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传统文化与商人精神——值得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一节 立身处事,爱国敬业

在商人精神中首先应突出的一条是爱国,这是大节问题,是商人安身立命的第一要义。中国古代商德实以爱国主义为前提。“爱国”在传统的道德观中涉及“忠”、“节”二字,在古代,君主是国家的代表者,爱国与忠君往往融合在一起。忠就体现在有没有成仁取义的凛然大节上面。只要忠非愚忠,君非甚暗者,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作出奉献,而不惜牺牲一己的利益,这是一种令人景仰的高尚美德。

许多商人都具有传统的爱国美德。春秋时那位矫称君命犒师、智退来袭秦军的郑国商人弦高,树立了爱国商人的历史形象,堪称后世经商者的楷模。而活跃于明清时代的商人于此更有不俗的表现。

首先他们在开国之初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费了心出了力。如明初东自辽蓟,西至甘肃,修筑长城,驻军二三十万,需要借助商人输纳粮草等军用物资以补充军屯和税粮的不足,食盐的开中法——商人纳粮于边镇,给以盐引,在内地支盐行销即由此而设。山西、陕西商人积极参加开中,并实行“商屯”(就地屯田,产粮输边),对保障军需、开发边疆,提高新建的明王朝的国防力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春亲征蒙古族准噶尔部叛国首领噶尔丹,道远运粮,困难重重。山西介休商人范氏兄弟,力任挽输,以家财运饷,转辗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计(只及官运前值三分之一)。几次运粮中范氏兄弟并未由此发财,反而倒贴不少。运粮西征也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范氏的忠君与爱国是一致的。

商人的爱国行动还表现在保卫国土反侵略御外侮的斗争中。明代倭寇入侵东南,生灵涂炭,许多商人(以徽商为多)愤然奋起,尽力参加抗倭活动。他们捐巨资、募勇士、修城郭、守危堞,“以佐军兴,为士民先”,承担了保卫地方安全的重任。其为国分忧的美德也足以流芳后世。

敬业,落实到商业,应该是商人精神的第二条内容。“敬业乐群”语出《礼记·学记》,意思是专心学业、乐于与同学相切磋。敬业一词借用为重视并黾勉从事自己所分担的职业,对商人来说,其职业、本职工作就是商业。封建社会末期重商思想的昂扬,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项积极的合乎时宜的新内容,对商人来说,重商思想正是他们敬业思想的来源,使他们乐于并敏于投身到商业这个行业,而不再妄自菲薄。

于文化、思想上的影响之外,敬业思想的加强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如在山西,由于“土狭人满,田不足耕”,经商就成了安排剩余劳动力、解决生计民食的出路。随着重商立业观念和尊重商人风尚的形成,山西这个地方就有意识地培育了一支由优秀人才组成的晋商队伍。“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雍正时山西巡抚刘于义在奏折中语)就在这种环境下,山西商人养成了特别突出的敬业思想,他们从商不仅仅为了谋生、牟利,而且真正把商业当做一项有意义的事业来干。山西商人,“每挟资走四方”,有的人“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而转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城”。有的人更把势力伸展到日本。经营项目繁多,贸易规模巨大。万里行贾,习以为常,虽远往他乡,不以身家为念。这种“贸迁四方”的敬业精神可说是山西商帮的商人精神的主要表现之一。

在南方,徽商形成于“百货皆仰给于外”的皖南山区,地少人多的问题同样也迫使徽人走上出外经商的道路。晋徽两帮起家相仿,都大搞长途贩运活动,都于此高度发挥了他们的敬业崇商精神。敬业精神,对事业执着的追求,表现出惊人的顽强毅力,而不是浑水摸鱼,投机取利,把从商当作大捞一把的捷径,这样的商人,才是真正的有作为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