱼容易泛滥成灾,在书籍印纸之外,又创制了一种万年红纸。万年红纸是用红丹为涂料将纸刷红。红丹的主要成份是四氧化三铅,次要成份是碱性硫酸铅、一氧化铅等。四氧化三铅的分子量是685.57,比重约为7.1,在空气中稳定,且有毒。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专门对红丹的配制有如下的描述:“炒铅丹,用铅一斤,土硫磺十两,硝石一两。熔铅成汁,下醋点之;滚沸时,下硫一块;少顷,入硝少许;沸定,再点醋,依前渐下硝、磺,待为末,则成丹矣。”这种红丹,其实就是红汞,以其刷纸,虫不乐食。如果虫蛀了这种红丹纸,等于吃进了若干铅。而铅不仅是有毒,主要是比重大,吃进之后重量坠胃,致使蛀虫下坠而死,故有杀虫作用。古来藏书家深知此法,所以常用此纸作古籍的前后内封页,或书页衬纸。看上去红白相衬,既鲜艳美观又防虫避蠹,令用与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坐收一举两得之功。清朝广东有位藏书家叫方功惠,其藏书地处多雨潮湿的岭南,故其书多装有万年红扉页或内衬。被虫蛀者绝少。但时间久远,万年红纸自身也会发生变化,连书叶带万年红衬纸一道被虫穿蛀者,也不稀见。

总之,古代中国人,为了保护图书,延缓其老化,延长其寿命,首先注重书籍制作材料的整治。从竹简的杀青去汗,到纸张的染潢、浸椒以及橡斗汁、胭脂汁浸染,再到万年红纸的装扉加衬,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人类的图书保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 纸张涂布

涂布是造纸过程中的一道工序,也是一种工艺。现代实践证明,除了被虫子蛀蚀之外,书籍的最大天敌还是纸张的自然老化、脆化。特别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机制纸代替了手工纸。用这种纸书写、印制的书籍,更易变脆老化。尤其是经过阳光照晒,紫外线辐射之后,发脆老化得更快。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就在于机械造纸,是以机械的强大威力,将树木连皮带干、连枝带梢全部绞碎,做成纸浆,抄造纸张。大家知道,植物树木中都含果胶酸。果胶酸在造纸帚化过程中能够脱去多少,直接关系着纸张老化的快慢、寿命的长短。现代图书保护,重点是给将要老化的手稿、图书脱酸。而脱酸的办法,有的用低碱度的小苏打溶于水,然后将手稿、书页摊开放于水中浸泡,使碱与纸中所含低酸慢慢中和,从而达到脱酸保书的目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高投入建一密室,放置将要和已经老化的图书,而后充入低碱性气体,利用气体渗透,使酸碱中和,达到脱酸保书的目的。中国古人不懂这么多现代科学的道理,但他们在造纸过程中采取的某些方法,实施的某些工艺却做到了尽可能脱酸,使生产出来的纸张自然“延年益寿”。

中国的手工造纸,特别是古代中国的手工造纸,无论是造麻纸、皮纸或竹纸,大都需要经过沤、泡、蒸、煮等几个环节,然后才能捣碎漂浆。而在沤、泡、蒸、煮几个环节中,果胶酸便已脱得差不多。加之人工捣浆,怎么也不会把植物纤维捣得很碎。不像现代机制纸那样,纤维已被捣成颗粒状态,纸的结构中缺乏纤维之间的彼此拉力。而古代中国手工纸,保留的纤维较长,自身拉力与彼此拉力均较强,所以纸张本身的寿命就比较强。加上脱酸较好,老化也较慢,自然也会延长纸的寿命。除这些之外,纸张抄造出来之后,质地泡松,不能着墨。一着墨就会漫洇,不成格局,所以纸抄出上墙烘干后,还必须得经过砑光的工序。所谓砑光,就是用极光而又有一定重量的石滚轧过纸面,使纸的结构贴紧,质地细密。这一砑,又加强了纸的拉力,从而使纸面光滑,易于挥毫书写。而除了砑光之外,还有一道工序,就是涂布工艺。所谓涂布,就是用白垩〔e恶〕粉、石膏粉、滑石粉、面粉等,混合和成稠度适合的稀糊,然后以毛刷排笔蘸着这些粉糊朝纸上涂刷,直到布满为止。经过涂布的纸张白度增加,更易挥洒。更重要的是,用来涂布的这些原料,多是低碱性的物质,涂在纸上,继续会与残留在纸结构中的低度果胶酸中和,又可进一步减缓纸张的老化速度,延长纸的寿命。

前边已经说过,古时作为书写、写书的纸,还要经过入潢处理。而潢纸所用的黄檗,也含有生物碱,亦有酸碱中和的效用。

试想,经过沤、泡、蒸、煮等造纸过程,果胶酸大部分已被脱去,而后又加上砑光、涂布、入潢等工艺整治,不但可以防虫避蠹,还可以继续用低碱脱去纸中的残留酸,延缓纸张老化。如此的图书保护,不敢说古代中国人都是清醒的,科学的,有意识那样做的。但经验使他们成熟了,令他们这样做了,因而图书保护也就成功了。莫高窟出现的大量敦煌遗书,有的虽已阅一千五六百年,但看去与新纸无异。尤其是其中大量的唐人写经,有的纸质光洁坚硬,再经过入潢涂蜡,真是抖之有声,完好如初。可见古人加强对图书制作材料的整治,是图书保护的成功经验,很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