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明清时期的考试制度 第三节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制度越来越严密,规矩也越来越多,防范与惩治办法也越来越精细。如清代规定凡乡试以上的考试,均实行弥封、誊录制度,考生入场,有士兵监视,制订有严格的门禁制度。《科场条例》规定:“内阁刊刷殿试题纸,由部奏派护军统领一人,率护军校等于前后门外,严密稽查,以杜泄漏。士子于试前,有撰拟策冒,分送请托者,察出严参治罪。”(《光绪会典》卷三十三)从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开始,规定阅卷大臣必须于文华殿阅卷,在文华殿两廊和传心殿的前后房间歇宿,并令管理监察的王公大臣、科道官与阅卷官一起居住。卷子看完后,才离开文华殿大门,由护军统领管理试卷。如果舞弊被揭露,则重重惩处。对于士子采用搜检之法,定制极严。顺治时规定:士子进考场,需穿拆缝衣服。单层鞋袜。雍正、乾隆时重申禁条,不准携带木柜木盆、双层板凳、厚褥装棉、卷袋装里。还宣布砚台不许过厚,毡毯必须无里,皮衣必须无面,笔管镂空、水注用瓷、蜡台单盘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考生所携带的竹、柳考篮,应编成格眼,面底花案一致。在贡院设下两道门搜检,差役排成两行,考生开襟解袜亮鞋,衣服器具一一细查,倘若第二道门搜出夹带之物,头门差役则照舞弊惩处。搜查之后,各自按卷号进入号座,不得停留,进屋关门上锁,不得私自开锁出入以及传递什物。此外,还特下悬赏令,搜得作弊者一人,给银三两。因而不少衙役搜寻私人纸片,因以取利。对于怀夹舞弊者,“先于场前枷号一个月,问罪发落”(参见《清朝文献通考·选举考一》)。对于如此严苛的搜查之法,当时就有很多人反对,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吴炜〔wei伟〕说:“科场搜检,凡情真罪当者,尚不足惜,然以一二十人之不肖,遂至累及千万,露体亵慢,非所以培士气而鼓善类。”(《国史旧闻》卷五十九)

清嘉庆时有一位文人沈廷桂,仿《阿房宫赋》作了一篇骈文,形容了当时搜检之严和士人的心态:

八股立,三场设,秀才集,贡院塞。覆压九千余号,不见天日。行台北构而西折,直登文场。一位主司,各谨关防。头炮警众,三炮开阁,听点传呼,争先捷足。各抱考具,铺阵紧缚。挨挨焉,挤挤焉,凳脚篮头,猝不知为何人跌落。

清缪艮编《文章游戏》,其第二编卷三有一首《浙江乡闱诗》刻于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也很有意思。原诗很长,只摘几段:

闱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
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
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唱号直如囚。
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体搜。
未遇难题先忐忑,频呼掌管敢迟留。
监军问姓亲标写,同号通名浪应酬。
尘封急欲寻笤帚,瓦漏还须盖网油。
敲紧竹钉排雁翅,浓熏艾把避蜒蚰。
粉墙靠背衣裳白,脚板悬空露水稠。
梦扰不宁听鼻息,夜深假寐数更筹。
若逢久雨泥相伴,偶遇狂风烛易流。
时暖那堪添黝闷,阴寒何处觅衾禂〔qinchou侵愁〕。
传题静候鸡三唱,待旦还看月一钩。
瓦罐互争声扰扰,汤烟初沸响飕飕〔sou搜〕。
煤锅煮粥乌云集,咸水煎汤绿晕浮。
毛竹削成双筷子,饭团结住燥咽喉。
分来鲞〔xiang享〕鱼全无味,做到文章便有忧。
官生仆从凶如虎,教职衣冠老似牛。
东首接来皆坐轿,西边归去惯乘舟。
经文施舍堆常满,笔墨携来送不休。
面目顿怜消瘦也,胸襟从此展舒不〔fou否〕。

这首描写从举子“过堂”进考场到走出考场全部经过的长诗,具体叙述了应试举子的受辱忍气、堂屋院场的破漏积尘、天气环境的恶劣艰苦、彻夜笔答的紧张疲劳、做饭食用的艰辛难堪、考官大人的老朽凶狠,生动真实地反映了清代科举考试对举子身心的折磨摧残,表达了对举子们的深切同情,流露了对科举考试制度的不满。

清嘉庆(公元1796-1820年)士子佚名于嘉庆甲戌写成《都门竹枝词》80首,从八个方面记述了清都京城的历史风貌、人情风俗,其中描写举子穷愁潦倒的组诗《考试》很值得一读:

盘费全无怎去家?穷愁潦倒驻京华。
逢人便说留心馆,房饭钱多不肯赊。
派得馆童使唤难,由来欺负是寒酸。
两餐打发全无事,那管先生渴口干。
日来愁绪满怀萦,偶尔闲游一出城。
回去稍迟饭已过,枯肠直饿到天明。
寒宵聊伴短檠〔qing情〕愁,直待更深始倦眸。
才起更时灯已灭,明朝自己要添油。
出闱自命蹑云梯,看相求签日夜迷。
直到满街人乱报,犹然占课问高低。

这一组《考试》诗,着力描写了清代在京应试举子的生活和心态,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把握,不得不“日夜迷”恋于“看相求签”或“占课”问卜,询问吉凶祸福。

尽管科举考试中的防弊措施甚严,但是科举考试中的贪污受贿、弄虚作假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诸如贿买、钻营、夹带、枪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各种名堂,屡见不鲜。譬如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会试空缺第一名,是因为考中会元的沈同和在考试中,有的文章是通过夹带抄袭别人的,有的是由邻号赵鸣阳捉刀代笔的。事情败露后,沈同和、赵鸣阳都远谪戍边。据周玄暐〔wei 伟〕《泾林续纪》载,考生舞弊手段越来越巧妙,有的是事先请善于写字的人把《四书》《五经》用蝇头小字抄写在金箔纸上,每页一编,工价三分。经书有千篇,厚度还不到一寸。然后可把这些薄纸片藏在毛笔管中,或藏在厚砚台底部,或藏在草鞋底间。另有人用药汁做墨,把经书抄在青布裤上,毫无形迹。进入考场之后,用泥土涂抹,随即把泥土拂去,字就显现出来了。这种衣裤,每件价银百两。还有人贿赂考官,把事先拟好的文章埋藏在考场内,待进入考场后再取出来作为答卷。所谓割卷,是贿赂考官利用批阅试卷的机会调换试卷。如万历年间福建考生马某的考卷被人调换,马某落第自杀,却有人用被调换的马某考卷考上了第四名。还有人贿赂誊录官与分卷官,受贿者在分卷与誊录时作手脚,把探听到的佳卷秘藏起来,投送到行贿者的名下,换卷誊录,或毁弃其试卷,把佳卷当行贿者的试卷。据沈德符《敝帚轩剩语》载,主考官阅卷疏忽,往往也造成许多荒唐事,如有的考生抄袭坊刻旧文,不改一字,居然没有被发现。所以顾炎武批评说,阅卷只重头场的“八股文”,其实恐连八股文也不细看,只看破题与承题几句,试卷中的谬误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明英宗天顺初年的会试,主考官薛瑄、钱溥、吴节、孙贤等人,都是内阁大学士许道中等权贵荐引的。这些考官就知恩报恩,发榜时,许道中之子、总兵石亨之侄,皆以私取。而这次会试试题就有错误,如《论语》题,漏掉“颜渊问仁”的句子。这些权贵子弟的考卷更是错误百出,如回答《孟子》题,把公都子的话说成是告子的。事情传出,舆论哗然,于是有人编一首讽刺诗:

圣主开科取俊良,主司述谬更荒唐。
薛瑄性理难包括,钱溥春秋欠主张。
吴节只知贪贿赂,孙贤全不晓文章。
问仁既是无颜子,配祭如何有太王?
告子冒名当问罪,周公系井亦非常。
阁老贤郎真慷慨,总兵令侄独轩昂。
榜上有名谁不羡,至公堂作至私堂。

这首讽刺诗,把当时考场的黑幕揭露得淋漓尽致,权贵们当然不肯罢休,指挥特务们追查诗的作者,由于广大群众与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保护,追查没有结果。

明代状元,有的因为相貌丑陋而被抑置后的。如明惠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的殿试,原定王艮为状元,后因其貌不扬而降为第二名,让胡靖当上了状元。明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殿试原定张和为状元,英宗派太监细察,发现他的眼睛有病,于是将张和降为二甲,让施槃〔pan 盘〕当了状元。还有因为名字不为皇帝喜爱而被降置后等的。如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殿试原定孙曰恭为状元,但皇上说“曰恭”合起来是“暴”字,于是降他为探花。同时皇帝发现考生“邢宽”名字好,表示刑法尚宽,喻意仁政,而与“暴”政相反,遂决定邢宽为状元。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殿试原定吴情为状元,但皇帝认为此人“无情”,怎能当状元?遂降为第三。正当圈定名次之时,忽然高悬的殿幡被风刮起,结成一个“雷”字形状,考官们受到启示,赶忙在名单中找出了一个叫“秦鸣雷”的,于是秦鸣雷当上了状元。明英宗天顺四年(公元1460年)殿试,初定祁顺为状元,但有的考官认为祁顺的名字与皇帝英宗朱祁镇的名字音调接近,传胪唱名时多有不便,遂换王一夔为状元。清朝也有这样的事,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癸卯科殿试,正值光绪皇帝三旬寿辰,当考官们在确定殿试名次时,忽从名单中发现了“王寿彭”三个字,觉得“寿比老彭”意思深远,(老彭是古代传说中高寿的人)决定录取王寿彭为本科状元,表示给皇上祝寿,祥瑞吉利。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甲辰科,读卷大臣原拟朱汝珍列第一名,据传,怕慈禧太后不悦,因光绪帝宠妃珍妃向为慈禧所恨,且已被置死,朱汝珍的“珍”字却与之相合。是年又值久旱不雨,见到刘春霖〔lin林〕的名字,以为吉祥,遂定为一甲一名,刘春霖成为“第一人中最后人”。王寿彭、刘春林二人夺大魁事,传说纷纭,信史阙如,有待进一步考证。

明清时期科场丑闻不断发生。如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已巳科殿试后朝考,阅卷大臣与考生串通,在应试文章内暗示姓氏,以通关节。是科阅卷大臣以拟取各卷进呈,所拟第一名严本的卷中有“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句,暗通考生姓名。所拟第二名卷中,用“维皇降表”暗告考生王世维之名。拟取为第三名的鲍之钟,其文内有“包含上下”句,包为鲍之半,且谐音以通姓氏。拟取为第五名程源,其文有“成之者性也”,“成”与“程”谐音,以示其姓。乾隆皇帝亲折弥封审阅试卷时,发现了其中的破绽,认为这决非偶然巧合,遂命军机大臣同原阅卷官复核,将作弊者置榜末,并将阅卷大臣交部议处。(见傅增湘《清代殿试考略》与清黄崇兰《国朝贡举考略》)

又如咸丰年间科场有所谓“递条子”以通关节之法,甚为猖獗,薛福成在《庸盦〔an 庵〕笔记》中道出了条子的奥秘:“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之字以为记验,凡与考官房官熟识者,皆可呈递,或辗转相托而递之。房考官入场,凡意所欲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盖自条子兴,而糊名、易书之法几穷矣……咸丰之初年,条子之风盛行,大庭广众中不以为讳,敏给者常制胜,朴讷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夙所相识,闱中不知而摈之,及出闱而咎其不递条子者。又有无耻之徒,加识三圈五圈于条子上者,倘获中式(试卷合乎规格者称作‘中式’),则三圈者馈三百金,五圈者馈五百金,考官之尤无行者或歆〔xin心〕羡之。不知此风始于何时,世风日下,至斯极矣。”

科举考场似成为买卖市场,在《清稗类钞·考试类》中记有所谓“老童入场卖警句”的故事,说有一老童生每逢童试必入场,且自标于桌曰“出卖警句,每句钱七文,不二价。”每场带一蟋蟀盆入内,而日暮之时,盆中钱满,旋出考场。这种在考场公开作八股文句买卖的,竟然生意兴隆。

甚至有时皇帝也参与作弊。如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从西北凯旋回京的将军兆惠参加辛巳科殿试读卷。兆惠说自己不习汉文,不能胜任此职,乾隆皇帝竟给他出主意:“诸臣各有圈、点为记,但圈多者即佳。”示意兆惠依照其他阅卷官于试卷上圈、点多寡,照葫芦画瓢。但待拆封试卷后,第一名为江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赵翼,第二名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胡高望,第三名为陕西韩城人王杰。乾隆帝召读卷大臣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对曰:“未有”。为表示对西北地区的重视,乾隆帝将一、三名对换,陕西王杰遂成了状元,赵翼则屈居第三。科举考试“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录取原则已失去其意义。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甲戌科状元陆润庠有一个好友,为湖南人士李幼梅,博学多才,却科场不顺。闲谈中,陆润庠见李幼梅在吸水烟袋,遂许愿说,若日后他任主考官,令李于诗中以“水烟袋”三字作暗记。果然陆后任湖南乡试副考官,即写一信给李,提示李不要忘记“水烟袋”三字。此事被李的岳母得知,岳母私将此事告诉其他二婿。闱中试卷散见“水烟袋”之暗迹的有三份,考官反取了其中前面所阅二份,后一份则置于副榜之中。待发榜时才发现所取中的为李岳母的另二位女婿,而李幼梅却落于副榜之中。此科考试试帖诗要求押“出”韵,其中一份卷子有这样的诗:“烟水潇湘地,人才夹袋储”,可谓滴水不漏。(参见《清稗类钞·考试类》)

《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社会末期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作了生动的描述。蒲松龄(公元1640—1715年)写了一首“俚曲”——《禳〔rang〕妒咒》对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作了深刻的揭露:

学棚里原是傀儡也么场,撮猴子(操纵木偶)全然在后堂。最可伤,瞎子也钻研着看文章。雇着名下士,眼明又心强,本宗师也做的有名望。若遇着那混帐行,肉吃着腥气屎吃着香。我的天!丧良心,真把良心丧!

宗师的主意甚精也么明,只要实压着戥〔deng等〕上星。求人情,好歹将来未可凭。不如包打上二百好冰凌(指白银),上公堂照他皮脸扔。要进童生是童生,要进几名是几名。我的天!灵应真,可有真灵应!(《蒲松龄集·聊斋俚曲集》)

科举考试制度已到了这种地步!充满了腐败、黑暗和铜臭气味,反映了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没落。

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劝勉勤学以求功名富贵的思想,导发出一种强力磁场,吸引着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各个家庭。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文,刊刻在童蒙读物上,熏陶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现杂录若干首: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
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

一举登科日,双亲未老时。
锦衣归故里,端的是男儿。

上录诗句,虽不一定是明清时代所产生,明清时代却颇为流行,深入到千家万户,即使是不识字的妇人孺子,亦莫不知晓。

明清时期民间还有“一寸光阴一寸金”之谚,这也与科举考试带来的劝勉读书勤学的社会风气影响有关。清人王有光在《吴下谚联》卷二中对这句流传广泛的醒世格言作了评述:“一寸光阴一寸金,此为读书者发。自七八岁至二十岁,所读得之书,至老犹能记诵,此际光阴是赤金。二十后至三十,心思增长,易于会悟,然较前易忘,此是黄金。三十至四十,正运兑使用时候,乃白金也,犹是足色纹银。四十后是元丝,记诵会悟俱不及前,而设使作用,立功成德,正在此时。五十岁后,便成夹三。过此以往,是铜是铁,是锡是铅,五金皆金,而用不同矣。若少时记诵不懈,至此会悟仍灵,以后运用,价值尤贵,即白金,亦是黄赤,皆因炼久丹成,汞源不涸也。古人耄〔mao贸〕而好学,能使铅锡化为金银。倘青年怠惰,已将金银作铜铁用矣。三四十后,即瓦砾耳。并不及铅锡。”为求科名,挑灯夜读者遍及千家万巷,如诗人晁冲之云:“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这些是古人求学读书实践经验的总结,对我们今天仍有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