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古代科技的几项伟大发明的西传。

首先，是指南针的西传。至晚在公元前3世纪，中国已发现了磁石的吸铁功能。公元1世纪初，王充在《论衡》中指出了磁石的指极特性，发明了“司南”。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已记述了四种试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应用指南针。其中的水浮法，用磁针横贯灯芯草浮在水上，最早使用在航运业中。沈括的亲戚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追记了其父十一、十二世纪之交时在广州见到的中国海船：“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指南针应用在航海上的首次记录。公元1123年，徐兢奉使高丽，也见到使用指南针，“惟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诸蕃志》记载出入泉州的海舶，已有这样的评述：“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毫厘之差，生死系矣！”公元九、十世纪以后，中国商船经常出没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上。最早在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中国海员，在与自己的波斯、阿拉伯同行的交往中，将这一先进技术传播出去。有的中国海舶上甚至雇佣了阿拉伯等地的船长和水手，他们学习指南针技术就更直接、更便利。因而阿拉伯海员很快就掌握了航海罗盘导航的技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表示罗针方位的词：“Khann”，就是闽南话中罗针所示方向的“针”字。

航海罗盘的导航技术，在12世纪传入地中海，被意大利商船所采用。不久，英、法等水手也利用罗盘导航。英法等西欧民族，习于航海，对罗盘导航的兴趣极为浓厚。就现在所知，除中国以外，有关罗盘的记载，最早并非见于波斯和阿拉伯文献，而是英、法文献。1195年，英国的亚历山大·内卡姆在《论物质的本性》这部著作中，在欧洲首次论述了浮针导航技术。他提到的航海指南针最初也是用在阴沉的白天或黑暗的夜间，分辨航向。办法是用磁化的铁针或钢针，穿进麦管，浮在水面，用来指明北方。可见，最初传到欧洲的指南针，正是沈括所记述的水浮法的磁针。1205年左右，法国人乔奥·普罗旺斯提到罗盘。1219年，另一个法国人詹姆士·特维里，也提到东方的这种颇具实用价值的新发明。康丁普里的汤姆斯百科全书中也有一条浮针罗盘的记载。波斯人穆罕默德·奥菲编写的《故事大全》，讲述磁性的指南鱼，已是1230年左右的事。13世纪下半叶的一位阿拉伯作家记述说，当他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时，看见海员们借助磁针辨别方向，磁针一般是用木片或锡箔托浮在水面上。他还听海员们介绍说：航行在印度洋上的船长们不用这种木片托浮的指南针，而是用中空的磁铁制作一种磁鱼。磁鱼被投入水中之后浮在水面，头尾分别指示北方和南方。显然，这也是中国指南针西传的早期记载之一。指南针的传入欧洲，为欧洲日后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前提。

同指南针一样重要的，是印刷术的西传。大约在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公元7世纪40年代，玄奘大师印制普贤像，每年印数在万张以上。从9世纪开始，我国民间印书的风气渐开。著名诗人白居易等人的诗集，都在扬州、越州刊印。现在最早的印本书籍，就是868年王玠刻印的《金刚经》。

中国的雕版印刷品，自然引起了来华的波斯、阿拉伯等地人士的注意。这种先进的技术遂迅速西传。1880年在埃及法雍地区出土的大量纸张等文物中，发现了50件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文印刷品。经鉴定，这些印刷品的时间分属10世纪至14世纪。最早的一件，约在900年左右印制，内容是《古兰经》三十四章第一至第六节。所有上述印刷品都是伊斯兰教祈祷文或《古兰经》经文等。从外观上就可看出，这些印刷品同中国内地与新疆土鲁番出土的印刷品极为类似。本世纪50年代，在法雍又发现了30块镌刻阿拉伯文的木板。这些出土的木板，同中国的雕版完全相仿，连印刷的方法也同中国一样，在铺平的纸上使用刷帚蘸上油墨轻轻刷印，印成白底黑字或黑底白字，个别的甚至用红墨印刷。

在印刷术的西传中，阿拉伯人只是起了某种重要的中介作用。15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出现了最早的雕版书籍。威尼斯在15世纪下半叶成了欧洲的印刷中心，除印刷纸牌、圣像等小件印刷品外，也出版了许多的书籍。第一部用雕版印刷的阿拉伯文书籍便是在威尼斯印制的。1485年到1499年在威尼斯从事印刷出版业的亚历山大·帕格尼尼神父，主持出版了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流传到穆斯林世界各地。这部阿拉伯文书籍，完全像中国书籍一样，每页只印一面，用的是烟炱〔tai抬〕和胶水溶成的一种棕黄色油墨。非洲的基督徒也到意大利去印刷他们的经典。埃塞俄比亚的基督徒在罗马筹划出版《圣经》，并于1513年印制了《旧约》中的《诗篇》，1548年至1549年又印刷了《新约》。

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完成了印刷技术上的一次飞跃，对世界文化作出了又一重大贡献。中国印刷术的西传欧洲，对于日后欧洲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启蒙等文化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