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远在上古的传说时代，各民族的祖先就劳动、居息、繁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之上。居住在黄河中游平原的是汉民族的祖先“华夏”族，居住在四周的则是各不同族类的少数民族。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各族人民相互往来、交流、融合、同化，共同促进社会发展，创造繁荣文化的历史。

经过历史的选择，如今，我国共有56个民族，汉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91.96%，主要居住在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和松辽平原，其余55个少数民族人口虽只有全国人口的8.04%左右，却居住在占国土面积50—60%的土地上。在这55个少数民族之中，除壮族、回族、畲族和大部分满族使用汉语之外，其余的民族共使用着超过60种以上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分属汉藏、阿尔泰、澳亚、马来·波利尼西亚和印欧五个语系。由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一些民族拥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则使用着其他民族文字，或尚处于口传及刻木、结绳的记事阶段。据有关方面1949年的统计，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21个民族使用文字，其中18个民族使用的是自己本民族文字，有的还同时使用着几种文字，其余如畲、壮、回、和大部分满族则使用汉文。建国后，中央政府和各有关民族地区都建立了专门的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机构，先后为十多个民族进行了民族文字改革和文字设计拉丁化工作，使拥有本民族文字的民族有所增加。

我国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有着敬天畏神，敬祖睦宗的传统。因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相应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家谱文献。与汉族家谱均为单一使用汉语记录相异的是，各少数民族由于社会发展状况的不一致，他们所形成和保存至今的家谱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归纳一下，大致可分为无文字记录的口传家谱、实物家谱和文字家谱三类，每一类之中，又可加以区别。在实物家谱可细分成刻木家谱、结绳家谱和其他实物家谱等多种，文字家谱也可分作使用本民族文字记载、使用其他民族文字记载、使用汉文字记载和使用两种文字对照记载等多种，并且每一种家谱内容的繁简程度也不一样。同时，由于各少数民族的规模、人数及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不一样，因此，形成的家谱数量及留传与保存的程度也不一样。在中国当今55个少数民族中，到底有多少民族拥有自己本民族的家谱资料？流传至今的各少数民族家谱资料到底有多少？尚无人作出相应的统计，也缺乏有关的文献说明，作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有限和不完全的资料，略加归纳，作些简单的说明与介绍。

在现存的各少数民族家谱中，以满族的数量最多。满族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主流民族，享有很多特权，同时也有足以夸耀的祖先和家世值得记录，因此，满人修家谱的现象无论在清朝还是民国，都是比较普遍的。从现存家谱来看，满族人使用文字修谱，大约是从入关之后，即清朝建立之后开始的，在此之前，从如今尚保留的一些满族风俗看，满族似乎存在着类似结绳的实物家谱。据有些学者认为，在现今东北一些满族居住地，满族人家中西墙所供祖宗板右边佛托妈妈位置上索子口袋中的索绳即是这种原始的结绳家谱。佛托妈妈，也称锁头妈妈，托托妈妈，子孙妈妈，汉译为恩情的妈妈，在满族传说中是一位为救清太祖努尔哈赤而被杀的汉族妇女，努尔哈赤即位后，被尊为“佛托妈妈”，成为满族保佑子孙繁衍、人口平安的神。佛托妈妈有位无像，只有一个纸袋，名为索子口袋，内装一根数丈长，由五色线编成的索绳，家中孩子长到四五岁时，在冬月底大祭佛托妈妈的第二天举行挂锁仪式，男孩颈上套红彩线，女孩套蓝彩线，三天后取下，装入索子口袋，再逢祭日，则将孩子原先套过的彩线，系在索绳上，女儿长大出嫁后，婆家备好酒礼，送媳妇回娘家祭过佛托妈妈，然后将自己套过的蓝彩线解下带回，系在婆家的索绳上，这叫改锁。家中索绳上彩线多，自然说明这家人丁兴旺。

在现存的满族文字家谱中，有仅使用满文的，有满、汉两种文字对照的，也有仅用汉文的。从形成时间上来看，清朝乾隆之前以纯满文居多，清中期以后开始出现满、汉文对照，道光以后，汉文逐渐取代满文成为满族文字家谱中主要的书写文字。文字家谱的流传形式有木刻本、活字本和近代排印本，更多的是稿本和抄本。现今存世的满族家谱数目，至今还没有人进行过全面的调查、统计与系统收藏，即使是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北京图书馆也仅藏有汉文八旗谱19种，满文家谱21种。但从辽宁大学历史系自1983年以来对辽宁、吉林两省所存满族家谱不完全调查所得就有500多种来看，全国存世的满族家谱当有千种以上，其中私藏多于公藏，绝大部分分散收藏于个人手中。

满族的文字家谱通常被认为是入关之后方才开始编修的，修谱之所以成为一种大规模的普遍行为，是由满族内部实行的八旗制度决定的。在八旗制度中，家谱是官职承袭和人丁身份、地位的主要证明和重要凭证。努尔哈赤之前，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是由无数个“穆昆”(即氏族)组成，彼此间互相攻伐不已。努尔哈赤崛起后，以穆昆为基础，将普通穆昆改变成为带有军事性质的社会基层组织“牛录”，牛录的佐领(首领)通常由穆昆达(族长)担任，佐领分为勋旧佐领、世管佐领和公中佐领三种，其中勋旧佐领和世管佐领可以世袭，此外，八旗中还有一些由有功人员担任的官职也是可以世袭的。这类家族世袭官职早期是由各家族收藏的皇帝颁发的敕书来证明，后来，这种可世袭的荣誉被记入家谱，凭证也就由家谱来承担。从如今大量保存的诸如“雍正朝八旗佐领袭职缘由宗谱”和其他有关申请袭职的奏折中都可清楚看到，这类文件在叙述完申请袭职缘由之后，都会附有申请袭职者的家族世系来证明其所申请之不谬。这种附在申请袭职奏折之后的家族世系，实际上就成了满族文字家谱的一种早期形式。同时，在八旗制度中，各类成员的身份和地位是基本固定的，不能随意变更，这种固定关系也是通过家谱来维系的。家谱，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表明旗内人丁身份的依据。此外，从世祖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开始，皇室连续不断地编修自己的家谱玉牒，加上世宗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敕修，历时十余年，于高宗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方告修成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都对满人修谱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通谱》所起的示喻作用，更是不可低估。《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共收录除爱新觉罗家族之外的八旗满族姓氏654个，蒙古姓氏、汉姓、高丽姓521个，合计1176个，记录八旗人物超过两万人。可以说，这部《通谱》，既是八旗满洲重要的氏族宗谱集成，又是八旗满洲的姓氏总集。清帝敕修此《通谱》的目的是为了提醒八旗满人，增强民族意识，以提高民族凝聚力，进而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同时，《通谱》的修成，也为后来满人修谱提供了依据和线索。

在这几个因素影响下，再加上清朝建立后，大批满人入关，生活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汉族和其他民族重视修家谱的文化传统，对满人也是个促进。乾隆之后，满人修谱蓬勃开展，由过去只是个别家族的个别行为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普遍行为，在相当时间里，满人对纂修家谱的重视，几乎超过汉族，达到一族一谱的地步。清朝灭亡，八旗制度解体后，满人并未终止修谱，其宗旨是为了表示不忘本，教育族人强化自己是中国人的意识和重振民族辉煌的心理。1931—1945年日本占领东北期间，东北满族再兴修谱高潮，正是这种心态的体现。现在我们见到的东北地区满族家谱，有相当部分是这个时期纂修的。

满族修谱，多在龙年、虎年、鼠年进行，取龙腾虎跃，人丁兴旺的吉祥寓意。时间一般在农历二月。如果是初次修谱，资料来源主要为历代相沿的传闻和从八旗都统衙门所存档案中抄录有关资料，如果是续谱，则以旧谱为基础，加上历代穆昆达历年举行祭祀时记录的本族新生、娶进、身故人丁清单的册子为根据，依次续上，死者的名字涂成黑色，新生者用红砂填上，女孩因要出嫁，是外姓人，一般不上谱，媳妇的名字附在丈夫旁，写明姓氏和旗分。在现存的满族家谱中，由于修谱时代和家族历史的不一样，修成家谱的内容结构与详略程度也不一样，叙述族源、迁徙、修谱缘起与修谱过程的谱序和记录家族世系的世系表是一定有的，其他诸如上谕、诰命、传记、仕宦、诗文、移驻考、族居记、家训、族规、恩荣、谱图、祠宇、墓图、碑记、大事记、照片等，则不是每一部满族家谱都有的。

在满族文字家谱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叫谱单，实际上是谱书的简本，仅有家族世系和极简单的文字说明，注明家族迁移来源、字辈顺序和修谱、抄谱时间，通常写在大张高丽纸和黄绸上，也有用数张高丽纸拼接而成，成卷轴装或经折装，中间一般都绘有祖先画像，已故人名用黑笔，尚存的人用红笔书写，文字有满文，汉文，满汉合璧或满文、汉文各一份对照等数种，很多谱单从顶端沿两边直至底部都绘有彩图。平时郑重收藏，每到祭日，则从祖宗匣中请出，敬陈于屋内西墙板上，全家跪拜祭祀，以示不忘祖宗恩德，并祈求祖宗庇佑。在现存满族家谱中，谱单多于谱书。

与满族同居于东北地区且风俗、信仰和习惯大体相近的锡伯族，他们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可未见到有民族文字家谱的记载与报导，只见到有关实物实谱的记载。与满族相似，锡伯族人在屋内西墙上供有保佑家宅平安和人丁兴旺的女神喜利妈妈，也叫子孙妈妈，没有神像，也是一纸袋，内装一根长约二丈的丝绳，上面系有小弓箭、小靴鞋、箭袋、摇篮、铜钱、布条、背式骨(猪后腿的距骨，俗称嘎拉哈)等物品，用来记载家中的辈数、人数、男女数和其他大事。添一辈人就添系一个背式骨，生男孩挂一张弓，生女孩挂一根红布条，从丝绳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家一共经历了多少代，每代各有多少男女成员。这种丝绳实际上就是锡伯人的实物家谱，平时是收在袋子里，拿出祭祀多半在半夜时分，不准外人看，十分郑重。

鄂伦春人在使用满文记事之前，一直使用结绳记事，其中也包括使用绳结来记录自己的世代，形成结绳家谱。据有关材料记载，鄂伦春人的结绳家谱多用马鬃绳，一代一个结，平时悬挂在房梁正中，十分珍视。

蒙古族是个豪放的民族，也是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辉煌业绩的民族，蒙古民族十分崇尚英雄，未有文字之前，在广阔的草原上就流传和吟唱着各种英雄的事迹和传说，其中自然包括了英雄的家世，这些流传四方的英雄事迹实际上就是后世英雄史诗的前身。在这些史诗被记录之前，史诗中的英雄家世实际上就是一种口传家谱。在蒙古文字创立后，一部分口传历史被记录下来，形成了文字家谱。蒙古早期文字家谱并不是独立成书的，而是记录在其他著作之中。如13世纪中叶形成的《蒙古秘史》和14世纪初形成的拉斯特《史集》中，都记载有成吉思汗祖先、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的家族世系，多达20多代。此外，元朝建立后，沿袭金制，设置大宗正府，专司修撰皇室家谱，但由于“元之宗系，藏之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随着元朝的灭亡，皇室家谱也就湮没不传了。到了清朝，蒙古族仍是主流民族，在敕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也有相当的八旗蒙古姓氏和家谱。清代以来，蒙古族人编修的蒙文和汉文家谱当不在少数，可惜尚未见到这方面的统计与研究文献，大批收藏于民间个人手中，在北京图书馆的丰富收藏中，也只见到五部蒙文家谱。

其他拥有自己本民族文字的各少数民族，从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家谱和汉文家谱，可惜的是，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多，大型图书馆的收藏也不尽如人意，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少数民族文字的家谱，除前文所述的满、蒙文字之外，也只有藏文四种，彝文二种。除此之外，在一些民族文献中，还可看到有关类似家谱，如清代彝族古籍《西南彝志》中，就记录下较多数量的古代彝族口传家谱。专门的民族文字家谱，大概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手中都还会有收藏，很值得我们去调查、征集、整理、研究。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上，还有一些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过轰轰烈烈的正剧，而如今已消亡的民族，如建立辽朝的契丹族，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字，产生过大量的文献，自然也包括皇室公卿贵族和士民家谱。随着时代的流逝，这些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各种文献也已大部消亡，可以肯定，民间也还会有一些流传下来，最近于西安面世的十册据说是西夏皇族家谱就是一个明证，这些已经湮没的历史文献，也很值得我们今天去发掘、继承和发扬。

我国南方一些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祖先家族世系大多以口述方式流传在族人之中，形成口传家谱。建国之后，许多民族工作者在进行民族调查时，都曾接触过这类口传家谱。在这些口传家谱中，有一部分父子连名家谱比较特殊。所谓父子连名家谱，即某些民族起名较有特点，父亲名字之后一两个字是儿子名字的前一两个字，这种父子连名的家族世系，比较易于背诵，因此，在怒族、哈尼族、白族、大凉山彝族和黔东南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一般的家族成员都能背出三四十代祖先世系，特殊的如专职巫师或族中老人，则能背出多达六七十代祖先世系，最多的能背到90多代。在其他一些不是父子连名的民族，如傈僳族、普米族、阿昌族、高山族等家族世系则一般由专门的神职人员如巫师和头人掌握，定时向族人宣诵，通常一般都能背诵出几十代祖先世系，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