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践秦之祚〔zuo 作〕，长达400余年，在此期间，书法艺术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也为后世书法发展构筑了完美而坚实的基础，成为后世书法开拓的一个重要源头。

为什么这样来评估汉代？主要是我国汉字的各种字体，在这个时代里竟都一起面世了。大篆、小篆仍然时有所见，隶书正兴，已为一代字体的代表，章草、今草都成了通行手书，甚至于也有了行书、楷书的萌芽。在字体方面，此后就没有再出现过什么新的字体，只是在此基础上更加成熟与规范化罢了。

汉代的字体虽然繁复纷呈，但作为时代通行字体的代表则是隶书。它承袭了秦时的隶法，加强了由圆转而方折的变化，更把简帛中的波磔〔zhe 折〕作了充分的发挥，于是隶书得以定型。由于政府从教育等方面比较重视，甚至准以“善书”入仕，因而隶书大兴，成为一代字体的典则。

字体的形制既定，但每人的书写不一，还有一个规范标准的统一问题；自然应当以郑重严肃的书写作为规范的代表，于是刊石入碑的字便成了隶书的标准。我们知道，西汉的碑刻较少，树碑的极盛时期是在东汉桓、灵之际。应该说，这时的隶书已经比较成熟，书法风格多样。

篆书的笔画只有横、竖、点及弯转，隶书的笔画除此之外又有了撇、捺即所谓的“波磔”，还有了“方折”，最突出的特点是横笔的体势呈现了“蚕头雁尾”。今以《乙瑛碑》为典型。

据载，汉末的王次仲曾作楷则。这里所说的“楷则”倒不一定是指今天的楷书，但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隶书，波磔雁尾的特点逐渐减少，已开始向楷书方面过渡。今以《朱君长题字》为例分析，其隶意已淡漠殆尽，可以说已具有楷书的雏形。

为了书写“便捷”、“赴速急就”，写得不谨、不暇详致的“草书”应运而生。其特点是“删难省繁，损复为单，务取易知易为”，“临事从宜”。隶之草谓之“章草”，楷之草谓之“今草”。张芝因既善章草，又开今草之先，所以曾被当时的人称为“草圣”。

东汉末年也出现了“行书”。唐张怀瓘在《十体书断》中说：“行书者，后汉颍〔ying 影〕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楷书)之小讹〔e 鹅〕，务从简易，……”虽然字体的创始归功于一人很不公平，但刘德升至少是当时的一位行书代表。可惜他的书作没有保存下来。

汉代书法艺术如此繁荣，既有历史积累的必然，也和当时书法理论的推动、造纸业等技术方面的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总体性进展有密切关系。总之，说它是一个空前兴盛并为后来奠基的时代，应该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