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是一个带有鉴定性的称号，但因它来源于敬名和避讳，所以对前人不称其姓名或字，而称其谥号时，总带有敬意。不过称历代帝王的谥号当作别论。

帝王生前的名字得避讳，不但口头上不能讲，就是书面上也不得写；非用代表他名儿的那个书写符号不可时，可用同音字或同义字代替，万不得已要用原字，那么这个字不准写完整了，必须缺一笔。等他死了，有了谥号，有了庙号，人们习惯上都称他的谥号。渐渐地便约定俗成了。称帝王的谥号是无可选择的，是被动的，不是自愿的，因此便无示敬可言。当我们说到号称圣人的周文王及昏庸残暴的周幽王和周厉王时，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一些有选择称谓自由的历史人物来说，情况就不同了。

朝廷赐谥重爵位不重品行，只要达到赐谥的官阶就可得到谥号，只要有人从中维护，就可得到美谥。譬如宋代许多不光彩的人物，入了奸臣传的都有很冠冕堂皇的谥号：曾布谥为文肃，蔡京之弟蔡卞谥为文正，汪伯彦谥为忠定，卖国贼秦桧谥为忠献，秦桧的重要帮凶万俟卨〔moqixie莫齐谢〕谥为忠靖……然而又有谁去称他们的谥号呢？即使秦桧后来改谥为谬丑，也无人理会。古今上下，男女老幼，统称之为秦桧。公道在人心，坏人有谥也不称。

六朝人作品，如以《世说新语》为例，称人多称官职，例如称陈寔〔shi时〕为太丘(陈曾为太丘县令)，谢安为太傅，王导为丞相，王敦为王大将军，嵇康为中散(为魏中散大夫)，王羲之为右军，等等。而唐人于作品涉及名公巨卿，则多称其封爵，如称房玄龄为梁公，杜如晦为莱公，魏征为郑公，裴度、韩滉为晋公，颜真卿为鲁公，等等。这在《大唐新语》、《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书中习见。到了宋代，除仍用上述称谓外，又多称前人的谥号。如欧阳修在《归田录》称鲁宗道为鲁肃简公，张知白为张文节公，杨亿为杨文公，孙奭〔shi市〕为孙宣公，王曾为王文正公，李沆为李文靖公……江休复在《嘉祐杂志》中称韩愈为韩文公，杨亿为杨文公。范镇在《东斋记事》中，称丁度为丁文简公，薛贽为薛简肃公，王曾为王文正公，蔡齐为蔡文忠公，范仲淹为范文正……宋人笔记中，称谥号的例证难以枚举。至清代此风更盛，只要翻开杂录、随笔之类的书，就会发现俯拾即是，所以我们就不再胪列了。

宋以来盛行称前人的谥号，大概是有原因的。对一些勋业彪炳，或极为人所钦仰的历史伟人，称其字，则似乎有些欠妥。因为称表字只限于平辈之间，或尊长对卑幼者表示亲近和喜爱时才用。如果称别号，又与其人身分不相称，也欠庄重，况且他还不一定有别号。当然还可称官职，这虽能体现其人之身分，然不能见其人之立身行事，生平业绩。看来对这些人，称其谥号，是最佳选择。如范仲淹之称范文正公，不是正可令人想见这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古代政治家那种奉献精神和浩然正气吗？岳飞之称岳武穆或岳忠武(后改谥忠武)，不是也可使人想像到这位“危身奉上”，勇御外侮的民族英雄的气概吗？还有如刘墉之称刘文清，也可体现出这位一生自奉廉洁而多善政的清官形象，纪昀之称纪文达，也充分反映出这位学识渊博而又诙谐机智的儒臣风貌。

由此可见，对历史伟人，名公巨卿，称其谥号既可示敬，又可体现其身分地位和生平业绩，这一点确实是其他称呼所不能替代的。

附带说一下，明以前，对皇帝不称谥号就称庙号。从明到清，民间开始习惯上称年号。如永乐皇帝、正德皇帝、嘉靖皇帝；顺治皇帝、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等等。这种称呼当是民间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