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为了敬名，所以才称字。两个陌生人相见，彼此寒暄时，必然是问：“贵姓？”“台甫？”或“尊字？”这就是敬名问字。而回答者必是先回答名某，后回答字某。因为对方所问者实际是名，这“台甫”、“尊字”，是问名的委婉语。号推广开之后，人们觉得称字不够恭敬了，称号才最雅、最恭敬，于是“台甫”、“尊字”变成了“尊号”和“大号”。其实这仍然是在问名。不过，经过这样长时期的使用后，号受到字的同化作用，号竟成了字的同义语。譬如《儒林外史》第十五回中就是字号混用的：

马二先生着实恻然，说道：“你且不要伤心。你尊讳尊字是什么？”那少年收泪道：“晚生叫匡迥，号超人。”第十七回则这样说：

(景兰江)便道：“先生贵处那里？尊姓台甫？”匡超人道：“小弟贱姓匡，字超人，敝处乐清。”

可见号就是字，字也叫号。有时也可能指名。如《阅微草堂笔记·滦阳续录五》：

其祖姑闻客出视，又大骇曰：“是东光赵君耶？三十余年不相见，今鬓虽欲白，形状声音，尚可略辩。君号非某耶？”

这里说的究竟是名还是字，我们虽不能十分肯定，但近代民间问人的大名时，却说：“你大号叫什么？”

综上所述，不难看到号的普及和影响之广之深。

号不但取得表字的词汇意义和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一出现即具有表字所没有的一种特殊表敬功能。

封建社会是讲究避讳的，父祖之名是叫不得的。有句古训一直在流传，叫作：“父母之名，耳得闻而口不得言。”就是说，父母之名别人叫得，自己可以听，但自己不能讲。话虽如此，但在大庭广众场合，当人面直呼其父祖之名，也是一种失礼行为。所以《世说新语·方正》说，卢志在大庭广众中，向陆机问道：“陆逊陆抗是君何人？”陆机便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如卿于卢毓卢珽！”由此可见中古时代对直系亲属避讳之严。

上古时代，在叙称中本可以称呼父祖之字的，但后世也不允许了。这可能因为字和名的关系太贴近的缘故吧。如果父祖有官爵，有谥号，或者有科举功名，对人称说起来还方便，如没有这些荣身的称号，就不好措辞了。自从有了号，改变了这种尴尬局面。因为号完全同名脱离了关系，无避讳之可言了，不论在书面表达，或是口头称说，都可自由运用，不过还得加上“先生”、“公”或“翁”等敬词。

宋人称父祖之号的还少见，元明就多起来，至清而大盛。元代吴师道在《跋杜端父墨迹》中说道：“盖先大父碧溪翁之友。”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他的尊亲都称号，如称其外祖为雪峰先生，称其曾伯祖为光吉公，称其舅父为健亭公，称其叔父为仪庵公，称其祖父为宠予公，等等。其父曾为姚安知府，称为姚安公。梁章钜在自订《年谱》中，称其父为翼斋公，称其叔为九山公，称其祖为天池公。蒲松龄五世孙蒲庭橘在《〈聊斋文集〉志》称蒲翁为柳泉公。梁绍壬在《两般秋雨盦〔an安〕随笔》中，称其曾伯祖梁同书为山舟学士，号与官职合称。本来称字的，清人也改为号了。如王渔洋在《香祖笔记》中，称其兄王士禄为西樵、西樵先生，纪昀则称其兄为晴湖，都是称号。

中国人有尊老敬贤的美德，对前哲，对时贤，一向都是敬名称字的。自有了号之后，多改称号。宋人已称杜甫为少陵，称苏轼为东坡先生、坡公、东坡，称辛弃疾为稼轩，称陆游为放翁。明清时此风更盛。以何良俊为例，他在《四友斋丛说》中，对他的前辈和朋友，几乎全都称号：徐阶为存斋，文征明为衡山，皇甫汸为百泉，康海为对山，陆师道为五湖，顾清为东江，华夏为补庵，沈周为石田，祝允明为枝山，等等；于晚辈则仍称字，如称文征明之子文彭为寿承(号三桥)，文嘉为休承(号文水)。清人称号更是普遍，随笔、笔记，诗话、词话类作品中，几乎触目皆是。在社会交际中，甚至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一些正统思想严重的士大夫，对社会上流行的称号现象，曾有过刻毒的讽刺。《儿女英雄传》第三二回，作者就曾借邓九公在戏园中的所见所闻，对那位长得像虾米样的状元公和那位胖阔少，同小旦们互相称呼号，作过绘声绘色的描写和挖苦。

尽管称号比称字显得风雅而尊敬，但到底还是有字的多，有字又有号的少，号并没有取代字而成为一尊。因为字是傍名而生的，名不废，字也不会废，号却是游离于名之外的，难以起“表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