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的撰写，时在东汉前期，正值今文经学逐步衰落，古文经学日益兴起的关键时刻。

汉初，经学书籍都是用隶书写的，汉武帝末年，有人从孔子住宅壁中发现一批古文儒家经典，从文字的形体到经书的内容都与当时流行的经典有所不同，称为壁中古文，也称为古文经(这些文字实际上是战国时的文字)。而隶书写的经书称为“今文经”。汉代隶书是通行文字，当时已很少有人懂古文字，刘向、刘歆父子对古文经进行了考释、整理，古文字(小篆和六国文字)方始为人们重视，就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古文学派。西汉至东汉初年今文经学流行，国家设立的经学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的人，古文经学受到排斥。东汉时许慎与许多著名的学者一道揭起“古学”(包括古文经学与小学)的旗帜，同今文经学较量。东汉建初八年(公元83年)后，古文学派渐渐占了优势。古文学派在学术上以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成果，为《说文解字》的成书提供了条件。

《说文解字》的作者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zhao照〕陵县万岁里(今河南郾城县)人。大约生于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约卒于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任过汝南郡功曹、太尉府南阁祭酒、沛郡洨〔xiao崤〕(今安徽固镇东)长等职。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贾逵任侍中骑都尉时，从师于贾逵。许慎精通古代典籍，被时人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东汉时，文字混乱，书写异形，说解不一。其时，隶书已完全替代小篆，成为通行文字。隶书的形体很多都失掉象形的原意，而一些抱残守缺的“俗儒鄙夫”就隶书胡乱解说文字、经义，随心所欲。甚至认为“隶书为仓颉时书”，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今文经学派用一成不变的观点看待文字，认为古文字是一些“好奇”的人故意改变隶书的字形而造出来的。

许慎对乱解文字、经文的现象非常愤慨，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前人之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所以穷毕生之精力撰成《说文解字》一书，以此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均见说文解字·叙》)。使人们明了文字的本源和变化的原理。约从和帝永元八年(公元96年)许慎开始《说文解字》的写作。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完成初稿。永元十二年至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00—110年)，许慎与马融等50余人在东观(汉代国家图书馆)校书，他充分利用接触到的古文字资料(包括《尔雅》、《仓颉篇》、《仓颉故》等)，据以补订《说文解字》。至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病中的许慎派遣儿子许冲把写定的《说文解字》一书上奏朝廷。

此外，许慎还撰写有《五经异义》一书(郑玄曾撰《驳五经异义》加以辩难)，以及《史记》、《淮南子》注等，都已佚亡。后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称他为“洨长”或“南阁祭酒”，或只称“许君”、“许祭酒”而不直称其名。

《说文解字》的“六书说” “六书”是古人根据汉字的实际形体，归纳出来的六种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即所谓“造字之本”。“六书”之名是《周礼·地官·保氏》中讲“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时提出来的。汉代郑众(？—公元83年)注《周礼·保氏》提出了六书的具体名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不仅为六书定义，而且用六书分析文字构造。“六书”是贯穿全书，解说文字的基本理论。其六书顺序是：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郑众、班固、许慎讲六书，六书的内容三家的说法一致，只是名称、次第不同。唐代张参讲六书，名称用许慎的，次第用班固的，一直沿用至今，这便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许慎等人的六书说，对后来汉字的研究很有影响，历代研究文字的人，必先考究六书。因为传统的六书学说，不但指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包括了汉字孳乳和应用的法则。

象形：在文字的形成过程中，图画文字(或称文字画，即原始文字的刻划记号和象形符号)中图画成分逐渐减弱，而符号性质逐渐加强，随着符号系统的形成，它们成为文字系列中的一员。这种画成实物形象的字体，很容易被认出是什么字，这样的字就叫象形字。象形字是用文字的形体来直接表示具体的概念、意义。有的物体，在画图记事的阶段没有，而生成在文字产生之后，人们就用描绘物体形状的办法造出新字，这种办法就是六书之一的象形。即许慎说的“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意思是描画成物体的形状，线条(笔画)随着物体形体的轮廓而弯曲，如日字、月字。

《说文解字》的解说中，凡是讲到“象形”或“象……”的，大部分是象形字。象形字分纯象形、合体象形二类。纯象形有日、月、人、目、牛、羊、鱼、山、水等字，比如《说文解字》中说：“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合体象形有果、眉、父、包等字，比如《说文解字》中说：“果，木实也，从木，象果形在木之上。”《说文解字》9353个字中只有364个象形字，大部分现代汉字已经不像原物之形。象形字数虽少，它们却是汉字构成的基础。掌握象形字的古字形及本义，对于掌握汉字的构造、了解汉字的意义，有着重要的作用。

指事：复杂、抽象的事物，有的无法象形，有的无形可象，单靠象形字不能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因而就采用简明的符号标示所指的概念，用这种方法造出来的字就叫指事字。指事字是用象征性的符号表示意义。指事字分两类，一类是纯粹的符号，如一、二等字用横画的数量表示数字；上、下字用短线在长线的上方或下方表示，这类也叫纯指事字。还有一类叫合体指事字，用象形字加上抽象符号，如刃，在刀字上加一点表示刀刃的部位。指事字正如《说文解字》所说：“视而可识，察而见意”。“视而可识”指字形而言，“察而见意”指字义而说，意思即看起来可以识别字形，考察一下就明白含义。

《说文解字》的解说中，除了说“指事”是指事字外，少数说“象形”或“象……”指抽象的、概括众物的字，也是指事字。六书之中，指事字最少，而又最难辨认，《说文解字》中指事字共125个。指事字与象形字的区别在于：指事字是表示抽象的、概括的事物，象形字的形状是具体的事物的描绘。

会意：仅用简单具体的形状，或抽象的符号不足以表示不断发展而复杂的客观事物的含义，就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字组成一个新字，会合它们的涵义表示一个新的概念。这样造出来的字叫会意字。《说文解字》中“比类合谊，以见指撝〔hui挥〕”即是此意，“指撝”作“指向”解。许慎举武、信两个字例：武字是由“止”和“戈”(楷书变成弋)组合成，“戈”是古代兵器，“止”是脚，合起来是带着兵器走路，表示用武力征伐，即武的含义。“信”字由“人”和“言”组合成，人说话应当真诚，信的含义是诚。戈、止、人、言都是独体的字，称偏旁，偏旁分表义和表音两类。表示意义的偏旁叫“形旁”、或“义符”。一般来说，会意字的偏旁和字本身没有声音关系。但有些会意字的字音和偏旁的读音有关，如“吏，从一、从史，史亦声”。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同表意符号组合成的会意字，叫同体会意字，如《说文解字》说“从，相听也，从二人”。比、林、友、步、品、磊、轟等都是同体会意字。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表意符号组合而成的叫异体会意字，如采、莫、休、苗、初、男、秉、祭、监等。《说文解字》上说：“采，捋取也，从木、从爪。”还有的会意字不是组合方式造成，而是用改变现成字形方式造的，如片字，是木字的右半边，表示把树纵向分割开的一部分。会意字大部分是异体会意字。会意字与象形字、指事字的区别是：象形字、指事字都是单体的“文”，即使有两部分，这两部分也各不成字；会意字是合体的“字”，由两个以上的“文”合成的新字。象形字、指事字、会意字是纯表意的文字，没有表音的成分(个别会意字与偏旁有关，称会意兼形声字)。会意字在《说文解字》中共有1167个。

形声：也叫“象声”、“谐声”。《说文解字》上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表示字的类属或意义的偏旁叫形旁(义符)，表示字的读音的偏旁叫声旁(声符)，如江、河都与水有关，用“氵”表义，用“工”、“可”表音，“工”与“可”分别与江、河的读音相同或相近。形声字的声符、义符的安排，有六种情况：

左形右声：江、村、钨、堆、把、谈、渴、侄、徐、险、狗、结。

右形左声：创、郯、战、救、欣、领、功。

上形下声：宇、花、竿、窝、霜、崇、厕、庖、病。

下形上声：盆、煎、妄、想、贷、堡、肓、裳。

外形内声：园、围、阁、匣、裹。

内形外声：闻。

有些形声字的形旁、声旁位置在一角，如荆，从艸，刑声。有少数字，义符声符全同，因位置不同，音义各异，如售、唯；含、吟；忠、忡；召、叨；胡、(月古)；某、柑；架、枷等。有的字因声符、义符的位置不同而成为异体字，如峰、峯；略、畧等。

象形、指事、会意三种字都是纯表意字，形声字是表意兼表音的字，凡是语言中无形可象、无事可指、无意可会的词都可以用形声的办法造出新字。形声字在甲骨文中占20%以上，《说文解字》9353个字中，形声字7697个，凡以“唱：导也。从口，昌声”形式出现的字，大抵都是形声字。现代汉语中的形声字占90%以上，成为汉字的主流。我们通过形声字的形旁了解字义、声旁了解字的读音，可以帮助纠正错别字。由于古今语音语义的变化，不少形声字，声旁不能准确表达字的读音，形旁不能准确表示字的类属或意义。

转注：《说文解字》上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许慎对转注的解释不够明确，而且《说文》中也没有具体指明那些是转注字，因此，后人对转注的理解很不一致，有的偏重字形，有的偏重字音，有的偏重字义，而分成形转、音转、义转三派；义转派又分声义、部首、互训三支。现在一般是指部首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意义类似的一组字。如考、老二字。《说文解字》上说：“考，老也，从老省，丂声。”“老，考也，七十曰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考、老同在老部，音近、义同，是转相互注。根据《说文解字》中小篆“考”、“老”的字形，考是形声字，老是会意字(甲骨文中的考、老都是象形字)，是根据形声、会意造字法造出来的，转注的办法不能增加新字，不是造字法，是用字法。在《说文解字》中，类似考、老的转注字不多，如刀部的“刑，刭也”，“刭，刑也”；穴部的“竅，空也”，“空，竅也”；页部的“颠，顶也”，“顶，颠也”。

假借：《说文解字》上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是说，当口语中已出现新词，而还没有记录它的专字，又不容易用表形、表意的方法造新字，于是依照它的声音找一个同音或音近字来记录新词，以表示新的概念。如：其，本是“簸箕”的“箕”的本字，后来借为代词“其”。假借字在甲骨文里已出现，如：我，本是一种兵器，借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有的字原来表示一个意义，把它假借来表示另一个意义后，原义保留，又增加新义，如：会，原指会合，后也用作“会不会做”的“会”；有的字假借表示另一个意义后，原义湮没，如：而，本义是颊毛，像毛的形状，假借为连词或代词；也有的字假借义取代了原义，又给原义另造一个字，如：求，原是皮衣，被假借作“请求”的“求”，而给原字加“衣”旁，写作“裘”，表示皮衣。

假借字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汉字的使用范围，但它毕竟只是用字的方法，而不是造字的规律。假借字是以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然而也有极少数不是，如段玉裁《说文注》“(艸字去右边)”下说：“古文以艸为(艸字去右边)，以疋为足……或因形近相借。”在古书中，还有一种借字情况，如《汉书》中有一句“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其中“幕”字一般作“帐幕”讲，但这句中的“幕”当“漠”讲，是沙漠的意思。类似“幕”这样的字叫通假字，是本有其字的借用，与本无其字的假借有本质的区别。古人习惯用通假字，读古书，就要熟悉通假的情况，把假借和通假区别开来。

清代戴震根据《说文解字》对六书的分析，及前人的研究，提出“四体二用”说，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造字之法，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实际上在《说文解字》中，指事字数量很少，且与会意、形声字容易混淆，所以现在一般讲六书，把指事字归并到会意里。这样，汉字造字法只有三种：象形、会意、形声。

《说文解字》的部首 《说文解字》共15卷，本文14卷，第十五卷是《叙目》，共收篆文字头9353个，重文(即附在篆文字头下的古籀异体字)1163字(《说文解字·叙》，通行大徐本字数与此不同)，许慎解说133441字。许慎根据六书原则分析汉字，选取可以统率众多汉字的独体字(其中的大部分是表示一定类别的义符)，如人、木、系、鸟、马等，建立540部，把正体9353字、异体1163字分别列于各部之下，创立了“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部首归类法。书中如何排列540部次序呢？首先，许慎根据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思想，将“一”部定为第一部，将“亥”部定为最后一部。至于其他部首大致是“据形系联”。许慎说“据形系联”是把形体相近的部排列在一起，即段玉裁所说：“凡部之先后，以形之相近为次。”(《说文解字》“一”部末段玉裁注语)如：一部、丄(上)部、示部；人部、匕()(化)部、匕()部、从部、比部；……衣部、裘部。有时也依意义相近而相连，作为“以形之相近为次”排列的补充。如：牙部在齿部之后，人部以下62个部首言人，自豕部以下20个部首言兽。再有凡是重叠形体的字作部首，一般都紧接单体之后。如炎部在火部之后，晶部在日部之后。《说文解字》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等于把540个部首分成若干大类，这样做，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意符的作用，从而更确切地了解字义。

《说文解字》的部首，一般都有所领属的字。艸、木、水三部每部400余字，言、人、心、手、女、系六部各有200多字；其他各部最多的有百余字，少的如蓐部只有一字；还有的部内，只有部首，没有领属字，如三部，排在示部与王部之间，作为这两部的过渡，仅有一个重文。各部内字的排列，大体有一定的规则，正如段玉裁所说：“凡部内字之先后，以义之相引为次。”(《说文解字》“一”部末段玉裁注语)即把类别相同或意义相近的字集中在一起，同一部首的字具有同一义符(偏旁)。每部中字的先后一般是：

(1)“先实后虚，先近后远。”(黄侃等认为，《说文》中每部字的排列次序是“先名后实”)如冰部先列水的专名，后列形容水的形态之名。

(2)“无虚实远近之可言，则以训义美者列于前，恶者列于后。”如：示部，把有吉祥之意的字“礼、禧、祯、禄、神、祥、祉、福、祐、祺”排在先，而“祸、祟、(礻芙)、禁”之类含有灾祸之义的字排在后。一部之中，“有上讳皆在首，以尊君也”。如汉光武帝刘秀的秀字排在禾部之首。

(3)每部中凡“与部首反对者，必在部末”，就是凡相反的形体又没有立为部首的，放在部末。如丅(下)在丄(上)部之末。“叠部首为字者必在部末”(以上所引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是没有建立部首(因无领属的字)的叠形字必定放在单一形体那一部之末。如赫在赤部之末。

此外，许慎还把一些没有具体地点的地名等也放在部末。如邑部最后20余字，只是罗列地名，无确切地点所在的说明。许慎所创造的部首归字法，使文字可以分类，便于检查，为后来的部首检字法奠定基础。但许慎从意义出发安排字的次序，和后世依笔画多少排列字的次序不同。后者更便于检字。

《说文解字》的释词方式 《说文》的解释，一般先分析每部的部首，说明同部首的字都与本部首的意义相关。然后再对该部之字逐一解释，一般是用小篆写下一个字来，先讲字义，再根据六书法则说明其形体结构，有时还列出异体，用形声声旁或“读若”来说明读音，收录异说，引经据典以证明其说。如：“炳，明也。从火，丙声。”“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哙，咽也，从口，会声，读若快。一曰嚵〔chan谗〕哙也。”“呱，小儿啼声，从口，瓜声。《诗》曰：后稷呱矣。”“象某，从某”都是讲字形。但也有不少字的解说，必须和前面的篆字连读，才能领会其意义。如：“昧爽，旦明也。”以上例句中“炳”、“昧”在《说文》中都是篆体。

《说文解字》的文字形体，以小篆为主体，即每个字先列篆文，加以解释；如有古文、籀文与篆文异体，则把古文、籀文列在篆文下面。如果籀文形体与篆文相同，则不列古籀。但也有的用古文为部首，该部中的字俱以古文为主，如上(上)部、页部、首部、大部等。又有用古籀为部首，其部中的字俱以古籀为主，如人部，人部后边的匕部、从部、北部等。这些部中，如有小篆与古文、籀文形体不同，则附小篆于古文、籀文之下。《说文解字》收的文字形体，除小篆、古文、籀文外，又有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通儒所用形体等。

《说文解字》中说解的体例，非常复杂，简要介绍如下：

(1) 引用古文 a解说中引用的文字，除注明是古文的外，凡是引用经书、先秦典籍的文字也都是古文。如：“《夏书》玭〔pin贫〕从虫、宾”，蠙是玭的古文；“墨翟书义从弗”，墨翟书指《墨子》。b凡是说“古文或以为某”，是说古文借此字作某字，如：解说(艸字去右边)字：“古文或以为艸字”，古文借□字作艸字。c凡说“古文某如此”，是说知道古文是某一个，但这个字不能用作解释形体。如羌字下面有一字，“古文羌如此。”D凡说“或曰”，是古文的另一种说法。如解释(貝爲)字：“或曰此古货字。”E凡说“从古文之象”或“象古文之形”，是说小篆和古文的形体差不多，但已稍加整齐简化。如解释革字说：“象古文革之形”，革字是古文革()字的简化。如说“象古文某省”，是说小篆比古文形体简化得多。

(2) 引用籀文 有三种说法，一种是直称籀文，如旁字下面有雱字，说解：“籀文”。一种是称作大篆，如蒜篆下说解后有：“左文五十三，重二，大篆从。”另一种称作“史篇”，如奭字下说解：“此燕召公名，读若郝，史篇名丑。”

(3) 引用经书 有的是用来证释字形，如说解祝字：“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口为巫。”有的用以证明字音，如说解(走上樂)字：“动也。从走，乐声。读若《春秋传》曰：辅(走上樂)。”还有的是用来证释字义，如瑱〔zhen振〕字的说解：“以玉充耳也。从玉，真声。《诗》曰：玉之瑱兮。”

(4) 引古语 引古语以证释今言，如茮〔jiao交〕字的说解：“茮，莍也。”

(5) 引方言 如雅字的说解：“楚鸟也。一名鸒〔yu玉〕，一名卑居。秦谓之雅。”

(6) 引俗语 引用俗语解释字义，如皇字的说解：“大也。从自。自，始也……自读若鼻，今俗以始生子为鼻子。”

(7) 博采通人之说 通人指诸如孔子、韩非、司马相如、董仲舒、杜林、卫宏等人，书中引用了他们的某一说法，如用字的说解：“可施行也。从卜，从中。卫宏说。”

(8) 引秘书说 许慎说的秘书是指纬书而言，如瞋字下有(目戌)字，说解：“秘书瞋从戌。”说明秘书中瞋字形体和通行的小篆不同。

(9) 引秦刻石 秦刻石文是小篆的另一种写法，如攸字下列(氵攴)字，说解：“秦刻石峄山文攸字如此。”

(10) 从某，某声 凡说“从某，某声”的，都是形声字，如江字：“从水，工声。”水是江字的形符，工是江字的声符。

(11) 象形，象某某之形 对于象形字，有的只说“象形”，如吕字的说解：“脊骨也。象形。”有的还对所象之形，加以解释，如山字的说解：“宣也。谓能宣散气生万物也，有石而高，象形。”如说“象某某之形”的，则是指事字。如亦字：“人之臂亦(腋)也。从大，象两亦之形。”

(12) 从某、从某；从某某 凡说“从某，从某”或“从某某”的，都是会意字，如敝字，“从(敝字去攵)，从支”。凡说“从某”，是指被说解的字与某字的意义相同或相近。

(13) 从某省 凡说“从某省”，即被解说的字与某字，意义相同，形体的某一部分相同。如隶字的说解：“及也。从又，从(尾)省。又持者，从后及之也。”被解说的这类字，往往是会意字。

(14) 从某，某省声 凡说“某省声”，就是用某字的声，而不采其全形。如梓字：“从木，宰省声。”

(15) 从某，某亦声 凡说“从某，某亦声”，就是指出这个字既从某字形体以得义，又取其读音以象声。如姓字：“从女生，生亦声。”这类字一般都是会意兼形声字。

(16) 同意 凡说某与某“同意”的，是指两个字的形体的意义，有某些相似或相同之处。如工字的说解：“巧饰也。象人有规榘(同矩)也，与巫同意。”

(17) 读若、读同 许慎时没有反切法，《说文》中采用另外一个字给本字注音。如雀字的读音：“读与爵同”；(艸字去右边)字的读音：“读若彻。”

(18) 一曰 一个字有两种不同解释，《说文》中用“一曰”标明第二种说法。如禋〔yin音〕字的说解：“絜祀也。一曰精意以享为禋。”

(19) 阙 表示阙疑的意思。如(叟)字的说解：“老也。从又灾，阙。”《说文》中对不能解释的文字的形音义，都用阙字标明。

(20) 或体 解说中凡是说“或从某”的，都是小篆的异体。如祀字下列禩字，说解：“祀或从異。”

《说文解字》的价值 《说文解字》是古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字典，它在我国语言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我国近2000年来的语言文字学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它是许慎在李斯《仓颉篇》等书的基础上，征引大量先秦诸子之说，博采汉代经学家、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引用几十种方言，搜集了不少俗语常言，穷毕生之精力而编纂成的。书中反映了上古汉语词汇的基本面貌，集周秦两汉训诂之大成。《说文解字》“举一形以统众形”，“檃〔yin隐〕括有条例”，以偏旁分部法统摄全书；书中以小篆、籀文作为基本字形，“就形以说音义”，“剖析穷根源”(均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十五)，力求从形体上窥探各字的本义、考明各字的声音、推求各字意义的由来；它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汉字的理论——六书，并运用这一理论，以丰富的古文字资料，对汉字的形音义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许慎在编排上、释字上的创造已具备现代字典的特点，其科学性的体系，给后代字典的编纂以极大的影响。《说文解字》搜集秦小篆字体达9000多个，同时又收录了不少的古文字、籀文、奇字、秦刻石、汉代俗体、汉儒用的异体，对我们今天研究甲骨文、金文、简化字和汉字形体的演变提供了基础，它是保存古文字的功臣。如果没有《说文解字》，我们现在想读懂秦汉以前的古籍，想认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商周青铜铭文、籀文等古文字，就像过河没有舟楫桥梁，该是多么困难！前人给《说文解字》以极高的评价。颜之推说，许慎在学术上可与孔子并提；孙星衍说，《说文解字》的功绩不在禹下。

《说文解字》内容广博，“六艺群书之诂，皆讯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许冲《上〈说文〉表》)它不仅是文字学家的必读书，我们也可以从中了解先秦两汉的政治、制度、经济、自然和民情风俗。陆宗达说：“《说文》真称得上是汉代的百科全书。”

由于时代的局限，《说文解字》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来古文字资料的大量发现，证明《说文解字》中有不少解说是错误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字形有误。《说文解字》从字形说明字的音义，但字形认错了，解说就有误差。有的是字义的解释不错，但字形搞错了；有的字形错了，字义的解释也跟着错了。

(2) 解说牵强附会。因许慎距造字的时代久远，没有见过甲骨文，商周铭文见得也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古人造字的本意。

(3) 把后起字当作本字，把假借义当作本义。

(4) 在释义上，有些是用敬天、信神、尊君、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解释词义。

此外，《说文解字》的部首是否都是基本形体？分部是否完全合理？在部首次序的编排、同部中字的排列次第、字的归类等问题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使读者查检起来很困难，宋代徐铉说：“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说文解字篆韵谱》徐铉序)所以它的部首需要作些调整和改进。对《说文解字》部首进行改进最早的字典恐怕是撰于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的《开元文字音义》，分为320部；其次是作于唐开成二年(公元837年)的《五经文字》，分为160部；辽僧行均的《龙龛手鉴》分242部，部首依平、上、去、入四声排列；金韩孝彦的《四声篇海》依笔画多少排列各部中字的先后。对《说文解字》部首进行重大改革的是明末梅膺祚的《字汇》，部首合并为214部，正文按子丑寅卯等地支分为12集，部首和各部收字按笔画多少顺序排列。

《说文解字》的研究 《说文解字》问世后，一直深受历代学者的重视，不断对它进行整理、修订、注释。仅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及《补遗》收录的研究《说文》的著作就有338种之多。在《说文》的长期流传中，转相抄写，讹误颇多。唐代书法家李阳冰首次刊定《说文》，分为30卷，修正笔法，“然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徐铉《进说文解字表》)所以多受后人指责。五代时南唐徐锴撰《说文解字系传》40卷，前30卷对《说文解字》作通释，基本上恢复《说文解字》原貌；后10卷有《祛〔qu区〕妄》一篇，驳斥李冰阳臆说。宋太宗时徐铉等人奉召重新校订《说文解字》，全面整理《说文》内容，纠正脱误，用唐代孙愐〔mian湎〕《唐韵》的反切标注字音，有些字条还增加了注释，题为“臣铉等曰”；新补19个见于《说文》释文而失收的字，补收许慎未收的字402个，加以解说，附在各部之后，称为“新附”字；把《说文解字》原15篇各分上下，共30卷。此本流传至今。称为“大徐本”，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称作“小徐本”。现在除了唐写本《说文》木部残卷及口部数字外，我们看到的只有“二徐本”及“二徐本”的校印翻刻各本。

注释《说文解字》的历代都很多，以清代的研究最盛，论著汗牛充栋。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是清代说文四大家，其中又以段玉裁、朱骏声成就最大。段玉裁(公元1735—1815年)，江苏金坛人，文字音韵学家、经学家，用近30年时间撰写成《说文解字注》15卷。段书对“二徐本”《说文解字》的文字做了细密审慎的核订。段注对许慎分编部首的原则、每部中文字排列、六书理论等作了分析阐发，实际上归纳揭示了许慎没有明确写出来的编撰体例，对读懂《说文》很有帮助，是初学《说文》者的入门必读书。段玉裁的注，引证各种字书、传注的训解等，对《说文》的解释作了较为详细的疏证，以补充许说，推求许说之所本，详考《说文》引文的出处。段注《说文》在每字下都标明该字在古韵中所属的韵部，用古韵来求古形、古义。段注对许书的缺点错误作了中肯的批评，而且有所创见。段注的成就是巨大的，他在文字学上的成就已超越了许慎。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虽然在学术上享有极崇高的地位，但也存在一些缺点与不足，最主要的是改字太多，其中难免会有武断之处，因此自段书刊行，匡谬订补者屡见不鲜。

桂馥(公元1736—1806年)山东曲阜人。他花了40余年功夫研究《说文》，撰写成《说文解字义证》50卷。他认为许慎的说解都是对的，他的书就是为许慎所谓的本义搜集古籍例证。卷一至卷四十八疏证《说文》正文，先引古书证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举例证实增补许慎的说解。再分别解说许氏的原文，并订正二徐本讹误。书中的例证遍及经史子集，材料丰富，可与段书互为补充。

王筠(公元1784—1854年)，山东安邱人。他认为《说文》全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须从其体例入手，方能“明许君之奥旨”(《说文解字句读·序》)，于是“条分缕析，为之疏通其意”，他于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用200多天时间撰成《说文释例》20卷。前14卷阐明“六书”的定义，《说文》体例、文字的各种异体和孳乳形式、列字形式、双声音韵、脱讹字、衍文、改窜等。后六卷是《说文》的存疑问题以及个人的见解。此书主要对《说文》的体例加以整理阐发，但在字形、字义方面也有些独到见解。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王筠撰成《说文解字句读》，主要辨明句读，解说简明扼要，比较适宜初学《说文》者。

朱骏声(公元1788—1858年)，江苏吴县人。一生从事写作，精于天文数学，擅长词章，他尤倾其心力于文字训诂之学。所著《说文通训定声》18卷，始撰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完成。全书分为三部分，一是“说文”，对许慎《说文》补充订正，以字形为主，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讲解文字的本义；二是“通训”，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和假借，赋于转注与假借不同于许书的新义；三是“定声”，把文字按古韵分类，以上古韵文的用韵证明古音。第二部分是全书精华所在。书中着重从文字的音义关系考察词义的会通，又引用大量的例证和古人训诂，全面地解释词义(包括本义、别义、引申义、假借义)。

近人丁福保把前人研究注释《说文》的专著和其他书中有关《说文》的资料，编成《说文解字诂林》；1932年又汇集了近代研究《说文》的著作编为《说文解字诂林补遗》，全书共计千余卷。此外1933年徐文镜编撰《古籀会编》一书，搜集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篆文等古文字资料，可作为《说文》所引古文字研究的补录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