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与礼是孔子的原则，要把这些原则在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加以实现，必须有正确的准则与方法。孔子认为这个准则与方法就是中庸。何谓中庸？所谓中有中正、中和两层意思，所谓庸，即是用，即是常。因此中庸也就是把中和与中正当作常道加以运用。殷人重视中正，以中为治国之道。周人重视中和，以和为治国之道。周人灭商后，周公注意吸收殷人执中的政治经验，使中与和两大政治理念初步结合。孔子提出中庸，将中和进一步结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价值理想，价值标准。

从中或中正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处理任何事情都必须牢牢地把握那个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的中正处。一次子贡问孔子如何评价另外两位弟子。孔子说，这两个人，一个过，一个不及。子贡问，过比不及好吧？孔子说，过与不及一样不好。(《先进》)因此中庸即是避免过与不及，做到“允执其中”。(《尧曰》)中是两极或两端之间的东西，避免了两端才有中，可是为避免两端，首先必须把握两端。孔子认为大舜是运用中庸的能手，关键在于他善于抓住两端。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中庸》)两端是随处可见的，譬如治民有过严过宽；租赋有过重过轻；行礼有过隆过简等等。把握两端之后，经过量度便可以找到不严不宽、不重不轻、不隆不简的中点。上节所说，居丧期间三日不食，即是执两用中的好例。父母亡故，饭菜照吃，无所表示，这是不及，过于哀痛，七日不食，毁了身体，这是过头，在这二者之间，取三日不食，恰是无过无不及的中正处。

从和或中和这层意思说，中庸要求将两种或两种以上正确的行之有效的原则、思想、策略、方案等，妥善地加以调和，使它们相互融通，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达到亦彼亦此的中和状态。譬如仁与礼两条原则，如果按照中和的思想，不能单纯行礼而不顾仁，也不能单纯行仁而不顾礼，相反地应该是行礼时考虑到仁的制约，行仁时考虑到礼的制约，这样实行出来的即是仁礼的中和。实行仁礼中和，就是既行了礼，也行了仁，否则，这两条原则不可能得到贯彻。所以仁、礼与中庸实际上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的不同思想、意见、看法，也要用中庸的办法，使它们相互补充制约，达到最满意的结合。切忌只要一端而取消另一端，譬如君主有一种意见，臣下原本有自己的看法，但不能坚持，完全一边倒地拥护君主意见。这是同而不是和，同表面上好，但实际上埋藏着祸根，在高位的人尤其是君主被一言堂的假相迷惑，把错误当作正确，结果是越陷越深，不可收拾。和则包括不同意见的争辩以及对君主的犯颜直谏，看起来不那么好，但它却能折中不同看法，取长补短，避免错误。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子路》)就是要人们为了事业讲和而不同，不要为了个人的面子尊严或献媚邀宠搞同而不和。

子路曾与孔子讨论什么是强的问题。孔子认为，真正的强是君子的道义之强，而不是强者的武力之强。道义归根结底在中庸，所以君子的强，强在中庸。他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矫，形容强的样子。和而不流是坚持原则，不与错误意见合流，这是与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一条原则。孔子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非此非彼的中正与亦此亦彼的中和，亦即中庸，是君子的天职，是使道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不过中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必须善于找到当时的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时中是在行动的节骨眼上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中庸。死搬教条，比照旧例，往往会造成过或不及，同或流；要把握当时的中庸必须把仁、礼的一般原则与当时条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时中。孔子在自己的从政和教学过程中，总是依时中的要求办事。譬如他对“闻斯行诸？”(“听到一个道理，马上就去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他给子路的答复是，你有父兄，办事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可以闻斯行诸？给冉有的答复则是“闻斯行之”。为什么要这样呢？子路常冒失，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常退缩，要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他把原则和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之后，使之恰到好处，这就是时中。

中庸是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庸的歪曲，中庸本身不是折衷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中庸是讲原则的，而折衷主义是不讲原则的。中庸的中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中是礼决定的，同时也是仁决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则是仁与礼。折衷主义则是无原则，随风倒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孔子最鄙视的就是搞折衷义的乡愿。乡愿似乎也懂得仁义礼乐，但在行动上决不坚持，反而与一切不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同流合污。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所以中庸不但不是折衷主义，而且正是反对折衷主义的。以中庸为折衷主义，乃是一种历史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