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贩运贸易的兴起，商业利润的丰厚，商税的征收越来越引起统治者浓厚的兴趣。商税在西周时开始。据《周礼》所记，当时在市上由廛人征收的税有“廛布”(仓库货场的借用之税，当时的税是征收铜制的“布”币)、“絘〔ci次〕布”(絘布，市肆房屋之税)、“总布”(度量衡器之税和无肆立持者之税)、“质布”(契券之税)、“罚布”五种名目，但“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商品的过境税——关税还未开征。进入春秋，关市之征两者并举。齐国管仲因辅佐桓公功大，桓公赐他“三归”——市场租税常例归公的部分，致使管仲“富于列国之君”，可见齐国市税收入之多。春秋后期，晋平公门下的食客就靠市税收入来供养，“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韩诗外传》卷六)此时市税除屋舍仓场之税外，按交易额比例抽分已是主要内容，2%为其常率。关税，最早的记载是春秋初宋武公(公元前766—前749年在位)以一个关赏功臣耏〔er而，胡子；姓〕班，“使食其征”，时称“耏门”(门即关)。可见关税收入已经很多且很经常。关税税率一般也在2%。关税在春秋前期还不算重，“轻关易道”曾是继齐桓公之后称霸的晋文公招徕商旅的口号。春秋后期，封建领主各保一方，关就成了他们“外财之门户”，不但边境，内地的渡口、关隘也多设关卡，层层收税。鲁文公二年(公元前625年)鲁大夫臧文仲在鲁公室的直属领地上设立“六关”，孔子批评他“不仁”。齐景公时齐都临淄附近也设上关，所谓“逼介之关，暴征其私”，即指这件事而言。(《左传·昭公二十年》，即公元前522年，逼介之关即逼近国都之关。)鲁哀公时也有“弛关市之征”的呼声，正说明其征商之重。

进入战国，关市之制仍沿续下来，关税的征收尤为抓紧。秦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诱魏一起伐韩，信陵君劝魏存韩。他的意见是：魏开共、宁二地，使韩之上党得直路而行，设关收税，二国共之，一面可增加税收，一面可使韩必不反魏，而为魏之屏障。在战争与通商二者之间，权衡利害，选择了后者，可见当时商业繁盛，关税收入之丰富。但也有另一种作法，为了争取各国商人对自己统一事业的支持，秦王政却宣布对外来商人不收关税。经济服从于政治的更高利益的需要。

由于商业能给统治者增加收入(官营商业的利润和对外来商人私营商业的商税)，并能提供“难得之货”，满足他们各方面的需要，所以，除了某些时候某些国家外，各国统治者对商业一般是很重视的。素有重商传统的齐国，把商业提到与农业并重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是管仲开始提出“四民分业”的理论，士农工商，商为四大社会集团之一。当时人常以农工商三者是否并盛来评断一国的国力强弱。晋景公于公元前597年遣师救郑。晋师将攻楚，隋武子劝阻，即以“商农工贾不败其业”为楚不可伐的理由之一(《左传·宣公十二年》)。秦景公时(公元前564年)子囊进谏不要联楚伐晋，其理由之一也是晋国“其士竞于教，其庶人力于农穑，商工皂隶不知迁业”，四民戮力，国内政治稳定(《左传·襄公九年》)。齐景公于公元前516年请教晏婴如何巩固统治，晏子回答是“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不失职)”，士农工商各守常业，就能维持统治秩序(《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可见商业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其盛衰和国家的强弱也正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