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孔子的思想 第六节 天命鬼神观念

孔子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威没落了,周人所尊崇的至上神——天的权势也没落了。先进的人们在考虑施政方针和个人行动的时候,只看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而不再顾忌上天的意旨了。孔子就属于这种人,在他看来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修养,一个国家政治是不是清明等等都是由人决定的,跟天没有关系。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是说一个人是否能达到仁的境界,不依赖外部因素,就看他有没有“欲仁”的坚强信念,如果有,一定会成为仁人。孔子又主张“为政在人”(《礼记·中庸》),也就是说不在神。以卫国为例,卫灵公昏庸无道,但卫没有亡国,是不是神佑的结果?孔子认为不是,原因在卫国有几位贤大夫分管几个重要部门,就把卫国政局给支撑下来了。主张有神论的墨子批评道:“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墨子·公孟》)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孔子否认天和鬼神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

但孔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从不否认神、鬼的存在。例如天就在他的心里占有崇高的地位,危险时,他要用天来鼓舞自己,宋大夫桓魋要杀他,他说:“上天给了我美德,桓魋能把我怎样!”(《宪问》)在诸侯不支持、众人不理睬的情况下,他说:“老天是了解我的!”(《宪问》)发誓时要提到天:“如果我做了亏心事,让天厌弃我!”(《雍也》)他还说:“得罪了老天,祷告是没有用的。”(《八佾》)应该说这些都反映了旧的宗教观念的残余。昔日全能的上天,对孔子来说只能是在必要的时候呼唤一下,由这个想象中的存在,慰藉、支持他这个孤独的行道者。

在至上神天的下面,还有各种各样的神鬼,传统观念认为它们都有福善祸淫的能力。孔子对它们的基本态度是“敬而远之”。弟子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答道:“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聪明人集中力量做与民生有关的事,而不是去谄媚鬼神,对它们要敬而远之。这就是说,他对鬼神持怀疑和疏远的立场,既要摆脱旧宗教观念的束缚,又不肯与它决裂。所以凡是遇到这类问题,孔子都把它搁置起来。子路问如何事奉鬼神,他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问人死后是怎么一回事,他答道:“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教导子路努力了解人生,学会事奉人,把鬼神等问题放在一边。子贡问死人是有知还是无知?孔子说,说有知,我怕孝子厚葬父母,损害活人;说无知,我怕不孝子孙不葬父母,弃尸荒野。所以不能说。你如果真想知道答案,等你死时慢慢体会去吧。(见《说苑·辨物》)

殷周以来的宗教观念中有天命之说。所谓天命就是至上神的命令。孔子心目中的天已经不是活灵活现的神,能发布命令,摆布人类了,命当然就有了新的意义。他认为命是一种不可知、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命能够带给人幸或不幸。他的一些谈到天的话,那个天其实也指的是命。伯牛是贤人,却得了恶疾,孔子去看望他,就说这是命:“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雍也》)好人得恶疾,不应该是上天的安排,这种不合情理的事只能归结为命。那么命运能对人生的哪些方面起作用呢?子夏说:“商(子夏姓卜名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子夏听说并且当作正确道理讲出来的,应该是孔子所传授的。这就是说在孔子看来生死寿夭、富贵贫贱等等生活遭遇,是命、天(也是命)决定的。但命不能决定人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人在现实生活领域没有自主权,但他在道德生活中是有自主权的,他可以选择善或恶,可以通过艰苦努力达到很高的道德境界。在社会生活中,命也能对许多事情起作用,譬如说,道在一定时间的行与废便是命决定的。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那么人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要听从命运安排,不去行道?不。子路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君子尽管已经知道道在现今行不通,但他还是应该尽其义务,也就是行道。孔子本人正是这样,他50岁之后用了14年的时间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但遭到的是冷淡、白眼,在他已经知道他的道不能行时,仍然继续奔走,不怕挨饿受苦,不顾生命危险,坚持行道。从他个人说,这是从道德良心出发,尽自己应尽的义务,从社会方面说,他是相信道终究是可以大行于天下的,他个人的努力虽然一时见不到成效,但毕竟不会是徒劳的,对于道在未来的行时必定会起积极的作用。

总之,孔子承认有命,但却不是命定论者。在富贵寿考方面他无所求,一切听其自然,他显出的无所作为是不想争,而不是不敢争。在道德修养和行仁礼之道方面,他有强烈的追求,百折不挠,奋斗到底,虽说有命,但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命不是人屈从的对象,而是人抗争的对象。服从内在的道德良心,搏击外在的命的盲目力量,这是人生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