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儒家思想的世界影响 第一节 儒学与古代东亚

这里主要介绍儒家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的传播和影响。

朝鲜北与我国东北接壤,西隔黄海与山东、江苏相望,很早便经由陆、海两路与我国交往。孔子思想至迟在汉代已经传入朝鲜,在朝鲜的三国时期(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得到较广泛的传播,其中高句丽最早推行儒学教育,公元372年建立太学,讲授“五经”、“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百济也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聘请南朝梁的博士前去讲《毛诗》和《周礼》。新罗的步子迈得最大,它依唐制建立国家机构,派留学生到唐朝学习儒学,它能统一三国不是偶然的。

新罗时期(公元675—935年)和高丽时期(公元935—1392年)统治者都信仰佛教,但政治和伦理思想都是儒家的。他们提倡仁义礼智信,而特别注重孝道。行孝者得赏,不孝者受罚,从小培养敬事父母的孝心,长大移孝为忠,成为忠君尊王的良民。于是有孝子尉貂,割大腿肉做馄饨给父亲吃了治病,有忠臣洪灌在动乱中为王殉难。这两个王朝为推行儒教,设太学、开科取士、印制或进口儒书,建文庙尊孔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李氏朝鲜(公元1392—1910年)取代王氏高丽之后,抛弃佛教,全力推行儒教尤其是朱子学,尊为唯一正统思想。李朝推行儒教的方式大体上与前朝相同,不过由于指导思想变为独尊儒术,所以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遗余力。李朝重科举,文武两班官员都通过考试录用,文官的生员试、进士试、文科考试要考汉文和儒学自不必说,即使武官的考试也必须加试儒学。在学校教育方面,除在首都设成均馆(下置四个学堂)外,各府县都设乡校,与此同时尚有无数私人办的书堂,全部以儒家经典为教学内容。统治者对培养忠孝节义的礼俗教育非常重视,除了印刷出版儒家经典外,还命学者编辑大量通俗读物乃至画册,解释经典,表彰忠臣孝子,以汉文、朝文出版,这些书有《孝行录》、《三纲行实》、《三纲行实图》等等,通过它们把忠孝观念灌输到千家万户,使妇孺皆知。经过长期教化,原有的尚武之风被改变,李氏朝鲜成为“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为风”(《朝鲜志·风俗》)的国家。李朝被称作“儒教王朝”,儒学在这个时期达到鼎盛。

由于儒学、朱子学的传播和濡染,朝鲜出现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理学家。高丽王朝后期,朝鲜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穑、郑梦周、郑道传等严厉批判佛教,指出它的灵魂不灭、定数轮回都是错误的,抨击它在政治、道德等方面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结束佛教的统治、确立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做出了贡献。李朝时期的理学家们把朱子学的研究推进一步。徐敬德继承张载传统,大讲气不灭和气一元论。正统派代表、具有“海东朱子”之称的李滉(退溪)坚持理一元论,以为“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在人性问题上,主张严格区分性情,认为四端(仁义礼智之端)是由天理发出的,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欲)是由气发出的,应该让七情服从四端。他的学生李珥(栗谷)既不同意乃师,也不同意徐敬德,主张理气二元,二者不能分离。在性情问题上以四端虽为理发,但发出便有气(情)随之,七情虽为气发,但发出便有理来驾驭,四端七情不能分离。引发了“四七理气”的多年争论。通过这场争论,朱子学的研究更深入了,但也渐渐走向繁琐和教条化。后来,为朝鲜的振兴富强、民主科学而奋斗的各个学派都抛弃了朱子学,进步学者们吸收诸家思想,建立了朝鲜的实学、北学、东学以及开化思想、启蒙思想体系。1910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李朝,占领朝鲜,一度废止尊孔读经,后转而利用儒教奴化朝鲜人民。正统儒家学者,曾利用儒教宣传动员群众抗日复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南北两方,分别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儒家思想不再是统治思想,仅作为传统文化为人们所研究利用。

越南也是中国的近邻,自古以来就接受中国文化,儒家学说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秦始皇开始设置郡县,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后来从两汉到隋唐五代,越南作为中国郡县达一千多年;儒家思想在中国行政官员倡导下,逐渐在越南生根,成为越南的传统思想文化,对越南较早结束奴隶制、建立封建社会,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东汉交趾、九真(两郡均在越南)太守锡光、任延教当地人农耕和中国嫁娶礼俗。三国时代的士燮为交州太守,政绩斐然,受越人拥戴。他接纳中原逃往交州避难的士人,带动他们向越人传播诗书礼乐知识,影响深远。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越南读书人到中原游学、为官;到了唐代,通过科举考试,在中原得功名任官职的越人就更多了。

公元939年越人吴权建立吴朝,宣布越南独立,不过越人政权仍然提倡儒学。公元1010年李公蕴建立李朝,由于认识到治国安民必须依靠儒家思想,开始抑制佛、道,专门崇儒。1225年建立的陈朝继续推行崇儒政策,具体办法是从中央到地方创办儒学学校,中央称国子监,地方称府学、州学。皇帝多次到太学听讲,皇子必须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陈朝完善了科举取士制度,考试科目、办法与中国大体一样,给录取者荣耀、官职及各种优待。这种做法吸引广大读书人专心于儒学,培养了有势力的儒士阶层,使儒家实力大大增长。儒家学者朱文安、黎文休、张汉超等对佛教展开激烈批判,陈朝中后期儒家取代佛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了统治地位。

儒学在越南的全盛时期,是后黎(公元1428—1789年)和阮朝的前期(公元1802—1884年)。黎太祖黎利上台之后,立即定律令,制礼乐,兴科举,设学校,在政治、文化、民俗等领域全面推行儒家主张。黎朝后代皇帝循此继进,崇儒之风越来越盛。崇儒的方式方法无非以上几项,但每次都做得非常彻底。皇帝不但制定崇儒法令,而且亲自执行,如到太学听讲,亲耕籍田,鼓励农桑等等。国子监和学校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奖勤罚懒,赏优汰劣,引导儒生勤奋学习。科举考试内容、方式大体与中国一致,特别之处在道德担保,公元1462年颁行《保结乡试例》,规定应试者须有父母官关于他德行的担保,才准许参加考试,一切言行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不得应试。为把儒家纲常贯彻到民间,朝廷制定《教化四十七条》颁行全国,其基本内容是“为臣尽忠,为子止孝,兄弟相和睦,夫妻相爱敬,朋友止信以辅仁。父母修身以教子,师生以道相待,家长以礼立教,子弟恪敬父兄,妇人无违父子……”政府官员及儒生有义务向群众宣传《教化四十七条》,做得好的人也可以得到一定官职,对于促进儒家伦理的普及起了巨大作用。

16世纪以后,后黎王朝衰落,分裂为南阮、北郑两个政权,连年争战。1802年阮福映统一越南,建立阮朝。为了反对农民起义“以下犯上”与郑氏家族的分裂势力,阮氏家族很早便强调儒家的三纲五常和大一统观念,统一之后继续推重儒教。首先是加强从皇子到百姓的儒学教育,严格集善堂(皇子受教处)、国子监及地方学校的规章制度。对民间的伦理教化工作也抓得很紧,朝廷的《政要目录》即提出“举贤良方正,以表德行。旌孝顺节义,以明人伦。”以及对其他种种德行的表彰办法,将儒家伦理推广到穷乡僻壤。阮朝尊孔在越南历史上也达到高峰,不但大修文庙,上尊号“至圣先师”,而且皇帝亲临文庙向孔子“神位”顶礼膜拜。黎阮两朝,培养出一大批儒学大师,如黎朝的阮秉谦、潘孚先、吴士连,阮朝的郑怀德、潘清简等等,他们写了大量著作,阐释、发挥儒家思想。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些用越南喃文写的儒家伦理的通俗读物。

儒家思想在黎阮两朝达到鼎盛。1884年法国占领越南,实行殖民统治,废止汉文、喃文和科举制度,推行法文和拉丁化越文。这样儒学与汉文化的传统被割断。但是由于两千年传统的影响,许多人心向儒学,在法国占领之后仍在学习、研究它,一些大儒写出研究专著,表达抗法复越的思想。

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也同朝鲜、越南一样,很早便输入了儒家学说,并深受其影响。关于儒学传入日本,大体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说,秦始皇时代,徐福以赴东瀛采长生不老药为名,带数百名童男童女到日本,可能随船带有儒家典籍。另一个说法则是公元285年,百济使者荐博士王仁到日本献《论语》、《千字文》。此事中日史书均有记载。当时日本正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阶段,有家族制度,但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宗法等级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需要文字但还没有文字。《论语》一书从载体(汉字)到内容,都非常适合日本的需要。于是儒学就与汉字一起在日本土地上生了根。不过在王仁到日本之后的二三百年间,儒学教学仅仅在皇子和王公大臣中进行,影响尚不普及。

公元7世纪的日本列岛上,皇权与代表氏族制度的旧贵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加强皇权,圣德太子于公元604年制定17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之外,其他各条皆为儒家信条,主要是忠、信、仁、礼。“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第12条)“无忠于君,无仁于民,是大乱之本。”(第六条)“信是义本,……君臣共信,何事不成!”(第九条)“君臣有礼,位次不乱;百姓有礼,国家自治。”(第四条)646年孝德天皇在曾长期留华的对隋唐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均有深刻了解的日本大儒南渊请安等人帮助下实行“大化改新”,废除了旧贵族私有部民制,按唐朝的榜样,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使日本成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圣德太子执政后,特别是大化改新后,日本不断向中国派遣使节——遣隋使、遣唐使,和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学习儒家经典,搜求儒家书籍。并在首都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推进汉文化主要是儒学教育。

在奈良时期(公元710—794年)和平安时期(公元794—1192年)统治者虽垂青佛教,但从未放松推进儒教,他们明白精神解脱要靠佛教,但治国安民非儒术不可。除继续派留学生,进口、印制儒书,加强大学寮的管理外,特别注意将三纲五常和忠、孝、礼的观念灌输到民间,而孝是重点。孝谦天皇曾下诏说,孝是各种德行的基础和治国安民之道。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孝经》,经常背诵实行。历代天皇对孝子顺孙都给予各种奖励。日本虽无科举制度,但朝廷规定,政府官员一定要从修习仁、义、礼、智、信的人中选拔,根据其素质与程度委以官职。这种做法对儒风的振起有绝大影响,其作用不下于科举。在奈良、平安两朝,孔子的地位日益提高,公元701年开始祭孔,768年尊孔子为文宣王,亲王以下百官都参加释奠,典礼过后到大学寮听讲儒经,或由天皇召博士入宫讲经。当时崇唐之风十分盛行,遣唐使、留学生仰慕盛唐文化,许多人长期留唐,游学、做官甚至娶妻生子,终身不返。回到日本的也与众不同,戴唐式冠,穿唐式衣,吟唐诗,说唐话,意气扬扬,唐味十足。慕唐达到顶点之后便走向反面,有识之士提出“和魂汉才”,即借鉴中国文化发展日本民族文化,而不是事事模仿。平安中期以后,停派遣唐使,努力摆脱唐风,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但这并不意味儒学的停滞。相反,儒学在日本化之后得到新的发展。

1192年之后,日本进入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幕府将军实行独裁统治。将军、大名、武士组成的等级制的武士地主阶级,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和土地。他们的理论家适应当时的需要,取儒家的忠、勇、信、礼、义、廉、耻等观念和佛家不念生死的思想,加工形成武士道德或武士道精神。由于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精神来源之一,所以继续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1603年德川将军削平群雄,建立江户幕府,处理全国政务,管辖全国领地。一个中央集权的实行等级身份制的封建国家正式形成。从这时到明治维新的200多年间,称为江户时期或德川时期。这是日本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也是儒学高度发展的时期。这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原始儒学,也不是汉唐经学,而是朱熹的理学。

理学早在十二三世纪便传到日本,德川将军统一全国之后,认为武功已到顶点,但文治还不够,于是锐意崇儒重道。他抛弃佛教,提倡理学,重用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等理学大师,让他们讲学、著书,传播发展朱熹思想。藤原惺窝遵从朱熹的性理说,认为天地万物皆以理为本。他批评佛家思想,使日本儒学最终摆脱禅学影响,他的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是林罗山。林罗山心悦诚服地尊信程朱,既反对佛教,也反对耶稣教,著有《排佛论》和《排耶稣论》,反映了幕府将军对佛的厌弃和对西方势力的疑惧。他还大力论证日本的神道和儒教——理学的一致,使它们更好地结合起来。经过林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成为德川时代的官学。他本人以大儒身份侍奉过德川家四代将军,成为幕府中重要智囊。

影响日本学术界的除朱子学以外尚有古学派、阳明学派以及水户、折衷、考据等学派,它们都表现了与朱子学不同的思想倾向。如古学派尊信三皇、五帝、周公、孔子,认为唐以后儒学是伪学,代表被闲置的贵族和中小地主阶级,反对正统官学——程朱理学。阳明学派继承王阳明的良知说、明德说,认为整个世界及其秩序,乃至儒家伦理规范都是人心的产物。开始它作为传播儒学的通俗方法而存在,后来形成与朱子学对立的学派。阳明学派的一些重要学者逐渐萌发出代表市民利益的平等思想,重视实践的思想,为明治维新做了思想准备。

1868年德川幕府被推翻,政权重新回到天皇政府。日本实行明治维新,逐渐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日本的封建残余势力顽固,因此明治初年被打击的儒学,不久又受到当局的重视。天皇和文部省连连发布文件,要求在中小学中加强道德教育,其主要内容即忠孝仁义。成为日本教育指导原则的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儒家伦理规范,以为人人遵守,可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在明治朝和明治以后,祭孔活动继续进行,并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开展儒学研究、儒家经典的翻译出版工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儒学作为意识形态才明显地衰落下去。

纵观东亚三国历史可以看到,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给它们带去的是文字、高度发展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以及与儒学有直接关系的先进的哲学、伦理、政治思想和统治经验,这一切对于这三个国家从野蛮到文明,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帮助它们建设起发达的封建社会。但是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产生之后,儒学的作用从根本上发生了转变,它所维护的封建关系已经过时,它本身也就变得保守。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提倡儒家伦理,灭亡朝鲜之后在朝鲜提倡尊孔重道,以及越南吴庭艳政权的鼓吹儒教,都是在利用儒学的保守面,对抗、扼制民主、平等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