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小孩童年全靠父母对其进行家庭教育。《礼记·内则》对于教子就有很具体的要求，但教子内容主要限于生活和礼仪方面，后来则逐步加入了文化知识的传授。宋代司马光曾制定了《居家杂仪》，其中规定：儿子初生时，如果要为他请乳母，必须选择品行端正、温文谨慎的良家妇女，否则会对孩子的品行产生不良影响。儿子能吃饭时，鼓励他自己动手，并教他如何用右手拿筷子。儿子能说话以后，教他自己的姓名及唱喏〔re 惹〕等；稍懂点事儿，就给他讲恭敬长上的道理；发现他不辨尊卑长幼，说话没大没小，就立刻加以训斥，不要纵容。六岁时，教他数数和方位名称。七岁，教他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的规则，并让他开始读《孝经》、《论语》。七岁以下的孩子统称为孺子，早睡晚起，饮食无时，都是允许的。八岁以后，就不能随随便便了，出门入户，即席吃饭，必须懂得谦让长者；并由父母教他读《尚书》。九岁，读《春秋》及诸史，父母要耐心给他讲解，使他通晓其中的“义理”。十岁以后，才可以外出投师，并允许在外面住宿。

家教的内容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家庭存在差异，但尊敬长上的礼法教育则是共同的，且日趋严格。徐珂撰《清稗类钞·教育类》载：“八旗之家庭教育于礼法最严”，子弟早晚都要给长辈请安，而且“皆侍立，命之坐，不敢坐；所命，耸听不敢怠；不命之退，不敢退”。如在路上遇到前辈兄长，则“拱手立于旁”，等待长上过去后才可行走。这种循规蹈矩的教育，有压抑儿童个性的消极面，但如不分贵贱对所有的长者都尊重，则也有其合理因素。《清稗类钞》记载，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的郑板桥训诫其子，对佃户也“必须待之以礼”，这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