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文字曾经只是作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被国家政府、帝王公卿所使用，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运用于庄重肃穆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下出现与使用的汉字，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都必须是正式的、规范的，也就是官方所认可的，因此可以把它视为正体。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粗具系统的最早的汉字正体，应该算是出现在商代中后期的青铜器上的铭文。这些铭文虽然都很简短，有的只是族氏名称，也就是族徽，带有浓厚的图画性质(上文已有介绍)，但都写(画)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体现着器物主人个人及整个氏族的尊严。在殷墟甲骨文的早期，即商王武丁时代，刻写的也大体是汉字的正体，有的学者曾用“壮伟宏放”四字来形容这种正体的整体风格。

这种正体，在青铜器铭文中保留得较为稳定，这是因为礼器多施于祭祀，用途比较隆重，而且要“子子孙孙永宝用”。甲骨文则有所不同，虽然也是宫廷乃至商王亲自所用，但使用时效短，占卜另外事项时就换用新的甲骨。由于多属“一次性使用”，而且占卜次数频繁，所以后来刻写人员就不免讲求便捷，在能被官方(商王)认可的范围内，能快就快一点，比如马、牛、羊等动物用字，只要保留它们各自的“区别性特征”，能认出即可，用不着过于细腻地描绘刻划，于是“马”字就由写成了，“牛”字从写成了，等等。这样，就出现了汉字正体的变体。

这种变体，往往出现在较为下层的书写汉字的人员手下，例如一般的史官、卜筮人员，相对于商王等最高统治者而言，他们是比较大众化的，因此叫做“俗”。所以出于他们手下的汉字正体的变体，也就称为俗体。

随着商王朝的逐渐衰落，殷墟甲骨文俗体化的倾向也逐渐明显。而相对于商王朝中央政府所在的殷墟，作为带有隶属关系的周原地方政权，虽然也使用甲骨文，却更加追求其刻写的简便快捷，形体方面也有不少变化，汉字的俗体化更有强化的趋势。

从汉字历史来看，俗体字往往可以取得正体字的地位。这通常依靠政治教化的力量。例如周王朝灭掉商王朝，取得中央政权后，王庭的礼器铭文上，就出现了不少原先只是见于周原甲骨文的形体。前面说过，小篆作为秦王朝官方的正体，在其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诸如“商鞅方升”铭文那样的民间俗体。

随着新的正体字的推广使用，新的俗体字又不断产生。例如战国文字相对于西周、春秋时期的金文，存在大量的可以视为当时俗体的汉字形体。

隶书，作为汉代的正体，是从秦代的俗体秦隶演变来的。楷书，作为后世直至今天广泛使用的正体，是从后期汉隶的俗体，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演变才定型的。在北魏碑铭之中，也有许多俗体字，有些并在行书、草书中得以保留。楷书在唐初成熟而成为正体后，在民间随即又有俗体字产生，例如19世纪末在甘肃敦煌发现的唐代民间文书中，就能看到不少俗体字。

所以正体、俗体的对立统一，彼此的消长转化，可以说是贯穿汉字发展史中的一条相当重要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