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初年，曾多次派遣使者去西藏，其中有一位叫宗泐〔lè 勒〕的和尚在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从西藏归来时经过黄河源头。他在《望河源》诗中注道：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

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通天河(长江上游)，说明当地藏人了解巴颜喀拉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东北，也说明了当时已将黄河称为“抹处”(即今译玛曲)。

16世纪后半期，随着喇嘛教在蒙古人中的流传，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协助达赖统治西藏，又共同遣使者朝见清朝皇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人们了解到在黄河上源有“古尔班索罗漠”，即三条支河。为了证实这一情况，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康熙皇帝派拉锡和舒兰二人前往河源探寻。拉锡等在当年六月到达鄂陵湖和扎陵湖，又在星宿海西部作了考察。他们将结果绘成《星宿河源图》，舒兰又写成《河源记》。《星宿河源图》在渣凌诺尔(扎陵湖)以西绘了三条河，中间一条绘得最长，并注明：“黄河源三河，名固尔班索尔马。”

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又派喇嘛楚儿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前往河源地区测绘地图。在次年绘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中，绘有黄河源的三条支流，中间一条注为阿尔坦必拉，显然是根据实测的结果。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就是以《皇舆全览图》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其中有关黄河源的论述是这样写的：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拉山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阿尔坦东北会诸泉水，北有巴尔哈布山西南流出一水，南有哈喇答尔汗山北流出之水，来会为一道(土人名三河曰古尔班索尔马)，东南流注于查灵海。

这说明从1704年开始，中国的河源考察已经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河源的三支河，北支是扎曲，西南支是卡日曲，西支是约古宗列曲。这与现代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是《水道提纲》将约古宗列曲(阿尔坦河)定为黄河的正源。

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当时认为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进行祭祀的缘故，于是乾隆在次年派阿弥达再次探寻河源。阿弥达调查的结果是：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里，穿入星宿海。这条河就是卡日曲，这说明阿弥达重新肯定了卡日曲是黄河的正源。但由于乾隆皇帝坚持黄河重源伏流(不止一个源头，在地下流过很长距离后又流出地面)的教条，纪昀〔yun云〕在编纂汇集河源考察资料的《河源纪略》时，依然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说成是黄河的真正源头，从地下潜流后至卡日曲复出，并以卡日曲水色黄来证明“大河灵渎，虽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科学的考察结果硬被纳入唯心的谬误体系，反映了专制统治与儒家教条结合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