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考试设科繁多，不同时期其科目设立也不尽相同，前后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常设的科目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道举等科。此外，还有制科和武举科等。

秀才科 考方略策(计谋策略)五道题，依文理通顺透彻程度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四等录取。隋唐时代均以秀才科为最高，所以被录取也最难。隋代秀才科先后录取不过10人，唐代秀才科每次录取的仅一二人，秀才科录取后，按四等授予官位，即正八品上，正八品下，从八品上，从八品下。 由于秀才科录取的难度较大，唐初举行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停止了。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唐时秀才，则为优异之科，不常举。”

进士科 唐初仅考时务策(当世要事的对策)五道，后增加考试帖经和杂文。帖经是考默写经书的能力。杂文是指以规谏、告诫为主题的箴、铭，晋朝的陆机在《文赋》中说：“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经策全通为甲等，策通四道、帖通四道以上为乙等。唐中叶后又增考诗赋，并重视诗赋的考试。往往帖经不合格的，如果诗赋考得好也可以录取。这是唐诗兴盛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唐诗的进一步发展。进士科录取分为两等，甲等授予从九品上之官职，乙等授予从九品下之官职。

唐代进士科最受士子青睐，《唐摭〔zhi 职〕言》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为不美。”唐玄宗时每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常不减千余人”，及第者最多时不过30余人。《全唐诗》中有“桂树只生三十枝”，反映了进士科每次录取名额不过30人左右。据徐松的《登科记考》统计，终唐之世计289年，贡举进士为266次，及第进士为6442人，按《通典·选举三》每年应举数“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计算，唐代约计有50万人次参加过进士科考试，平均每年及第在23人到24人之间。这与《通典》所载“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百十一二”基本相符合。进士科之所以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进士及第者往往受到重用有关。有的进士及第者位及宰相，从唐宪宗到唐懿宗期间共有宰相133人，而其中进士出身者有98人，约占宰相总数的74%，宰相中进士出身的人数已占绝对优势，反过来又促使朝野上下更重视进士科。唐玄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曾说：“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每岁得第之人，不浃〔jia佳〕辰而周闻天下，故忠贤隽彦蕴才敏行者咸出于是”(《通典·选举三》)。正是由于进士科及第者官位显赫，录取人数又少，所以进士科也最难考。

明经科 又可细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等。在唐代按经书的分量又把经书分作大、中、小三类：《礼记》与《春秋左氏传》被称为大经；《诗》、《周礼》、《仪礼》被称为中经；《易》、《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被称为小经。《论语》、《孝经》为共同必试，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都要掌握。明经科就是考以上儒家经典著作，方式分帖经、墨义、时务策与口试等。据《新唐书·选举志》载，唐代明经科，先考帖经，每经考十帖，每帖考三言，通六帖以上者为合格。然后墨义(或口试)经义十条，通十条为上上，通八条为上中，通七条为上下，通六条为中上，余者为不合格。然后考时务策三道，通二道为合格。帖经、墨义(或口试)、时务策三项考试皆合格的被录取。明经科的录取分为四等，分别授予从八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下等官职。明经科的考试要求是不高的，只要求熟读经义注疏就行，对于经义也未必真懂。录取的比例也较大。进士科大约每100人只有一二人被录取，而明经科大约每10人就有一二人被录取。唐有重进士、轻明经的倾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意思是说30岁的人去考明经科，算是年纪老的了，而50岁的人去考进士科，算是年纪轻的了。说明考明经科容易，考进士科很难。

明法科 即法律科，主要考律、令等知识。试策共10条，其中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等，通八条以上为乙等，通七条或七条以下为不合格，不能录取。明法科的考生来自律学的学生和州、县的乡贡。明法科主要是试考生对朝廷刑法和国家组织制度的了解程度。录取人数很少，有史可查的有李朝隐等(《旧唐书·李朝隐传》)。

明字科 也称“明书科”或“书科”。明字科先试帖经，然后口试，最后试策。帖经试《说文》六帖，《字林》四帖，共十帖；口试“不限条数，疑则问之”；口试通过后再笔试《说文》、《字林》20条，答对18条为合格。并且“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者，为通”(《唐六典·礼部》)。明字科考生来自书学学生，合格者再经祭酒审定，而后参加省试，省试及第，仅取得了科举出身，再经吏部铨选才能放官。明字科及第叙任的品阶是从九品下。明字科考核的是文字、训诂知识和书法，明字科的设置也反映了唐代重视书法的风尚。古代著名的楷书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草书家张旭、怀素，除欧阳询生于隋唐之际外，其余四人都生于唐代，另外还有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家也生于唐代。宋代朱翌曾言：“唐百官志有书学，故唐人无不善书，远至边裔书吏、里儒，莫不书字有法，至今碑刻可见也。往往胜于今之士大夫，亦上之所好，有以劝诱之。”(《猗觉寮杂记》卷上)

明算科 即算术科，着重考核算术，要求详明术理。主要考《九章算术》三条，《周髀〔bi 毕〕算经》、《海岛》、《孙子》、《五曹》、《张丘建》、《夏侯阳》、《五经算》各一条，十通六者为合格。《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者为合格。另一说，“试《缀术》、《缉古》录大义为问答者，明数造术，详明术理，无注者合数造术，不失义理，然后为通。《缀术》七条，《缉古》三条，十通六。《记遗》、《三等数》帖读十得九，为第。落经者，虽通六，不第。”(《新唐书·选举志》)明算科考生主要来自算学生，算学生学业完成后参加国子监考试，合格者再参加科举省试，及第后待铨选后叙任官员为从九品下。

诸史科 即历史科。“一史”，主要考《史记》。“三史”，主要考《史记》、《汉书》、《后汉书》。史科为唐穆宗时所设。每史问大义百条、策三道，义通70条策通二道者合格。

开元礼科 即礼制科，主要考唐玄宗开元年间所制定的礼仪制度，为唐德宗贞元年间所设。应试者通大义70条、策二道者为合格，通大义百条、策三道者超资授官。

童子科 规定凡10岁以下能通 一经及《孝经》、《论语》的，皆可参加童子科考试。能背诵十卷的可以授官，能背诵七卷的可以授予出身。

道举科 唐玄宗时举行过，主要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这是唐朝注重道家思想、扶持道教势力的反映。

制科 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皇帝特别召集一些人举行的考试科目，称做“制科”。考试的时间及内容都由皇帝临时决定，随皇帝的一时高兴而举行，名目很多，发“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帅”、“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等，前后不下八九十种名目，甚至还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甚为可笑。一般说，制科要考“时务策”，即对当世要事的对策，自唐玄宗以后加试诗赋。制科是皇帝亲自网罗人才的一种办法，考试成绩优等的，可以得到较高的官职，考试成绩次一等的，可被授予出身。制科虽是皇上恩准的特殊科考，但制科出身的人，却不被人们敬重，以为非正途出身，远不如进士出身的人荣耀。应科举考试得官以后，还可以再投考制科，如诗人贺知章，先曾考进士科，获得官职，以后他又应考制科，考取了“超拔群类科”，再获更高的官职。

武科 创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由兵部员外郎主持，又分为平射、武举二科目。主要考步射、马枪、马射、负重、语言、身材等等。《旧唐书》载，郭子仪就是“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的。唐代武举，由州县考选后，以乡饮酒礼贡举至兵部进行考试，每年应试的常有数百至数千，而能及第者不过数十人。其考试内容主要有：长垛、马射、马枪等。所谓长垛，置帛五规(圆形)于垛(土筑的箭靶)上，相距百有五步，内规广六尺，橛〔jue 决〕广六尺，余四规，每规内两边各广三尺，悬高以30尺为限，列坐引射。所谓马射，穿土为埒〔lie 列〕(矮墙)，其长与垛相同。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所谓马枪，断木为人，戴方板在顶上，凡四偶人，互列埒上，驰马入埒，运枪左右，触必板落，而人不踣〔bo搏〕。长垛、马射为试弓法；马枪为试马上舞枪。此外，还有步射(射草人)、翘关、负重、身材及言语之选。《新唐书·选举志》载：“翘关，长丈七尺，径三寸半，凡十举后，手持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为中举。”“身材”和“言语”之选，取其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骁勇才艺和堪为统帅者。如果是文官要求参加武科，取身材六尺以上、年龄40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通得五成以上的为合格。

医举科 是唐代设置的专门为选拔医学人才的科举考试科目。最早开设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考试内容：各试医经方术策十道，《本草》《二道》，《脉经》《二道》，《素问》《十道》，张仲景《伤寒论》二道，诸杂经方义二道，通七成以上的为合格。考生主要来自医学学校的学生。

从以上常科来看，经常采用的考试方法，主要有帖经、墨义、策问、诗赋等，间或还采用口试。

帖经 这是唐科举考试常用的方法。“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通典·选举三》)即将经书上某行帖上三个字，要求将所帖的三个字填写出来，这和现在流行的“填空”有些类似。这种考试方法原是很简单的，只要把经书文注读熟即可应付。这种考试方法适合于考查记诵性的知识，对于测试认识能力、思辨能力及应变能力，是无能为力的。故即使考生对一般帖经(填空)均能回答，也使考官难以分出优劣。为了便于取舍，考官挖空心思提高考题的难度，出些孤章绝句、疑似参互、易于混淆的题目，如出一些偏题、怪题，“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通典·选举三》)这样把本来容易应付的帖经考试，变成考生的一道难关。于是历年考生就想方设法搜索偏怪难题，把孤绝幽隐的句子编成便于记诵的歌诀，称为“帖括”。考生们热衷于记诵帖括的歌诀，而对儒经的大义反而知之不切了。针对这种情况，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国子祭酒杨玚〔yang 杨〕上奏道：“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旧唐书·杨玚传》)当朝重视杨玚的意见，特下制令：“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是厘革。礼部起今，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册府元龟·贡举部》)根据此项命令，礼部考试开始实行开三行，不再在断绝疑似之处帖题了。

墨义 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问答，只要熟读经文和注疏即能回答。如原题：“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谨对。”又如原题：“‘见有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鹯〔zhan沾〕之逐鸟雀也’。谨对。”还有原题“请以注疏对”的。如答不上来，就写上：“对未审。”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增加了“口问大义”，即用“口试”这种新的考试方法。规定问义应当众进行，问义结束时当即宣布考试成绩，以此来限制考官以个人好恶而取舍，让众人对口试进行监督。但执行时往往由考官单独口试，问答时又不做记录，因而出现舞弊现象。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为平息众怒，重申命令“举人帖及口试，并宜对众考定，便唱通否。”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中书舍人权知礼部贡举赵赞曾奏请：“以所问录于纸上，各令直书其文”。 贞元十三年(公元797年)尚书左丞权知礼部顾少莲也奏称：“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复视无凭，黜退之中，流议遂起。”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礼部贡院又请皇帝废除口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权知礼部侍郎韦贯之奏请恢复口试。口试的方法比较灵活，但随意性较大，确实有复查无凭的缺点，容易给一些考官和考生提供联合舞弊的机会。

策问 这是沿袭西汉以来的“射策”、“对策”的考试方法，它是设题指事，由被试者做文章，题目的范围是当世要事和计谋策略，要求对现实中诸如政治、吏治、人事、教化、生产等问题提出建议，或写出政论性的文章。它比帖经、墨义要求要高一些，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是，这种考试方法行之既久，后来的读书人将每年考试的考卷旧策编缀起来，熟读烂背，“束书不观，专读旧策”，以应付考试。传说李白这样的大诗人，考试时也曾和其他考生一起将此类书“携以就试，相顾而笑”。可见，久而久之，靠策问也难以考出真正的人才。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因有人反对诗赋而连及策问，结果诏令将二者并停，改试议论各一道。但由于议论空泛，难于把握取舍标准，未及推行而又复旧。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八年(公元834年)又经过一次反复，变通之后又复旧。要求考生对经史和时务并加重视，在策问题目上，提出经史与时务兼顾，如策问五道题，其中经史三道，时务两道。其用意在于使考生古今并习，不致偏废。几经反复调整后，策问这种方法被延续使用。应该说，策问本身属于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但由于科举考试内容限制了它的作用，后来，策问也渐重骈俪〔li 吏〕，也就同帖经一样，逐渐成为束缚考生思想的一种手段。

《昌黎全集》卷十四录有进士科策问13道，兹录其二道如下：

“问：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环终始，若五行之与四时焉。原其所以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异也，各适于时救其敝而已矣。夏殷书存者可见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远，乌所谓三者之异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欤〔yu 愚〕？将其词隐而难知也。不然则是为谬说矣。周之后秦、汉、蜀、吴、魏、晋之霸，亦有尚乎？无也。观其所为，其亦有意云尔。循环之说安在？吾子其无所隐焉。”

“问：夫子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今习其书，不识四者之所谓，盍〔he 何〕举其义而陈其数焉。”

诗赋 是后来加试的一种考试方法。鉴于考生多背诵经义和旧策，没有实才，于是就在经义策问的基础之上加试一诗一赋，也称之为帖诗。诗赋比帖经、墨义更能考察考生的思想，且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不过这种诗赋格律体裁均有固定格式，语句用词又必端庄典雅，堂皇矞〔yu玉〕丽。白居易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以《性习相近远》赋和《玉水记方流》诗及第中选。我们且看他后一首应试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