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家庭教育 第五节 王阳明家教

王阳明(公元1472—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明中叶出生于浙江余姚,是明代杰出的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他所创立的阳明学派,在教育和思想上影响了明中后期百余年,是世人公认的一代宗师。

王阳明之所以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是与他小时接受的良好家教分不开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僚家庭,祖父辈都是读书人,其父中状元时,王阳明才10岁。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自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的熏陶。

一般说来,大凡文官家庭都很注重子孙的文教,延师入馆,严加约束,整日课读句解,习字作文,这样,尽管心愿读书做官,但实让儿童作了“学囚”。然而,王家教子别有良法。首先,王阳明的祖父对孙子的教育和管束注重任其天性,顺其自然。如少年王阳明很顽皮,不太尊师教,常逃塾厌学,把精力花费在小男孩喜欢的战争游戏和听神话故事上。他祖父比较迁就,不像那些士大夫家严格管束,相反却给他适当创造条件,让他尽兴地在课后玩耍,并在玩耍的同时不知不觉地灌输一些军事知识,讲一些开启想象力的离奇怪诞的神话故事。通过这些课外的智力开发,使得他从小性格活泼,志趣高雅,好问多疑,独立思考。

其次,王阳明的祖父善于不失时机地给予他表现才能的机会,培养他争强好胜的意识。一次,王阳明随祖父上京师,路过金山寺,一些文人约与寺中饮酒赋诗。王阳明才10岁,应酬自然不是他的事。其祖父在酬诗时故意表现词穷才拙,推让阳明应对。王阳明从容地从祖父身后走出,脱口吟诗一首,举座皆惊。由此,祖父大加鼓励,尔后加倍引导学诗。

在京师入塾就学,塾师因其父是新科状元,时常以中状元为目的鞭策王阳明用心向学。一天,王阳明问老师:“何为人生第一等事?”先生说:“唯读书登第耳!”王阳明不以为然,说:“登第做状元恐怕不是第一等事,我看读书学圣贤才是啊!”先生大惊,认为这样的小小年纪竟敢口出狂言,长大必是狂妄之徒,需要严加教训才能收住读书之心。于是,他向阳明的祖父和父亲敲了警钟,请他们不要太放纵对阳明的性格教养。

王阳明的祖父和父亲听了先生的话,心里却颇为高兴。待先生离去后,他们把阳明唤到内书房,教导说:“你有学圣贤的志向,但圣贤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要做圣贤,一要认真读好圣贤的书,明白圣贤的道理;二要身体力行,在诸事上磨练自己。”王阳明记在心里,从此立定做圣贤的远大志向,刻苦读书,关心世事,敢以天下为己任,性格更豪迈不羁,雄心勃勃。

王阳明15岁时,长城以北边关烽烟时起,王阳明不顾父亲的劝阻,孤身一人,冒险历难,出游居庸三关,纵览山川形势,慨然有保国献身之志,以戎马边陲马革裹尸作为自己的抱负。历经一月后回京,在家屡欲上书朝廷。这在一般文人家庭是不可想象的,但王阳明的父亲却能容允,只是婉言批评他“志大才疏”,需要“力学”。

到王阳明17岁时,他的父亲开始严格要求他力学程朱理学著作,并放任他离开京师到外地拜访名师。由此,王阳明开始艰难的学术探索和人生价值的追求。

20年后,王阳明摆脱程朱理学的羁绊,开始自家学派的建设。与此同时,他一边教导弟子,一边以家书的方式教育儿子:人能否成为有用之才,不在于死啃古人的文字章句,把学者视为囚徒,鞭挞绳缚,塑成假道学先生,而是要顺从人的天性,任情自然,尽量地释放人的潜能,“致吾之良知良能”,下学而上达,心与理合一,“知行合一,贵在实学实行”。读书不在乎贪多,贵在自得。王阳明所阐述的儿童教育思想和家教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家教和儿童教育的习俗,为人们喜闻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