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汉魏六朝的家庭教育 第九节 司马迁家传家教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以著《史记》而留芳千古。在他治史成才的道路上,最值得世人玩味的是那家传家教故事。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世代史官之家,在先秦时期,学在官府,史官世袭,司马迁的先祖司马氏世典周史,在周朝里即为史官。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官居太史令之职。太史令的职责是掌管中央政府的天文星历、占卜祭祀,并且保管文书档案和图书典籍,要求知识渊博,随时以资顾问。司马谈曾经“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河,习道论于黄子”。所著有《论六家要旨》,全面总结和分析了先秦诸子百家各学派,是一位富有独立见解的史学家。

在父亲的教导下,司马迁自幼即以继承父业为学习动力,勤学苦读。加之他天资聪颖,10岁时就能诵读古文,对一些古史书籍有所接触。稍长,父亲即让儿子向当时的名师宿儒学习,攻读《古文尚书》、《左传》、《国语》、《国策》、《楚汉春秋》以及诸子百家、骚赋等汉代以前的古书,同时父亲还精心传授作太史令的必要知识与技能,如搜集民间遗文古书,保管和整理图书典籍,研习天文星历、占卜祭祀等等。所有这些,作为子承父职的家传家教也是当时必要的职官教育,司马氏父子无不用心。

然而,尽职尽责的司马谈自撰述《论六家要旨》始,就有编著一部巨史的夙愿,他企图通过对先周以来的古籍整理,将绵延不断的华夏民族发展历史进行总结,以承先启后,以资益于天下一统的明主贤君借鉴。司马迁朝夕侍奉于父亲身旁,父亲为编史的准备工作以及口授心传的治史家学教诲,无疑成为他日后治史、编撰《史记》的主要条件。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始建汉家之封,封禅泰山。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谈被留滞周南,不得与之从行,故郁愤而卒。在弥留之际,司马氏父子会见于河洛之间。父亲拉着司马迁的手,泣不成声地说:“迁儿,我家先祖为周室的太史官。自从上世曾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难道在我这里衰绝了吗?不!你将复为太史,承继我祖上事业了。今朝天子接千岁之继统,封禅泰山,而我不得从行,是命运如此,是命运如此啊!我死之后,你必定为太史。你为太史,千万不要忘我所欲论著之事。”父亲的话深深地触动着儿子的心,司马迁俯首流涕,字字记在心上。父亲为宏愿未展而即将谢世无比伤怀,断断续续地告诫儿子:“近四百年来,诸侯兼并,战乱不息,以致历史记载停止断绝了。今天下统一,明主贤君和忠死义之士,我作为太史官而来不及论载,天下的文史废弛未修,我深感恐惧的唯此过失,望迁儿念念不忘!”司马迁接受父亲临终教诲与嘱托,决心不辜负父亲的遗训。

后来,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开始掌管皇家藏书。在皇家石室金匮之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书籍和文史资料。与此同时,他为编述史书,除广泛收集整理已有的国家藏书资料外,还利用充当皇帝侍卫之职的方便,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考察各地的历史古迹和风土人情,以获取第一手信史资料。据载,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迁仕郎中后还游历考察了巴、蜀、邛〔qiong穷〕、笮〔ze则〕、昆明等西南各地。这些非凡的经历,成为他编著《史记》难得的条件。

由于司马迁自幼得家传家教,而且始终以父亲的临终嘱托与教诲为巨大动力,所以在他自身坎坷遭遇的逆境中,百折不挠地完成了巨著《史记》的撰述,不仅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而且树立了千古效法的子从父教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