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上所述，汉化佛教的僧服，一方面得遵从清规戒律的规定，参照南亚次大陆的老式样；另一方面，受当时当地社会的影响，要考虑气候、民俗等情况变通行事；再一方面，还受到高层领导如帝王以及政府机构的制约和强制。两千年间变化多端，以至于今成为同时代流传下来的混合体系。

先说法服。汉化佛教的法服，主要是单独外披的三衣，特别是大衣。但是，有两种特殊的大衣形制，必须提出来说一说。

一种是金斓衣，它的本义是指金缕织成的袈裟，经典中又有称为金叠(氎)、金斓袈裟、金缕袈裟、金色衣、黄金叠(氎)衣、金色叠(氎)衣的。有关此衣的故事在经典中常常提到，所说不一，综合起来，大致是：释迦牟尼佛的姨妈(也就是他的养母和继母)手织金色的叠(氎)，献给如来。释迦牟尼佛施舍给众僧，大家又还给释迦牟尼佛。此外据说在释迦牟尼佛将涅槃时，弟子福贵献黄金叠衣，佛为之说法。唐代著名外交家王玄策所著《西域志》中记载说，在佛入灭的娑罗双树边，佛涅槃卧像之上覆盖着金色袈裟。王氏是拿这事当稀罕事儿来说，可见当时中国少见。玄奘在天竺听来的故事则是：释迦牟尼佛涅槃时，将此金色衣授与大弟子迦叶，并指令他以后传与弥勒。在佛教传法系统中，弥勒是未来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衣钵相传又是后来佛教师徒授受的重要手续。因此，这种袈裟渐渐带有传法的意味。与汉化佛教有缘的文士，很早就用“金叠”来比喻佛法了，如南北朝时梁元帝所著《〈金楼子〉序》中有云：“内宏金叠之典”；庾信的《五张寺经藏碑》中说：“银函东度，金叠南翻”，都是以此来借代佛法与佛典。至于汉化佛教的僧人穿这种袈裟，大约始于五代北宋初，并迅速传到东北亚地区。《宋高僧传》卷二十八中记载，高丽国王曾送给钱塘永明寺高僧延寿“金线织成袈裟”，就是一证。后来汉化佛教中传法时，常常传付金线袈裟，其根据便是如上所说。还有一说是，作为汉化佛教禅宗初祖的达摩，传衣时所传就是这种袈裟。所以后来禅宗传法必用此衣。可是，又有资料说，达摩所传的只是一件“屈眴衣”，“屈眴”是梵文Karpasaka的音译，意译是“大细布”“第一好布”，据说是一种棉花芯织成的细布，那时中国还不种棉花，此布是达摩从西域带来的。《宋高僧传》卷八中的“慧能传”内说，达摩所传，就是一件青黑色的西域棉布作面的七条袈裟，里子是“碧缣”。看来，达摩面壁多年，哪有什么长物，这一说法比较切合实际。可是，现当代汉化佛教大法师在举行正规大型法事法会时，一般都身披黄色或红色的用金线或银线界成水田格的袈裟，以示传宗有自。这种着装颇具威仪，僧俗人等瞻仰起来效果很好。这也是汉化佛教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成果吧。

下面再说“赐紫”、“赐绯”与“赐黄”。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中央政府机构特别是皇帝强加给佛教的改换袈裟颜色的办法，更是汉化佛教法服的一种创造性发展成果。与上一种不同之处则在于它是外加的，以非佛教的世俗政府机关行政命令行之，所以推行的时间往往长不了，随着某些封建王朝的告终而结束。

先说“赐紫”与“赐绯”。唐宋两朝，三品以上官员的公服为紫色，五品以上则为绯色。但是，官位不及而有大功，或者因皇帝宠爱，都可特别赐紫或赐绯。佛制律法，原是不许用紫色的。唐代载初元年(公元690年)，武则天因为僧人法朗等九人重译《大云经》制造女皇登基舆论有功，赐他们紫袈裟，是为僧人蒙受皇恩赐紫之嚆〔hao 蒿〕矢。唐玄宗时，沙门崇宪以精通医学治病有效而蒙赐绯，也是一则著名故事。可是，托钵宫门，毕竟有清客或鹰犬之诮，唐代郑谷所谓“爱僧不爱紫衣僧”，说的就是人们的这般心态啦。也有坚守清规戒律不慕名利抗旨不遵的，如宋徽宗钦赐曹洞宗高僧芙蓉道楷(公元1043—1118年)紫衣与法号，道楷上表固辞，以致触怒了皇帝，将他下狱，接着黥面发配，但道楷始终没有动摇。他的高风亮节，深得千古缁素钦仰。

爱虚荣的僧人也不少，蒙赐紫后更有某些特权可享，因此，一些僧人趋之若鹜。从五代到北宋，赐紫的范围越来越宽，蒙赐的越来越多。北宋开宝二年到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69—979年)之间，政府索性公开考试：每当皇帝诞辰，就召天下僧人愿应试者至殿庭，以三藏经律论之奥义十条为题，举行国家最高级考试。全部通过者，赐紫。据笔者看，这种做法倒是不错。机会面前人人平等，还可提高佛教界的学术水平。可惜后来没有坚持办下去，据说是因为得到这种“学位”的僧人太多太滥。管理僧人的功德使上奏，请求废止，改为由王公大臣推荐，再从中选拔。笔者认为，考试法优于推荐法，已是在我国经过多次实践反复证明过的事情了。补说一句，唐宋以后，虽时有赐紫之事，范围已经很窄。现当代僧人穿紫色、绯色袈裟的，已是绝无仅有了。

再说“赐黄”。这是元朝时候的事。它导致后来法服以黄色为尊。实际上，这也是与佛说律典不合的事。不过，黄色是一种亮丽的颜色，如果法服整洁干净，的确能显示僧侣的威仪。为了光大佛门，想我佛亦当默许。

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寒冷，单披三衣是不足以御寒的，所以，援据佛制许蓄百一物以至长物的清规戒律，于三衣之外再加别的衣服，就是很正常的了。大约从佛教传入中国不久，僧服就发展为法服和常服两个系统。法服基本上按南亚次大陆佛法成规，三衣和五衣都照猫画虎。早期的僧人拜佛作法事时还是偏袒的，后来大约一因天气冷，二因老光膀子不合国情，尼僧惹人围观，自不必说；比丘露一肘，后魏时，宫人见了认为不雅观，出主意给套上袖子，号称“偏(褊)衫”。后来改进成开脊接领式，僧尼全可穿，成为一种汉化佛教的常服了。还发明了内衬带袖常服外覆偏袒法衣的办法，沿袭至今。至于式样，早期的常服大约与当时老百姓的衣服没有什么两样。据《续高僧传》卷八记载，到了东魏末年法上当一国的僧人总管时，认为僧俗人等“仪服通混”，于是“制样别行，使夫道俗两异”。这才慢慢地有点区分。可是，直到唐代，义净留学归来后浩叹说，僧侣还在穿用俗人的“禅裤袍襦”，“咸乖本制”；他对比丘尼的批评更厉害：“东夏诸尼衣皆涉俗，所有着用并皆乖仪”。可见，僧人的常服还是相当杂乱，僧俗不分的情况还是相当严重。大约就这样随着时代的发展慢慢走，直到明朝灭亡的时候才初步告一段落。这期间，有几种僧人常穿的常服需要提出来说一说。

一种是“直裰”。又作直缀，缀有“缝合、连缀”之意。它是把褊衫和僧裙(厥修罗的变种)连接缝合在一起的僧服。它介于法服与常服之间，从唐代末年开始流行。禅宗的僧侣特别重视它，有时作为代用的法衣来穿。出家五众全可以穿。它的颜色以皂色为主，那是一种灰黑色。《水浒传》中，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都穿皂色直裰。到了第八十二回受招安入朝面君时，鲁智深换了烈火僧衣(红色的袈裟)，武松还得穿香皂直裰，出家二众与其余未受具足戒的三众的衣着区别是很清楚的。必须补充说几句：古代俗人家居常服也有一种直裰，道士也穿，所以亦名“道袍”。它是一种大袖袍，缘宽边，下加栏，前系长带。如《儒林外史》第一回所说：“一个穿宝蓝直裰，两人穿元色直裰”，指的就是这种一般人的燕居常服，切不可与僧人的直裰混为一谈。

另一种是“大袍”，别名“海青”。它从中国古代宽袍大袖的袍服变化而来。特点是衣袖宽大。现当代佛门七众在礼佛和比较正规的场合用作外衣。出家二众在礼佛、诵经、正式集会时穿大袍，将三衣中之一种披在大袍之外。其余五众只可穿大袍，不披袈裟。大袍的颜色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黑色的，七众都可以穿；另一种是黄色的，只限于方丈和法会中主法的大法师才能穿。它是一种中国式样的“法服”，要按非三衣不能称法服的严格要求，它并非佛衣，只是常服中比较正规的一种罢了。

僧家常服另有三种，即小褂、中褂和长褂。小褂属于“内着衣”，与中国农民常穿的小褂式样差不多，中式立领，有二至四个贴兜(常为靠下的两个兜)，过去用扣襻在中间扣拢，现在多改为纽扣。它的长度到腰部，又称“短褂”。中褂又称“罗汉褂”，式样和小褂相同，长到膝盖，一般有上下左右四个兜。这两种是僧人最常穿的常服，一般都配中式的褂裤，裤腿用脚绷(又叫“行缠”)扎紧，并和长统布袜子扎在一起，这就必须穿僧鞋了。一般的僧鞋有布鞋、麻鞋、草鞋，常见的式样是“洒鞋”式，还有“八搭麻鞋”式。长褂又称长衫，仿古代斜领常服，变化而成。特点是在斜襟上割截成小块，作为“福田”“衲衣”之象征。

汉化佛教僧人早期常用的法衣颜色，似乎还是以佛典所定赤褐色为主。常服，为了与老百姓和道教等教派信徒所穿相区别，用的是颜色偏黑的缁衣。三国南北朝的老百姓常穿的是白色的不带花纹的素衣，黑白对映，僧和俗两种人也就“缁素”并称了。《北史·上党刚肃王焕传》中说：“初术氏言：亡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后，每出门不欲见桑门，为黑衣故也。”周武帝更因此禁止僧人服缁，下令改穿和道士服装一样的黄色。这段禁服时间很短，可是给此后僧人服装颜色多样造成借口。僧人不但继续穿黑衣，而且穿起黄色的法服来。隋唐早期，“荒乱之后，法律(指佛教的清规戒律)不行……身御俗服，同诸流俗。”(《续高僧传·慧休传》)不但常服随俗，颜色多样；就连法服所用的颜色也多起来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沙弥出身，亲见此种混乱情况，因势利导，下令按颜色区分各宗派僧侣的服装。他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下诏规定：“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色袈裟；教僧(按：就是律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僧官皆如之。唯僧录司官袈裟皆绿纹，饰以金。”据《竹窗二笔》说，明代讲僧还有穿蓝色常服的；《山堂肆考》说，瑜伽僧穿葱白色常服。真是五颜六色，缤纷花雨看飞天。

满清入关，下令剃发改服，但是和尚、道士例外。很多遗老遁入空门，以存故国衣冠之旧。从此僧服保持明末式样，颜色也因各宗派渐渐融合而趋向大体一致，不外褐、黄、黑、灰，大法师的袈裟除黄色外，还有穿烈火红色的。还有一种黄不黄绿不绿的中间色，俗称湘色，也是一种流行色。

总之，汉化佛教的法服和常服，式样多种，颜色多样。其法服主要采用经过改造的南亚次大陆三衣方袍式；常服则是南北朝至明代不断发展的结果，主要采用俗家服装而略加改造，持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