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也记载此事，稍有出入，说“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十老人击壤于道”。在宋代人李公麟画的《击壤图》中，似描绘的是群众性歌舞场面。而在明代人王昕编的《三才图会》中的《击壤图》，是描绘农夫在田间劳作间歇时的一种游戏。击壤是一种远古时产生的杂技游戏，古人在田野里耕作休息时，或耕作告一段落时，便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顿足击土而歌，来消除疲劳，调剂一下平日单调的生活。汉代刘熙《释名》中说“击壤”为“野老之戏”，宋代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引三国时邯郸淳《艺经》也说它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它的游戏方法是在田陇上竖起一块小木头，称作“壤”，农夫们手里各自拿着一块大小相同的木块，“前广后锐，长四尺，阔三寸，其形如履”。游戏时，站在远处按顺序朝“壤”投掷，谁能够击中“壤”，谁就是比赛的获胜者。至于击壤的距离，《艺经》说“三、四十步”远，其实并没有死硬的规定，一般不应该太近，也不会太远。太近了比较容易击中，很难分出高低，太远了不仅不容易击中，而且也没有那样的腕力，会使人失去游戏的兴趣。关于“壤”的形状大小，说法不一。晋代周处《风土记》里说“壤”一尺四寸长，呈锥状，一头大，一头小。《三才图会》绘“壤”为鞋子状物。其实它只是个靶子，至于什么形状，也无死硬的规定。严格地说“击壤”不能算是纯正的杂技，但做这种游戏需要有技巧，对杂技的产生、发展有密切关系。先秦时的投石，先秦、两汉以后的投壶，以及唐宋以后的掷砖、抛堶〔tuo陀〕、飞刀、打镖等，都是击壤的变种。在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击壤”、明代杨慎《升庵集》卷五八“抛堶”中均有阐述。

投石，也不能算是纯正的杂技，但与杂技有密切关系。投石最早是作为一种练兵的手段出现的，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秦国大将王翦与楚国的兵将交战，他先采取固守的战法，以逸待劳。他在巡视军营时，发现军中的兵士正在练习远距离投石，他认为有这样精力充沛，又积极锻练，时刻准备战斗的军队，是克敌取胜的保障，就非常高兴地说：“士卒可用矣”。投石后来发展成投丸、飞刀、打镖，对杂技和武术中打暗器均有影响。

投壶，先秦时期贵族士大夫宴飨时的一种带有比赛性质的游戏。后来逐渐发展、衍变为文人的高雅游宴活动，这大概与魏晋以来文人喜欢饮酒的风气有关系。壶为长形细口的器具，以壶口象征为箭靶，人们站在一定的距离，将短箭往壶口中投掷，投入壶口者获胜。据《礼记·投壶》蓝田吕氏注云：

图4 击壤图(见《三才图会》)

图5 宋李公麟《击壤图》(局部)(见《历代写意人物画欣赏》)

投壶，射礼之细也……且以乐宾，且以习容，且以讲艺也。投壶者，不能尽于射礼，而行其节也。

说明投壶是从西周时施行“礼射”中的“宾射”、“燕射”、“乡射”而衍变成为新的酬宾娱乐项目。投壶时所用的“矢”(箭)有三种长度，室内用二尺，堂上用二尺八寸，庭中用三尺六寸，以投中多少决胜负，负者罚酒。在《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30年)载：

晋侯以齐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壶，晋侯先。

说明先秦时期这种游戏已风行，为上层贵族社交中一种酬宾活动。汉初，投壶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据晋代葛洪《西京杂记》卷五中记载，汉武帝时，有位郭舍人“以竹为矢，不用棘也”，他打破了儒家旧制中的投壶方法，能将竹箭投入壶中反弹出来，用手接到后再投再接，竟“一矢百余反”，被人称作“骁”壶，“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东汉光武帝刘秀手下的大将祭遵，因为崇尚“儒术”，恪守旧法，“对酒设乐，必雅歌投壶”(《后汉书·祭遵传》)。在河南南阳出土汉墓画像石中，有汉代的投壶游戏图，图中刻一壶，当中两个人正在向壶中投筭〔suan算〕，足见这种活动在当时很流行。三国时邯郸淳作有《投壶赋》，描述了新旧两种投壶的方法。他说壶的样式为高三尺左右，“盘腹修颈”的长脖子壶，上面“饰以金银，文以雕刻”。这不是日常用来盛酒的壶，而是精工制作的工艺品，是比较坚固的专供人游戏用的金属壶。投壶时将壶放在“距筵七尺”的地方，显然是放在大殿或大厅里，在比较大规模的宴会上才采用这种游戏以助酒兴。比邯郸淳稍晚一些，大约在晋代初年，壶具开始有耳，据《经说·投壶》记载，这种壶其“耳小于口，而赏其用心愈精，遂使耳算倍多”。由于壶器的不断变化，遂使投壶的难度、技巧也随之增高，据《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投壶部》记载，晋初石崇家有一妓，可以隔着屏风投壶。在《晋阳秋》书中记载，丹阳县县官王胡之，能闭上眼睛将箭投入壶中，更神乎其技了。上述资料说明，从西周时反映等级制度的“射礼”，至先秦时期衍为贵族、士大夫的投壶，而在儒家也提倡投壶后，渐渐地被文人所占有，并最后发展成为几乎社会上各阶层都喜欢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