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七节 世代家传的家学

中国封建社会的仕宦之家,素有“书香门第”之称,即使不能世代为官,但却不失为缙绅之士。不论仕宦之家是否能以高官厚禄显达于世,大都有世代家传的家学教育。武官有其超群的武艺,有的在某一武艺方面形成有独特的门派,或者是某一绝艺,这些是不轻易传授别人的,因为这是入仕进身、建功立业的本钱。文官也是这样,自汉代以来,如精通某一经术,或者在文学、史学、天文、历算、医学等某一方面有绝艺,就视作“传家宝”,世代相传。

在汉代,这样的事例就很多。如翟酺〔pu匍〕,四代传《诗》。杨震从父杨宝学习《欧阳尚书》,他的儿子杨秉、杨赐都“少传家学”,“少传父业”(《后汉书·杨震传》)。曾作光武帝经师的桓荣,精通《尚书》,后封关内侯。他的儿子桓郁,能传其家学,又以《尚书》教授东汉安帝,三迁为侍中步兵校尉。后成为太子太傅的桓焉,即桓郁之子,又以《尚书》教授汉顺帝,封阳平侯,累官至大鸿胪、太常。桓氏祖宗三代以世传的《尚书》家学绝艺,作了汉明、章、安、顺四朝皇帝的国师,位列公卿。又如史学家司马迁,因继承家学,成为朝廷的史官。班彪之子班固及女班昭,皆传父家学,亦成为史官。在科技方面,如刘歆〔xin欣〕继承家学,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成为我国古代研究圆周率的第一人。刘歆的父亲刘向,是西汉时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对算术颇有造诣,著有《新序》、《说苑》、《五经通义》、《洪范五行传论》等,官至光禄大夫。刘歆少学于父,与父亲一起奉皇帝之命,校勘秘书,对儒家经典、诸子百家、诗歌文赋、天文地理、数术方技之术,无不涉猎,后继承父业完成了校书任务,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学著作《七略》。同时他继承父业,在古文经学方面独开生面,推动了汉代经学研究的深入。后来,刘歆官至国师,位列上公。由上述数例可见,家学教育在汉代的仕宦之家已经受到重视。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经学受到玄学的冲击,加上国家推行九品中正制的取士制度,所以经学在仕宦之家的家学教育中,其地位也有所动摇。尽管豪门士族的子弟可以凭门第入仕,但并不等于说仕宦之家就可以不要家学了。恰恰相反,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学校教育时兴时衰,仕宦之家要想保持士族世袭,就不得不加强家庭教育。不过,这一时期的家教已大不同于汉代只注重儒家经典,而是广泛涉猎老庄、玄学、史学、天文、算术等等。如在士族豪门之家崇尚玄学,玄学遂成为官僚的家学;时风兴盛文学,故仕宦之家的家教注重诗歌文赋;社会审美意识兴起,书法作为审美艺术也在仕宦之家的家教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时人称为书圣。他的儿子王献之从小跟他学习书法,也很有造诣,称为小圣。又如南朝宋国王淮之,把保存的南朝旧事档案资料密封于青箱之中,世代相传,世人称之为“王氏青箱学”。由于王氏家族熟悉朝廷礼仪制度,藉此家学,祖孙都做上了大官。《南齐书·良政传》载:“傅琰〔yan眼〕,父子并著奇绩,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示人。”为官自有为官之道,世代为官的家庭和家族是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如果上升到理论就可能成为一门“学问”,仕宦之家对这种学问是注意保密的。中国古代,仕宦之家对这门家学十分重视,对于在官场上如何做人,如何避祸,如何夤〔yin银〕缘,如何与同僚和上司处好关系等为官要术,许多仕宦之家研习得炉火纯青,世代相传,成为价值连城的珍宝。

总之,仕宦之家的家教,其核心是传授为官之道。尽管它们也涉及到而且往往把文化学术作为教学内容,但其目的不在发展学术本身,而是把这些东西作为入仕和晋升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